编者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从以欧洲为中心转变为美苏两极对峙。传统的英、法等欧洲列强，虽已成为二流国家，但凭借一定的国力和外交经验，仍在战后的国际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其外交得失也经常得到史家的关注。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学术界初期较为重视美、苏两国的责任。自1980年代中期后，国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独特作用，这些研究从观点和内容上可归为三类。

一是强调英国的积极主动作用。认为英国工党政府在1946年上半年就已制定出冷战政策，它并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1]英国是美国发动冷战的“政治导师”，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在冷战开始后又成为冷战的“急先锋”；^[2]丘吉尔在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一直煽动美苏冲突，对美国发动冷战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3]

二是认为不能过分夸大英国的作用。虽然英国对推动美国政策转变和西方军事集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冷战起源中并非毫无作用的配角，但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它不具备影响全局的力量，冷战的基本进程取决于美、苏两个大国。^[4]无论是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真正的冷战政策。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5]

三是注意研究战后英国对苏政策的摇摆与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的推动机制。认为工党政府战后初期的对苏政策有个转变过程，即从决心维持英苏同盟关系，经短暂的左右摇摆迅速转向与苏全面冷战，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后衰落的英国经济和英国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政治上的反苏态度；^[6]英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罗伯茨于1946年初至1947年夏陆续发给外交部多份报告，阐述了苏联在原子能、德国、远东、中东、联合国等问题上的政策走向，以及苏联内政、文学艺术、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现状，这些电报的分析和建议，显著推动了外交部大幅度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步骤，加快了英国同苏联冷战对抗的进程。^[7]

本书无意介入这些争论，只是希望为相关研究提供些资料。原始资料利用上的困乏，几乎是国内研究英国与冷战起源问题的一个重要缺点。^[8]本书主要从英国解密档案中选取有关中英关系和英苏关系的档案共60件。在档案编选上，本书遵循如下原则。

（一）档案编号。档案左上角之档案编号为编者自拟，分别表明该档案的时间（8位编码）和整理档案时的流水号（5位编码），格式为：××××××××，YD×××××。

（二）档案标题。现标题为编者自行拟定。拟定标准主要是根据档案的类型；电报、信函、照会等标明收发者；谈话记录、备忘录等标明谈话双方；等等。

（三）档案时间。档案时间以原档生成的主日期为准，如电报正式发出时间。

（四）档案内容。一般照原文全文照录或照译。如下几点需做特别说明。

1.摘录与节译。部分档案内容涵盖广泛，原档案选编者可能只选取了一部分，本书中标为“摘录”；本书选编时只翻译部分时，以“节译”表示，并对省略未译的部分加省略号和注释说明。

2.英国档案的撰写者有其立场，部分档案对中国及其领导人时有蔑称或不正确的评判，在香港问题的立场上和涉台用语上与我们也不尽一致。为维持档案原貌，翻译时未加改动，希望读者阅读、使用时自行辨别。

3.整理中对原档案部分标点及数字进行了修订，以照顾中文的文法和阅读习惯。

（五）档案附件。原档案附件，根据内容重要性，适当加以收录；未收录的，也做注释予以说明。

（六）档案注释。档案注释有两种类型。一是原编者注，本书档案来自纸本出版物，对原编者的注释，适当予以选取，并以“——原编者注”加以标明。二是本书编者自己所加注释，以说明档案来源，介绍相关档案关系，对档案内容进行补充等。

此外，本资料集最后还制作了“参考文献”、“档案简目（档案编号序）”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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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34～41页。

[2] 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对苏政策看冷战的起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第2～9页。

[3] 席来旺：《丘吉尔与“冷战”起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107～110页。

[4] 司昆阳：《英国与冷战》，《西欧研究》1987年第3期，第7～13、53页。

[5] 李世安：《英国与冷战的起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38～51页。

[6] 叶江：《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与冷战起源（1945～1948）》，《史林》1991年第1期，第66～72页。

[7] 韩长青：《罗伯茨电报和英国对苏政策方针的转折（1946～1947）》，《历史教学》2008年第12期，第37～43页。

[8] 上面涉及的文章，除了极少数例外，很少利用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