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构边疆学中原理研究的几个前提
通观边疆研究在国内外的历史与现实，学术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研究概念和思想见解，在新的理念产生之后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再扩展边疆理论框架和丰富理论观点，最终建构出有别于前人的新理论与新的知识框架。笔者不揣简陋，提出一己孔见，请教于方家。
（一）对边疆理论研究整体状况的简析
国内的边疆理论现今存在着大致两分的情况。即随着近年来边疆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国内确实存在着“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仅仅从学理分析的角度看，这两者有着一定的共性，即对人类获取生存资源体现在地理因素上的现象都予以关注，同时对如何划分地理疆域与边疆的历史因素做出分析，而且都试图回答边疆形成的规律性问题；而两者的个性在于：“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排斥或缺乏哲学的思辨，不能自觉地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研究。而囿于各个学科背景研究者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研究，恪守着单个学科自身的逻辑演绎，使得边疆学抑或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未能得到长足进展。
由此，基于长期以来以人文地理内涵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边政等视域，将众多分散的单项研究依照原样归置起来，反复在原地深掘，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尽管邢玉林、马大正、周伟洲、方铁等多个学者早就提出了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倡议，但后来因为缺乏相应的方法论，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能解决如何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的跨通问题，至今都很难推动跨通研究，也难以形成学科体系，明显靠分科分头组合的现象更加突出。[2]
笔者认为，任何建构边疆学欲在学理上达于可靠程度的学者，必须认识并解决了“源理论”—“流理论”—“库理论”这个符合“形而上学”形成过程的问题[3]，才有可能真正地意识到仅仅靠着编排几个术语将文字串联后的办法，例如“边疆是对称的”“边疆是互动的”“边疆是生长的”，等等，其实是不能将边疆学原理确立起来的，甚至有可能对边疆学的原理研究形成扰动。纵观国内近二十年的建构“中国边疆学”活动，一直徘徊在单科门见里，未达于在综合（跨学科）的学理层次研究高度的症结，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分别列出，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人们依赖于自己学术研究起步的学科背景，取其某个时段的研究成果的结论，覆盖在一个命题上，试图论证出中国边疆学已经有原理的做法。这种局限在某个时段的边疆现象去探寻边疆学原理的做法，很有可能是难以实现真的突破的主要原因。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对于建构边疆学的学科体系是不能成立的。[4]无论是边疆史地研究，还是边疆政治研究，或者是边疆经济发展研究，乃至引入国外学界的边疆研究理论的观点，都很难做到将一个学术平台整合出能够跨通的边疆学科体系。这是需要在原理研究之中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二）对建构边疆学学术空间的探讨
当前在边疆学原理研究暨边疆学建构之中，可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在于需要对学术含义做具象与抽象的理解。而进一步抽象边疆研究的学术含义，其所包含的意义在于，边疆就是人类对各自划分疆域的认定与保有以及同时可以交互作用的边缘空间；换言之，“边疆”来自于人类群体活动疆域的（无论是陆疆海疆的还是天空太空的，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分割和再分割，即“疆域边缘”的划分与划定，在划分之中产生了“边疆”博弈的介入与反介入、认定与反认定等活动，在划定之后又产生了扩张与收缩、整固与分离等活动。这些活动即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治、社会治理等国家主体（乃至国际体系组织）的一系列行为。所谓边疆、边疆战略、边疆理论包括边疆学等概念，都来自于人类的这种实践活动。[5]这个实践活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亦即我们在研究之中包括对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边疆现象都要有研究，才能真正建构出边疆学的学科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边疆理论研究各个学派或者各个不同倾向性的研究者，如何拓展边疆学学术研究空间的问题已经浮出。
在此之中，确实存在着理性认识的划分与演进问题，即不同的理论或者各个研究者有着自己的问题域和靶域；将新旧边疆理论的问题域和靶域作对比研究，其实可以发现两者的通约性包容与不可通约的范围，即新的边疆理论可以涵盖旧的边疆理论体系所有涉及的研究范畴，而旧的边疆理论不能对新的边疆理论做出超过自己学科范式的学理阐释。这个现象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无须视而不见或予以否认。边疆研究的学术空间实际上有着对应和包容现象，关于新旧边疆理论研究的对应与包容性关系，笔者曾经发文做过如下总结（见图1）。[6]
图1 新旧边疆理论的问题域与靶域
