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商书的定义与渊源

商书，顾名思义为介绍从商经验、传授经商技巧之书。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工商业为王室、公室、官府垄断，没有私人商业，也尚未出现关于经商知识的文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自由经商的商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数十位善于经营并致富的各类人等，其中既有著名的大商人如子贡、范蠡和白圭，也有靠盗墓、赌博、行走叫卖、贩卖油脂等发家的田叔、桓发、雍乐成、雍伯之辈。他们活跃于商界，其经商经验也在商人中传播，相关记载为我们留存了这一时期的经商思想。

子贡名端木赐，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和孔门十哲之一。他精于从商之道，往来于曹、鲁两国之间经商，富致千金，时称“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为当时巨富，孔子周游列国都是靠他资助的，他亦被视为“儒商鼻祖”。

范蠡是越国大臣，曾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越。他深知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担心“兔死狗烹”之祸，于是功成身退，化名鸱夷子皮，去齐国经商。他致富有术，提出随机应变，与时逐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商之道，堪称中国历史上弃政从商的先驱，开创了个人经商致富的先河。《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他最后定居在陶邑（今山东定陶），自号陶朱公，成为几千年来成功商人的楷模。范蠡还辑录了他的老师计然关于经商的言论，参以自己的见解，写成《计然书》。注1：后来人们又根据范蠡的经商思想，辑有《陶朱公商训》（又称《陶朱公生意经》《陶朱公商经》），成为后世商家的经营宝典。

注1：《计然书》也称《计然策》。“计然”究竟是人名还是书名，学界说法不一。东汉以来，许多著作都认为计然确有其人，并称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但这里，并未明确说计然是一个人。班固《汉书》的《古今人名表》里列有计然之名，肯定计然是一个人，此后从此说者遂多。计然在《吴越春秋》又作“计）”，《越绝书》作“计倪”，说是越王勾践的大夫，且“年少官卑”。三国时魏人孟康也说计然是越臣。唐颜师古、张守节、马总等均认为计然是人名。《汉书》的注者颜师古说：“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裴骃《史记集解》云：“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马总《意林》引《范子》十二卷，并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此外，《新唐书·艺文志三》有“范子计然”，说是“范蠡问，计然答”（今有辑本）。还有《计然万物录》亦以计然为人名。总之，多数著述都认为计然是人名。晋人蔡谟认为，“计然”不是人名，而是范蠡所著书篇名；钱穆在其《先秦诸子系年》中亦考证说计然纯属子虚乌有。胡寄窗在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把关于“计然”的争议做了详细梳理，而他本人则倾向把计然的言论当作范蠡的思想看待，认为“计然”是书名，而非人名。详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第189—190页。

白圭是战国时人，曾在魏国为相。他擅长商业致富，其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贸易原则为后人称道，他也是后世商人所崇奉的祖师，号称“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子贡、范蠡、白圭等人对中国古代商人影响很大，后世人们往往把与从商事业及与之相关的经营计谋称为“计然之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白圭之术”。其中，专门整理经商之术且留存下来的书以《计然书》为最早。因此，它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商书的渊源。

但无论是《计然书》还是《陶朱公商训》，均是后人口耳相授留传下来的。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多次改写，而且散见于历史典籍之中，因此不能被视为先秦原始文献。这些著作多为一些警句的集成，其流传也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因此尚非全面传授经商知识的出版物。全面传授经商知识的出版物即商书，是明后期才开始出现的。

本书所说的“商书”，指的是明清时期由商人或民间书坊编撰出版，以阐述商业规范、商业道德、商业经营理念，传授经商技巧，介绍商品知识、行业特点及行旅指南等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主要阅读群体的读物。学界亦称之为商业书、商人书。这类图书在明后期开始大量出现并得以广泛刊行，清代踵事增华，商书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发行量剧增。对于这种现象，本书称为“商书现象”。

商书研究的重要性

就其性质而言，明清商书是应明清时期商业发展之需要而产生，是商业经营活动与经营理念的经验总结。明清商书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对于经商知识的获取，已不再满足于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传统形式，而是开始注重商业知识的系统累积与传播，重视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培养子弟生徒。大量商书公开刊印示知世人，也说明其时商书的内容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有用知识，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因此，研究明清商书不仅可以探讨当时商人自身的思想意识与经营理念，也可以从中观察其时社会的思潮动态。

为数众多的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内中所载，有许多是官方文书中难以寻觅的民间实用知识，有些著作所言更是编纂者的亲身经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书如《士商类要》《一统路程图记》和《商贾便览》等，莫不如此。将这些商书与官方文书及其他文献相互参证，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商业经济、交通及商业思想文化的全貌。

明清商书中的商编水陆行程书，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全国商贸线路、各地商品生产情况、市场流通特点，以及各地风土人情、沿途食宿条件、治安状况、车船运费、关津征税、南北客商、牙行活动、航道通滞、线路平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这些均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

