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毕加索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
毕加索
一切都始于那个巨人钻出魔力奶瓶的时刻。他问我更喜欢哪个: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两者他都可以满足我,但是,他警告我,只能二选一。对此,我必须好好想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迫使自己好好想想。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贪婪的傻瓜因轻率而受罚的故事,以至于你会觉得,这种好事不可能是真的。也没有记录或确定的先例可供参考,因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或笑话中,所以从未有人真的去仔细想过;而且故事里总有陷阱,否则就不好玩了,也就没故事了。但在某些时候,我们全都暗地里想象过。我已经全想好了,只不过我想的是那种经典的“三个愿望”。而这个巨人给我的选择是如此出乎意料,其中的选项又如此明确,因此我怎么说也要掂量一番。
这是个怪异的选择,但又并非不合时宜;事实上,它出现得恰到好处。我正要离开毕加索博物馆,满怀狂喜和无限敬仰,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或者说任何哪两样东西,比它们更具诱惑力。其实那时我还没离开博物馆。我正在花园里,坐在其中一张露天的桌子边,我刚去咖啡厅买了一小瓶到处都能看见游客在喝的魔力奶。那是个(这是个)完美的秋日下午:光线柔和,空气温爽,离暮色降临还有段时间。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想做点笔记,但最终什么都没写。
我试着整理思路。我默默重复巨人说的话: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谁不想拥有一幅毕加索?谁能拒绝像那样的礼物?但另一方面,谁不想成为毕加索?现代历史上还有比他更令人羡慕的命运吗?哪怕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也无法与他所拥有的相比,因为那些权力可以被战争或政治事件抹除,而毕加索的力量,超越了任何总统或国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选择第二项,因为它已经包含了第一项,这不仅是因为毕加索可以画出所有他喜欢的作品,还因为众所周知,他保留了大量自己的画作,包括一些最好的作品(我刚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就是由他的私人收藏构成的),而且晚年时期的他,甚至还买回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售出的作品。
变成毕加索的优点当然还不只如此,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成为”要远远超过“拥有”,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千变万化的创造之乐,一直绵延到不可思议的天边。“成为毕加索”,活生生的毕加索,不管真正的他到底是怎样,意味着成为一个“超级毕加索”,一个能制造加倍魔法和奇迹的毕加索。但我有自知之明(用法语说就是“Je m'y connais-sais en fait de génies”——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我能感到或者猜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很多理由能让人犹豫,甚至被吓得缩回去。一个人要变成其他人,首先必须不再是自己,而没人会乐意接受这种放弃。这并不是说我自认为比毕加索更重要,或更健康,或在面对生活时心态更好。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我是从各种传记上看到的——但还没有像我这么不稳定,因此如果变成他,我就要将自己的精神健康状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然而,受惠于长期以来的耐心努力,我已经学会了与自己的神经质、恐惧、焦虑,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做到将它们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权宜之计能否解决毕加索的问题就无法保证了。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推论,虽然我并没有付诸言语;那只是一系列的直觉。
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极端个案,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这位马拉加[1]的大师,还包括我们所崇拜、景仰、研究的每个艺术家。这一问题既超越了毕加索,又仍在他之内。身份认同是那种不能一概而论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作为一种概念的身份认同,只有与某个特定的、这个或那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如果这个人是毕加索,像这里所说的,那么就别无他人。概念自己颠覆了自己,就像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么说很笨拙),那并不是“认同毕加索的身份”,而是“毕加索化的身份认同”。
