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葛浩文的翻译生涯自1974年起，迄今已有四十余年，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面世（1978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里，葛浩文翻译的作品较杂，散见于《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亚太季刊》《译丛》（Renditions）等（详见“附录一 葛浩文译作年表”）。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到2000年，其中部分发表于期刊，有些收录在《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更多的则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这个阶段的葛浩文既翻译大陆文学作品，也翻译台湾文学作品。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他相当高产的一段时间（详见“附录一 葛浩文译作年表”）。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至今，是葛浩文翻译思想和翻译风格都逐渐成熟并渐至顶峰的阶段（详见“附录一 葛浩文译作年表”）。

2.2.1 葛浩文译介中国文学的早期阶段

葛浩文译介中国文学的早期阶段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到1981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文化出现了解冻。中国新时期的文学预示、表现、甚至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大约同时间的中国台湾地区也发生了巨变。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蒋介石统治时期的政治禁令部分被解除，台湾的文学也兴旺起来，挑战了上一代人的正统意识形态。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随着戒严的逐渐放松，台湾的文学和电影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赢得声誉。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在这个阶段也相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渐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欧美各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更进一步了。葛浩文等一批翻译家和汉学家正是在这个时间里逐渐加快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葛浩文的翻译以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为主，台湾作家的小说为辅。但他的早期翻译作品中，既有台湾作家，如黄春明、陈若曦、李昂，也有大陆作家，如杨绛、汪曾祺等；除了当代作家外，也有现代作家如萧红、巴金、端木蕻良等。

葛浩文最初的翻译似乎偏爱女作家，最早翻译的十部作品中，除了黄春明和端木蕻良外，都是女性作者，包括萧红、杨绛、陈若曦、李昂，当然此时他最钟爱的是萧红。在最初翻译的著作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李昂的《杀夫》。

由于《杀夫》这个题目过于血腥和暴力，葛浩文在翻译书名时做了大胆的改动，译为“The Butcher's Wife”（直译为“屠夫的妻子”），这一改动显得更含蓄些。葛浩文不仅翻译了李昂的作品，也撰文对李昂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性与社会：李昂的创作》一文中，葛浩文详细介绍了女作家李昂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品中大量涉及性内容的心理机制，并充分肯定了作者正是由于“这种对于个人情感的深度探索”，而不是别的什么，“才使李昂成为台湾最大胆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葛浩文，2014b：168）

《杀夫》的出版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洛杉矶时报》很快发表了书评，称该作是“描写关于被男人压迫的女性的作品中，或者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中被扼杀的无助的牺牲品的作品中是最卑劣的也是最恐怖的一本小说”。（蒋书丽，2014：71）

在早期阶段里，葛浩文最勤奋的一年是1990年，共计有五部译著面世，包括白先勇的《孽子》、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艾蓓的《红藤绿地母》、阿成的《炊烟》以及谢丰丞的《少年维特的身后》，从中不难看出，葛浩文在选择书目上还比较盲目，有时十分被动。上述几部作品，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可以说，他没能抓住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如反思文学作品《绿化树》《芙蓉镇》，改革文学作品《乔厂长上任记》《浮躁》等，也没能抓住当时的主要作家如阿城、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贾平凹等。如今回头看，葛浩文错过了90年代前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所幸之后葛浩文的翻译选择渐入佳境，基本上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引领潮流的一些代表作家。

这一阶段的葛浩文，除了翻译中国作品外，还在《笔会季刊》《亚太季刊》等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在学术集会上发表演讲，阐述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向不熟悉中国文学的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

自1978年至1990年，葛浩文正值壮年，不管是翻译、编辑还是撰文介绍、评价，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介绍都不遗余力。他主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同时也介绍古典文学作品；他不仅译介中国作家的作品，对其他译者的译作，或是其他研究者研究的成果也有独到的评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走向的总结和预测、对台湾乡土文学的研究、对东北作家群的关注等逐渐形成了他的研究方向。这个阶段葛浩文的主要译作还集中在台湾文学，对大陆文学没有太多关注。究其原因，葛浩文曾在一次访谈录中提及：“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作品比较带有国际性，不是那么狭隘地只写台湾”，“而那时候的大陆作家，只写大陆，大陆背景、大陆思想、大陆故事，所以那时候大陆的作品，我就不怎么喜欢”（葛浩文、季进，2009）。当然，除译介台湾文学外，萧红是他永恒的主题。

