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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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择新法（1102—1108）

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

——1106年徽宗的诏书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通常将宋朝视为一个帝王与文人精英都获得了更多权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皇帝变得更加独裁，他们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下属官员的授权也更少。同时，通过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获得晋升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都在儒家的重振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在刘子健（James Liu）看来，统治者的独裁和官员的党争在相互作用下不断加剧：“官僚机构中的权力之争越是激烈，他们可能就越是要依赖于皇帝的支持，或是被宫廷内皇帝身边的人玩弄于股掌，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独裁主义的滋生，无论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为环境所迫。”James T.C.Liu（刘子健）,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0．另参见James Liu, “An Administrative Cycl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ase of Northern Sung Empero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no.2, 1962, p. 145。他认为，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持异议者的镇压：“当独裁者或成为独裁者代理人的某位显赫大臣手握大权，开始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官员、已不在官僚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以及表达强烈信念的学者，这时独裁主义就升级为专制主义。”James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 lectual-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质疑宋朝皇帝是独裁者这一观点。王瑞来强调了政府体制可能对皇帝权力产生限制的方式，皇帝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拥有的更多是象征性的权力，而非管理实权。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144—160页。《宋代の皇帝權力と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徽宗と蔡京——權力の絡み合い》，《アジア游学》第64号，2004年，33—44页。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包括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载漆侠、王天顺主编《宋代研究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61—78页；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桦山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の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305—326页。另参见Peter Bol（包弼德），“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1, 2001, pp. 103-34; “Emperor Can Claim Antiquity Too—Emperorship and Autocracy under the New Policies.”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ia Center, 2006, pp. 173-205。思想史家认为，宋代儒学并没有给皇帝的专制权力提供什么依据，而是捍卫了读书人的至高无上；真理的权威只存在于儒家经典中，士大夫阶层才是传统经典的权威解释者，而不是皇帝。因此，在这一时期，很多儒家话语中都能看到限制皇权的思想。Anthony William Sariti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su-ma Kuang: Bureaucratic Absolut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9. Alan Wood, Limits to Autocracy: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o A Doctrine of Political Righ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Robert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Introduction.” In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edited by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43, 45．关于不同的观点，参见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pp. 14-15。

那么，徽宗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与宋太宗、宋神宗和宋孝宗这些努力巩固加强皇权的皇帝不同，徽宗并未被视为宋朝最强势的皇帝之一。然而，蔡京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显然应被归为独裁者。蔡京在政府掌权时间超过十五年之久，在打压异议者方面成效尤为显著。从1102年到1104年，他公布了一系列黑名单，最后将309名官员列为奸党。名单上的官员如果已经去世，会被剥夺谥号；如果尚且在世，则要贬逐出京，而且没有资格再进入官府任职。对于保守派而言，这种做法非常过分，已超出可接受的政治行为范畴。

本章将直接面对独裁的问题。我们将仔细审视蔡京在任期前几年采取的措施，尤其那些可以被认为是加强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权力的措施。除了开列黑名单，他采取的措施还包括扩大政府的学校制度，目的是加强思想意识的一致，建议皇帝下达御笔手诏，而不是由大臣代为处理。

如果仔细分析，徽宗的例子似乎支持了一种观点，即皇帝采取独裁行动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无论徽宗多么希望自己的命令被服从，但他发现，通过发布命令就能够实现的目标是极其有限的，哪怕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目标。他希望明确列出不希望留在自己政府中的官员，但这些努力基本上事与愿违。在发布最终黑名单后不到一年，徽宗就开始逐步取消正式制裁。士大夫精英阶层从未丧失过质疑皇帝决定的能力，事实上，正是他们迫使皇帝做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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