很少有哪个人能激发出如此多的写作;每个与毕加索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一份证词,一则逸事,或一幅人物速写。你几乎难免会发现某个共同点。比如,我曾经读到他有行为障碍问题。他看见一张纸掉在工作室的地上,让他很烦,但他却没法把纸捡起来,于是那张纸就会在那儿放好几个月。完全同样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仿佛某种小小的、无法理解的禁忌,一种意志上的瘫痪,让我——无期限地——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毕加索用他狂热的高产克服了这一点,似乎通过一幅接一幅地作画,他就能让那张纸自己飞回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定无疑的是贯穿他所有变形期持续不断的高产。作为画家,毕加索是唯一的毕加索,因此如果我是毕加索,我就可以画出所有我喜欢的毕加索,然后把它们卖掉,变得有钱,而且如果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被这种生活困住了,我也许还可以停止扮演毕加索(因为如今这个时代钱是万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成为”这一选择包含了“拥有”。
毕加索有次说:“我很乐意像个穷人那样平静地生活,只要有很多钱。”撇开贫穷毫无问题这一骗人的信念不谈,这句感慨还是有点奇怪:这样说时他已经很有钱了,非常有钱。但还不会像今天——在他死了三十年后——这么有钱,鉴于他画作价格的提升。每个人都知道画家必须要死,从而停止创作,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所以在“成为毕加索”和“拥有一幅毕加索”之间,正如在生与死之间,有一道经济上的鸿沟。至于平静地生活,且不说他那句话暗藏机巧,倒是很适用我被巨人置于的这一境况;它是超越死亡的一道讯息,让我认识到自己最向往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平静的、没有问题的生活。
就目前的价格,以及我相对平庸的志向而言,单单一幅毕加索就足以让我致富,使我过上平静的生活,写我的小说,放放松,读读书……我决心已定。我要一幅毕加索。
这一想法刚在我脑中成形,一幅画便出现在桌上。谁也没注意到,先前坐在相邻几桌的人,那时都已经起身走了,其他人都背对着我,包括咖啡厅的侍者。我屏住呼吸,心想:它是我的了。
它灿烂夺目:一幅中等大小、三十年代的毕加索油画。我久久凝视着它。初看它像一团杂乱变形的人影,一堆叠加的线条及狂野但不失和谐的色彩。然后我开始觉察到有美丽的不对称性跳出来扑向观者,然后又躲起来,然后又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再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它的厚涂法和用笔(它是一次性画成的)显示了大师级的自信,而这只有通过无意识的精湛技巧才能达到。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最初是一朵花,一朵深红的玫瑰,花瓣从多重的立体派平面中浮现出来;面对着它,如同一种镜像,是朵纯白的茉莉,以文艺复兴的风格画成,除了藤蔓的直角形螺旋。两朵花之间的部分填满了小小的蛇人和羊人,穿着紧身上衣和马裤,或者盔甲,戴着饰有羽毛的帽子,或者顶着小丑帽和铃铛;还有一些是裸体,类似侏儒,留着胡子,人物与地面相互碰撞,典型的毕加索风格。统领着这幅宫廷场景的,是一个想必应该是——根据她的王冠判断——女王的人物:一个丑陋而衰弱的女王,像个毁坏的玩具。扭曲变形的女性身体,作为毕加索的标志之一,从未被运用到如此极致。腿和胳膊胡乱地从她身上戳出来,肚脐和鼻子越过她的背部互相追逐,假想的身躯被她衣服上多彩的绸缎镶嵌着,还有一只脚,装在一个巨大的高跟鞋里,高指向天空……
突然,整个故事都自动显现在我面前。我正在观看的,是对一则传统西班牙寓言的图解,更确切地说,是一则笑话,那种最古老和幼稚的笑话;它想必来自毕加索的童年时期。那个笑话讲的是一位瘸脚女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疾,而她的臣民又不敢告诉她。内务大臣最终想了个点子,可以巧妙地让她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他组织了一场花卉竞赛,王国里所有园丁都要拿出各自最好品种的花朵来参赛。一组专家评审团将入围者缩至了两个:一株玫瑰和一株茉莉。最终结果,选择谁为获胜花卉,将由女王决定。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上,全体朝臣列席左右,内务大臣将两株花放到王位前,然后,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对他的君主说:“Su Majestad, escoja”的意思是西班牙语“陛下,请选择”的意思,但如果把最后一个词破开读,意思也可以是:“陛下是瘸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口吻被形象地表现出来,通过那群色彩斑斓目瞪口呆的侍臣,通过矮壮的内务大臣举起他的食指(它比他其余的部分都大),而最主要的,是通过王后,她由如此多纵横交错的平面构成,看上去就像是从一副折过一百遍的扑克牌中抽出来的,并驳倒了那个确凿的真理,即一张纸对半折的次数最多不可能超过九次。