2.2.2 葛浩文译介中国文学的第二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陆与国外的交流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9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震惊了世界。世界开始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欧美学界对中国打量着，揣度着，也审视着。

在1991—2000年这一阶段里，葛浩文接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家，共计翻译出版了15部作品，其中台湾作家较少，只有王祯和、朱天文、袁琼琼、潘人木和他后来的夫人林丽君，其余多为大陆当代文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王朔、贾平凹、古华、李锐、苏童、虹影、马波（老鬼）、莫言、刘心武等人。

1991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贾平凹的《浮躁》。它的出版，得到了美国汉学家王德威的关注，并于次年在《今日中国文学》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对译者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对原作的改编使译作更具可读性，甚至认为“《浮躁》也是一个译者似乎比作者更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的译作。”（蒋书丽，2014：71）

1993年，葛浩文第一次翻译了莫言的著作。葛浩文读过《红高粱》后，深受吸引并且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感觉那才是他要翻译的作品，于是立即跟莫言取得了联系。该作的翻译开启了葛浩文和莫言长达二十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为莫言最终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立下汗马功劳。

在这一年，葛浩文还译完了刘恒的《黑的雪》，尽管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年度最优秀的作品（共5部）和年度西方翻译笔会最佳作品，但在评论界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95年，葛浩文完成了马波（笔名“老鬼”）的《血色黄昏》、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苏童的《米》等作品的翻译。《天堂蒜薹之歌》翻译出版之后，同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题为“你几乎感觉到的乡村中国的‘二十二条军规’”，作者评价莫言为中国重要的作家，其作品带有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特点。在评论者眼里，这个所谓的“天堂”，“简言之，就是一个爱和成功沦为算计和腐败的牺牲品的地方。人们争吵，流血，卑躬屈膝。小说里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到处散发着臭味，到处是老鼠、虱子和蛆虫的腐尸的世界里，到处是混合着血液和尿液的气味，大蒜酸腐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也弥漫在农民的呼吸里。”（蒋书丽，2014：72）

除了1996年完成古华的《贞女》译作外，直至2000年，葛浩文以每年译两部的速度匀速进展。1997年，翻译出版了李锐《旧址》和王朔《玩的就是心跳》；1998年出版的是虹影《饥饿的女儿》和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1999年，朱天文《荒人笔记》（与林丽君合译）和巴金《第四病室》（与孔海立合译）；2000年，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和莫言《酒国》。这其中，改动较大的就是将虹影《饥饿的女儿》译为“Daughter of the River”，意为“河流的女儿”。从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择，不难看出葛浩文的翻译雄心，他既关注着大陆，也关注着台湾；既关注着当代中国文学，也关注着现代中国文学。

1991年到2000年，葛浩文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译作品上。但同时，他还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1991年10月，葛浩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写作”（Contemporary Writing），旨在向公众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1992年，他在《世界与我》（The World & I）上发表《英雄与恶棍》（Of Heroes and Bastards）一文。同年，他在《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上发表了对瓦格纳（Rudolf Wagner）的著作《当代中国戏剧》（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 Four Studies）的评论，认为瓦格纳“可以将隐晦的文学文本当成透视的棱镜，折射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观察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1993年6月14日，葛浩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讲演，题为“肮脏的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依然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真知灼见。同年9月5日，他又在《洛杉矶时报》评论版发表《不安分的年轻人》（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借用了一部自1973年就开始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剧名，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印象。1994年，葛浩文在堪萨斯大学发表题为“当代中文写作”的讲演，同年，在《世界与我》上发表《这是谁的白日梦？》，并在《新亚洲评论》（New Asia Review）夏季号上发表书评《不同深浅的红：政治苦难回忆录》，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进行介绍梳理。1995年1月2日、3日，葛浩文分别在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发表题为“我为何恨亚瑟·韦利”（Why I Hate Arthur Waley）的讲演。当然葛浩文并不是真的恨亚瑟·韦利，“不过是对韦利的翻译与写作感到惊奇、崇拜、妒忌”（史国强，2013：114）。讲演中，葛浩文讨论了翻译的性质、译者的作用、译者的地位、如何翻译才能有效地传递原著的文化等学术话题。2000年，葛浩文还在《翻译评论》第59期上发表了《论巧妇与无米之炊：当代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特点与展望》（“Of Silk Purses and Sows'Ears: 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West”），介绍了当代中国小说在西方的译介情况，并对中国小说在西方的传播做了分析和预测。

