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清朝前期政府在海疆治理问题上,经历了“开海—禁海—限海”的变动过程。在此期间,虽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海洋经济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并积极推动统治者采取一些积极的海洋管理措施,但总体而言,清前期的海疆政策依然带有浓厚的被动和消极色彩。即便在开海时期,沿海居民的海外活动也受到严格的管控制约,不但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了沉重负担,也从整体上制约着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海疆政策是长期坚持陆权战略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所具有的极强土地意识和自我封闭的特征,决定了政府以土地为中心的基本经济导向。在这种形势下,海洋商渔业在整体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对海洋的开发经营也很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虽然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清政府也会推行较为宽松的海洋政策,但在海疆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进而成为统治阶级政权的隐患时,原本开放的治疆观念便开始转向保守,最终导致海疆政策呈现出弛张更替的不稳定特征。
[1]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吕一燃:《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
[6]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7]叶萍:《明清海禁立法之比较》,《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2期。
[8]《明太祖实录》卷205。
[9]《清世祖实录》卷120。
[10]《清世祖实录》卷102。
[11]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1072页。
[12]麦应荣:《广州五县迁海事略》,出版社不详,1937,第3页。
[13]《清奏疏选汇》,谨陈攻守六要疏(顺治十一年)。
[14](清)江日升:《台湾外志》卷11,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
[15](清)江日升:《台湾外志》卷11,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
[16]《清世祖实录》卷92。
[17]《清奏疏选汇》,密陈靖海二策(顺治十七年)。
[18]《清奏疏选汇》,密陈靖海二策(顺治十七年)。
[19]《清圣祖实录》卷7。
[20]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1页。
[21]《皇朝经世文编》卷84《条陈闽省利害疏》。
[22]《皇朝经世文编》卷84《条陈闽省利害疏》,
[23]《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理财上》。
[24]《皇朝经世文编》卷26《请开海禁疏》。
[25]《皇朝经世文编》卷26《请开海禁疏》。
[26](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27](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5。
[28](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5。
[29]《四库全书》集部253,第1314册卷3,《条陈闽省利害疏》。
[30]《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2页。
[31]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第62页。
[32]刘奇俊:《清初开放海禁考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3]《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8页。
[34]《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15页。
[35]《清圣祖实录》卷116。
[36]《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55页。
[37]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38]《大清会典》卷100。
[39]王巨新:《清前期粤海关税则考》,《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第12页。
[40]王巨新:《清前期粤海关税则考》,《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第12页。
[41]侯吉昌:《西方列强在华海关税则制定权的获得——以两次鸦片战争为视角》,《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2]杨培娜:《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
[4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禁令一》。
[44]《清耆献类征选编》卷7。
[45]骆昭东:《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46]《清圣祖实录》卷270。
[47]《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4~2325页。
[48](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