图1的内涵，既是归纳的也是演绎的。其归纳在于可以简略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在边疆研究或广义边疆学的基本内容，其演绎在于也可以简略地看到在旧边疆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新边疆理论的研究趋势。归纳，包含了这个研究最基本的各种形式和形态；演绎，包含了这个研究中各种形式和形态今后的取向。换言之，图1中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建构边疆学的学术空间对于旧的边疆理论来说难以有更大的拓展，而建构边疆学体系的学术空间须在新边疆理论研究今后的发展中加以拓展。看到边疆学研究的这一前提，有助于我们今后在建构边疆学上做取舍。
（三）当前需要肯定的边疆学构建之指导性前提
进行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首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疆域和边疆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学说之中，有对国家领土的形成和边界的产生、对早先形形色色疆界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国家、民族发展内在原因导致疆域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思考，并没有过时，对我们今天认识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对国家边疆边界等客观事物的理解，包括在历史进程中如何进行边疆学的构建，都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7]其次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分析，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8]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包括对建构边疆学，绝不能忽视在世界体系（包括国际体系）分析之中具有大历史观的理论指导意义。
世界体系是指人类社会的国家组织形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诸多结构单位的最大聚合体。作为人类历史上产生的社会组织，会随着人的繁衍和社会的组织化一直不断变化着，产生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政治行为，并通过国家疆域和疆域边缘的变化，体现为国家的边疆现象；与此同时，在各国相互的关系之中体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心的转移，彼此影响各国的地位发生变化。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项社科理论成果。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相吻合，这使得我们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视域进行边疆研究，从构成国际关系的无数事件中抽取揭示体系存在的结构模式和变迁机制，以及看待这个体系对各国边疆实践活动的巨大影响。由于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和国家学说有着理论的同源性[9]，可以揭示国家边疆与国家形态作为客观事物，都必然有着产生、成长、式微、消解、衰亡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的边疆时空构成上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由此，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边疆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还必须具有时间性。这对于建构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包括原理研究，构成了一个指导性的前提。
（四）对边疆学原理研究需要有审慎的态度
提出边疆学的原理研究，无疑是建构边疆学的基础性工作。如何将原理研究做出恰当的设置，是一个不可不提的前提。原理研究不等于已经分析出什么是边疆学的原理，而阐释原理也不等于学科的原理研究，前者为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得出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在实践中反复得到证实，乃为规律性的认识；后者是为了找出原理或提出原理的一种门径方法论，甚或是依靠理性认知为今后提出原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再回到理论上进行修正和完善的前置性工作。犹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段与形态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系列学理研究、对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发展认识等基础研究上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原理又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成为规律性认识，人们才谓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量的研究，其基本原理是不能被后人认识并提出的。以此类推，边疆学原理与其原理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应该是先有大量的研究，其后才有原理的提出。在边疆学的建构上，必须体现规律性的认识，边疆学的原理研究和原理阐释应当符合学科建设的规律。[10]退一步讲，即使是从学科建构的角度看，原理与原理研究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一个是成熟状态或至少是趋于成熟的理论，一个是对事物的原理如何分析和构建的进行时态的工作。在未完成原理研究并通过实践检验之前，就提出一个“边疆学原理”或“中国边疆学原理”的主观行为，即使是仅从学理检验的角度看，也是不恰当的。这需要我们在研究前、研究中和研究之后，都要有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和符合规范的学术道德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