在第二个阶段中，葛浩文对翻译文学作品更加钟情，也更加得心应手。已届花甲之年的他，在翻译的园地里长耕不懈，硕果累累。

2.2.3 葛浩文译介中国文学的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葛浩文的翻译仍然保持着每年两三部的进度。2001年，分别翻译出版了黄春明的小说集《苹果的味道》、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和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苹果的味道》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原书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溺死一只老猫》。黄春明和刘恒都没有引起评论界太大的反响和关注，而莫言则一如既往地吸引着评论界的目光。《纽约时报》《亚洲书评》和《出版者周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对莫言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甚至将其比作中国的卡夫卡，认为他“具有多重视角检视中国的能力，其在小说中创造出了《变形记》般的奇异的变化，刺激了麻木的官僚主义和冷漠的现代政府。”（蒋书丽，2014：73）

2002年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翻译出版，为葛浩文获得了该年度的桐山奖和《洛杉矶时报》最佳图书奖。2002年4月1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长篇书评。作者称赞阿来不仅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虚构世界，也生动刻画了生活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这是一部关于西藏少数民族部落在1949年前后变化的宏大作品，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2003年，葛浩文翻译了李永平的《吉陵春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一些评论界的关注。2004年，他翻译出版了80后大陆女作家春树的《北京娃娃》，评论者将该作与卫慧的《上海宝贝》一起进行了批评。

2004年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丰乳肥臀》。葛浩文在书的导言中写道：“《丰乳肥臀》是一场奢侈的文学盛宴，书名简单却直接。莫言用他无所畏惧的毅力和热情，叙述了中国社会20世纪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并评价这本书是“独具莫言特色的文学巨著。”

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一位重要的评论者的关注，即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厄普代克在2005年5月9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苦竹》，认为莫言“借助残忍的事件、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崇拜、自然描述及意境深远的隐喻，构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平台”。（约翰·厄普代克，2005：39）厄普代克并不同意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看到了人性的退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萎缩，而旨在引起注意”的评论，认为作品中充满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从而使作者在“道德上的冒险”成为一个失败。（约翰·厄普代克，2005：41）

2005年，除了翻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外，葛浩文还翻译出版了另外两部作品：萧红的《染布匠的女儿：萧红小说选》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可惜两部作品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响。

2007至2008年，葛浩文共有六部译著出版。2007年出版的分别是朱天心的《古都》、苏童的《碧奴》和毕飞宇的《青衣》。尽管这三部作品在汉语界口碑不错，但在英语界却反响平平。而2008年出版的三部译作（莫言的《生死疲劳》、姜戎的《狼图腾》和张炜的《古船》）则可以说部部是经典。莫言的《生死疲劳》获得了该年度第一届纽曼文学奖。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再生》，赞扬该小说就像一部纪录片，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但同时也指出该书显得粗糙、猥亵和滑稽，因为书中充盈着大量的对乡村政治和乡村性活动的描写。

《狼图腾》在美国的反响也很大。相对来说，《古船》的反响就有些平淡，仅在《出版者周刊》上出现了简短评论。

2009年，葛浩文出版的译著是他和孔海立合译的《鴜鹭湖的忧郁》，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响。这是端木蕻良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旧作，描绘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平原上悲壮、凄凉的画卷。

2010年，葛浩文共有四部译著出版，分别是：莫言的《变》、苏童的《河岸》、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毕飞宇的《玉米》。《玉米》和《河岸》分别获得了2009、2010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四部作品中反响最热烈的是毕飞宇的《玉米》，2010年8月9日的《独立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这个叙述三姐妹在‘文革’结束后的奋斗故事，既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寓言，也表明了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指出，作者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的精神是复杂的，其真正的寓意也在于中国的觉醒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蒋书丽，2014：74）2010年8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则认为，“尽管该小说分量不重，但对西方读者是有用和教育意义的，因为它以一种可感知的人类术语记载了中国妇女的低价值以及乡村和城市的深深割裂。”（同上）

