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示警

徽宗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建议。大臣们可以说，他们听到了关于徽宗做了某事的谣传，但他们并不相信皇上真的做过，以此来间接地批评徽宗。正如本章开头的题词中所示，江公望就是使用这种策略批评了狩猎的问题。显然，像徽宗这样恪于职守的统治者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猎杀鸟兽上面。在江公望看来，狩猎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为祭祀祖先获取一些肉食。他还提出了两条反对狩猎的理由：第一，这件事很危险；第二，这件事也很昂贵，因为一旦有人捕获了一只鸟，皇帝就得进行赏赐。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于那些通过艰辛劳作为朝廷提供资金的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的。最后，他在奏疏中鼓励徽宗畋猎于“仁义之场”，游观于“六经之囿”。由于儒家自古以来一直反对皇家狩猎，徽宗也许并没有把江公望的奏疏太放在心上。

徽宗在位最初两年半里收到的措辞最为强烈的奏疏，是根据天象示警危言耸听地进谏重新考虑官员任命等决定。在这一点上，上疏者继承了周朝和汉朝以来的悠久传统，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天象异常的替罪羊。批评者及皇帝做出回应时使用的语言都有固定的模式，但这也不会阻止各个派系利用这些征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些征兆之上。按照要求，徽宗应当谦恭地回应这些奏疏，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徽宗登基三个月后，司天监预测到了一次日食，尽管当时的日食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但人们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视作上天的警示。曾肇代拟了一份诏书，表示徽宗已经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受到了适度的惩罚。皇帝在诏书中说，天象异常不可能毫无意义，“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

在随后的两年中，还出现了几次异常星相，例如，七月份发生了一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轨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现赤气（可能是北极光）。韩宗武、陈瓘、邹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官员评论这些现象的奏疏都保存了下来。例如，陈瓘在查询了历代史书中的星相专著后，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递了一份长篇奏疏。他认为，在日食之后紧跟着出现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的。他引用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最后，陈瓘还上奏说，仁宗编纂了一部关于历朝灾异的书，名为《洪范政鉴》，共十二卷。陈瓘称，每当天象发生变化，仁宗就会查阅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还在皇宫中，建议设法找到它。

任伯雨的上疏是关于赤气的。在前几位皇帝在位时（以及先前的朝代中）也有过几次五色之气的报告，但似乎并未有一致的解释。《宋史》中记录的最近一次观测到这种现象是在1088年和1099年。神宗在位期间（1069年十一月），王珪将赤气解释为吉兆，预示着皇帝很快就会有一个皇子降生，并在宫廷宴会上赋诗一首。然而，发生在徽宗统治第一年年底的这次赤气，任伯雨确信是一个可怕的警示，“盖天之于人君，犹父之于其子，爱之深则教之至，数有灭异，或者欲陛下戒惧以谨厥初欤”？

正岁之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方改元，时方孟春，月居正首，日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气起于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为阳，夜为阴。以四方言之，东南方为阳，西北方为阴。以五色推之，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以事推之，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德为阳，兵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也。渐冲正西，散而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

任伯雨在奏疏中旁征博引，想要引起皇上的警惕。他从日期、方位和气体颜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了表明每种迹象都预示着凶兆，他还借用阴阳、五行及本命的概念。此外，他又引用《汉书·五行志》作为权威来证实这种负面的预测，并指出唐朝在赤气经常出现的时期政府不断衰落。

红色本身并非不吉利，反而常与喜庆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些官员将赤气解释为一种吉兆。又过了半个月，向太后驾崩后，任伯雨另上一疏来反驳这些官员的观点：

未半月，果有皇太后上仙之祸，其为灾变，亦已明矣。今来亳州、兖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场，获此祥应。且赤气所起，天下皆见，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谀，以愚群听？窃以天人之际，道固幽远，灾祥之出，殆不虚示。岂佞夫纤人，败坏大体，诡辞异说，指灾为祥，以轻侮天命，幻惑人主？

根据《宋史》记载，任伯雨在担任“言事官”的半年中，共上一百零八份奏疏。其他大臣建议他少写一些，但他不为所动。

1101年六月，京城里一座与皇室往来密切的宫观遭到雷击后被烧毁。王觌在上疏中提到，徽宗对这场火灾的迅速反应是立刻前去举行了一场道教仪式：“陛下夜不俟旦，申敕攸司，于延福宫设醮谢咎。”他称赞徽宗对天意立即做出回应的诚意，但暗示徽宗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王觌引用汉代经典，指出一旦统治者不能辨明贤人和小人、背离正确轨道，也不够节俭时，就会发生火灾。他认为，除非徽宗能看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否则，吉兆就不会显示，而凶兆则会经常出现。

徽宗在位前两年所接到的报告征兆的奏疏，现存的大部分是保守派提出的警告。然而，奏疏措辞和策略却是两派都惯常采用的，这一比例也只是反映了改革派与保守派奏疏留存下来的数量差异。1102年中，改革派殿中侍御史钱遹弹劾曾布：“况日食、地震、星变、旱灾，岂盛时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当然，徽宗仍是最终负责的人，因为是他任命了曾布，但他也可以通过罢免曾布轻而易举地扭转局势。

徽宗登上皇位最初两年，祥瑞的记录非常少。1100年九月，有人报告称，在徽宗继位前居住的府第（已改为龙德宫）里长出了象征吉祥的灵芝，徽宗随后亲自乘坐皇家马车前去拜访他的弟弟赵似，陈瓘和陈师锡都因为这件事上疏皇帝，想必是有人向皇上报告了这个吉兆，但陈师锡以此来提醒徽宗，不要将这类事情太放在心上。尽管他承认这种现象是因为圣人的存在而传递的吉兆，但他想对徽宗强调，前朝皇帝都叮嘱大臣不要针对吉兆上疏，因为最好不要过于自信，而要认为目前还未臻于完美：“甘露降，醴泉出，麟凤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佞人乃谓之祥瑞，称颂归美，以骄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

而陈瓘则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在奏疏中说：“伏闻车驾将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传，欢呼鼓舞，愿瞻天表。人心所归，于此可见。”让老百姓面睹圣颜是没有问题的，但应当是为值得的事情，比如为百姓祈福。如果徽宗不谨慎的话，人们就会传言说他只对吉兆感兴趣，那么“天下之人将有不远万里而献芝者矣”。

那么，这些奏疏对徽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们似乎并没有使他认识到，奏告征兆只是浪费时间或精力。相反，徽宗似乎已经养成了对于吉兆奏报的兴趣，希望以此来逆转他听到的所有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