这则寓言有好几个奇特之处,而毕加索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决定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首先,主人公瘸腿却不自知。人们有可能对自身的很多事情无从知晓(比如,就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天才),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连“自己是瘸子”这么明显的生理缺陷都意识不到。也许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君王地位,这独一无二的身份,使她无法以正常的生理标准来评判自己。
独一无二,正如世上也只有一个毕加索。这里有某种自传性,关于绘画,关于灵感,这个灵感源自一个幼稚的笑话,而这个笑话他想必是从父母或同学那儿听来的,甚至它也是关于对其母语的含蓄运用,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这个笑话就毫无意义,也不好笑了。创作这幅画时毕加索已经在法国待了三十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点奇怪,他竟会借助西班牙语作为解读其作品的密钥,否则这幅画就无法理解。也许西班牙内战重新激起了他内心的爱国热情,而这幅画就是他对因战火而四分五裂的家乡的一种秘密致敬。也可能,这跟之前的假设并不矛盾,这幅作品的根源在于一种童年记忆,当他的艺术达到某种充分的力度和自由时,这份记忆就成了一种要偿还的债。毕竟,到了三十年代,毕加索已被公认是画不对称女人的大师:通过一种语言学上的绕弯子来使一幅图像的解读复杂化,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扭曲变形,而为了突出他赋予这种手法的重要性,他选择了将其安放到一位女王身上。
还有第三种假设,跟头两个假设不在同一层面,它强调的是这幅画的神奇来源。直到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它的奥妙,它的秘密,一直以来都尘封不动,直到它在我——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一个热爱杜尚和鲁塞尔[2]的阿根廷作家——面前显形。
无论如何,这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即使对一个视奇异为常规的艺术家的作品而言,它也仍然是奇异的;它几乎不可能不拍出一个创纪录的高价。在开始对未来美景进行习惯性的幻想之前,我又多花了点时间思考这幅杰作。我露出笑容。这歪歪扭扭的小女王,必须从一堆乱糟糟的肢体中把她重新组合起来,看上去还挺动人,她那松饼般的脸(如果你能找到),她那金色巧克力包装纸的王冠,她那木偶似的双手。她是一片无中心空间的中心。她的那些随从,一群名副其实的绘画奇迹,正在等待她的决定;花朵凋零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但对她来说,这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个领会的瞬间、一个最终的顿悟——揭开一生的假象。
这则笑话还可以设想出一个更残酷的版本:女王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瘸子(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但出于礼貌她无法提及这个她宁愿回避的话题。一天,她的大臣们互相挑衅,当面对她说出了真相。这或许更符合实际,但却并非这幅画的本意。没人会将女王当成笑料;没人会拿她取乐。臣民都爱戴她,希望她知道真相。在表面信息(“选择”)之下的隐藏信息(“瘸子”),是特意献给她的:她会听到,然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她行走时世界会摇晃,为什么她衣服的褶边都要裁成斜线,以及为什么每次下楼梯,侍从长都要冲过来送上他的胳膊。他们借助了花的语言,那是传达爱意的永恒手段。她必须选出王国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我也不得不在巨人提供的两个礼物中做出选择……
就在那一刻,我也恍然大悟,笑容僵在我脸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现在我想到了。如同在噩梦中一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赫然耸现,将我吞入焦虑之中。我仍然身处博物馆内:迟早我都必须离开;我作为富人的生活只能在外面开始。而我又怎能胳膊下夹着幅毕加索离开毕加索博物馆呢?
2006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