2011到2013年，葛浩文翻译了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的英语首席译者葛浩文当然功不可没，同时，世界对葛浩文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2014年到2018年，葛浩文又陆续翻译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的《推拿》、贾平凹的《废都》、萧红的《马伯乐》等多部作品。

2001年，葛浩文63岁。自此开始的第三阶段中，葛浩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渐渐稀少，演讲逐渐增多。2001年，葛浩文在丹佛先后发表了《好，一次诺贝尔奖。那又怎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思考》（“Okay, a Nobel Prize. Now What?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和《为什么中国小说在美国不好卖，为什么这可能有所改变》（“Why Chinese Fiction Doesn't Sell Well in America and Why That Might Be Changing”）等演讲。在前一个演讲中，他对高行健的获奖进行了评论，并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忧虑。同年夏，在悉尼作家节发表讲演，题为《译者所需》（“What the Translator Needs”），提及了他对翻译的见解。

2008年11月14日，葛浩文在美国特拉华大学讲演，题为《一个文本，两个作者》（“One Text, Two Writers”），依然是阐述他对翻译的理解。之后，虽已年过七旬，他的精力依然充沛，足迹常常踏及大陆和港澳台，参加学术讨论，在各地演讲，为他喜爱的中国文学的推介不遗余力。

在第三阶段中，除发表演讲外，葛浩文的学术论文也时而见诸报刊。2001年3月16日，他在《时代高教副刊》（伦敦）（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发表《学院精明的决定，还是故意挑衅中国？》（Astute Decision by the Academy or Deliberate Provocation of China？）。2000年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移居法国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葛浩文在文章中谈及了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分析了文学院为何将此奖颁给高行健，同时对高行健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评价。

2002年，葛浩文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我的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讨论翻译的性质、译者与作者的关系。2003年，他在《译丛经验》（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上撰文《对我来说，不过是二十八年》，概述了他自博士毕业之后，从事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点滴。

2014年《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开设了《葛浩文研究专辑》，其中收录了由葛浩文撰文、王宇弘翻译的《评〈叙述中国：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对王一燕的著作《叙述中国：贾平凹的小说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期该刊还发表了葛浩文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潘佳宁译），文中指出，“尽管翻译过程存在着种种风险，尽管中国文学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可见他对中国文学在国外传播所持的乐观态度。此外，2014年《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上刊出了史国强翻译的一篇葛浩文曾在《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1年第1卷第1期上刊登的旧文《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风趣的葛浩文在这篇文章中化身为两个人：葛浩文和浩文葛，一问一答，谈起自己对三十年多来翻译生涯的种种感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回答了他想回答的诸多关于他翻译的问题，解释了一些外界对他长期以来常常提出的疑问，也借此机会为自己正名。

这段时间里，葛浩文还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对萧红的研究。2011年，《文艺争鸣·纪念萧红诞辰百年特别奉献专辑》上发表了张莉对葛浩文的访谈，题为《“持久力”和“亲切感”——两代研究者关于萧红的对谈》，再次谈及对萧红几部主要作品的理解，也论及萧红和鲁迅、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关系，并在访谈最后表达了对萧红永远的怀念。同样是在2011年，葛浩文又在《北方文学》纪念萧红专号上发表论文《阿Q与马伯乐》，将鲁迅作品中的阿Q与萧红作品中的马伯乐进行比较，并于当年的《北方文学》8月号上撰文《萧红与阿Q》，再次提及萧红作品中的阿Q们：“阿Q以马伯乐再度出现于现代小说世界时，他身边多了许多与阿Q类似的人物，包括投机客，机会主义的基督徒，蛮横无理的商人，面目不清的外国殖民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同时，葛浩文也提起他的愿望：完成萧红的《马伯乐》三部曲翻译。他在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在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最被广泛欣赏讨论的作家之一的作品上投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与精力，如果能完成她的《马伯乐》三部曲，这将会是我个人学术研究与翻译工作的一个高峰。”他的这部新作已与他译的《马伯乐》前两部一起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