商书包含了商业教育的丰富内容，反映了商人自身倡导的商业活动的基本准则、经营理念以及对与官府关系的态度。商书还通过介绍与经商相关的专业知识，展示了各地商人、商帮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特色。将手抄本商书与刊印本商书的诸多训诫对比研究，还可以看出公开出版物中倡导的商业伦理，与现实生活当中的商业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这些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清商人的从商实践与经营实态，探索明清社会变迁时期商业伦理与商业文化的构建特点。

到了清代后期，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给传统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文化冲击。随着对外口岸的开放和清政府“洋务运动”的推行，国内之“商战”呼声也日益强烈。与这一社会背景相伴，众多商书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贩卖经营商品所需要的“百货之辨识，品类之高下”等各种专业技术常识，尤成为商书传授的重要内容，且其专业方面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商书的时代特点日益显著。许多商书的内容清晰地展示出通商口岸的开放、传统社会的变迁给商业交流、商业思想、经营理念带来的影响。这些，均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商书不仅是面向商人的“专业”书籍，其中许多还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有些商书本身即带有日用类书色彩的百科全书特点，其内容所载不仅有商业条规、交易技艺等经商方面的基本知识，还包括四季杂占、起居杂忌、历代官制、科举成式、文武官服色、书信称呼、丧礼古制等方面的信息，远远超出了商书本身的内涵。因此，商书的问世，也是这一时期实用知识图书（农书、工匠书、兵书、医书、日用类书、法律用书、科举用书、识字读本[如《三字经》]、日历等）兴起刊印的一部分，是明清时期大众文化和知识传播蓬勃繁荣的缩影。从不同角度关注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蠡测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变化的多个层面。

总体而言，明清商书作为这一时期商人经营活动的经验总结和商人经营实态的珍贵记录，提供了其时全国商业线路、商品生产及特色、物价工价、交通状况、城镇分布、市场流通，以及各地风土人情等大量信息，展示了各地商人的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和经营特色等，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篇章，其相关内容的具体、详尽和系统性，为他书所不及，是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历史地理、社会史乃至制度史、文化史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对之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无论对于深化和推进明清商人、商帮史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商业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今天，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商业陷阱无处不在，商业信用欠缺，商业道德滑坡，对明清商书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发掘和汲取有用的经验，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清商书的研究现状

对于明清商书，学界此前多有关注。鞠清远在1937年发表于《食货》半月刊上的《校正‹江湖必读›》一文，对收录在清人编的《江湖必读》内所含三书进行了评述和介绍。1968年，他又撰文《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对《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商贾便览》、《酬世群芳杂锦》等商书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傅衣凌在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开启了使用商书的资料来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先河。韩大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初探》和《明代城市研究》两部专著，注意利用商书资料来研究明代的商业、交通、牙行等领域，其《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一文，尤以徽商编写的《士商必要》《士商类要》《新镌士商要览》三部商书为对象，论述了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方面的贡献。姜晓萍通过对《士商类要》相关内容的分析，揭示了其中体现的明代商品营销的基本状况及明代商人的社会形象。魏金玉和桑良至也撰文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两份商书手抄本。杨正泰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历史地理的角度，其专著有《明代驿站考》和《‹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校注》，另有《现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明一统路程图记›》《略论明清时期的商编路程图记》和《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初探》等系列论文，以商书为基本史料，介绍了明清时期国内的交通路线及其历史变迁。陈学文在其《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等论著中，多处利用商书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论证，其《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一书分析了明清商书得以大量印行的社会背景，并对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六部商书（《士商类要》《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新镌士商要览》《商贾便览》《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予以介绍分析。此外，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从日用类书中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明清江南的商品经济》《从‹士商类要›来看明代徽商经商之道》等论文，从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商书进行了研究。

在台湾学界，罗丽馨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一文，介绍了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要》、李留德《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吴中孚《商贾便览》等14部明清时期刊印的主要商书，探讨了这些商书中反映的商业经营方式、各类经商活动、与人交易的技巧等，并从日用类书中商用算术的角度关注明代的商业发展。吴蕙芳的专著《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从社会学史的角度，考证了明清时期的各种万宝全书，探讨了万宝全书中反映的明清时期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人情世故、世情百态，并关注到明代唯一涉及“商旅门”的日用类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

近年来商书的研究日趋细致深入。商书中反映的明清商人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风险、商人技能的培养与商业教育、明清商书中的治生思想、明清商书的旅游价值等内容，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明清商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引起出版史学者的关注。郭孟良在其《晚明商业出版》一书中，从出版传播学的角度，考察明清商书的出版印刷。他认为，明代商书出版，是出版的大众化与功利化取向的结果。商书的传播有大众渠道和专业渠道。书坊为大众渠道，是当时商书传播的主要渠道。专业渠道是指商人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传抄。这种传播模式流行三四百年之后，才随着近代市场结构、贸易方式、交通和通讯方式的重大变革，而为新式地图、交通指南和商业手册所取代。

秦宗财的《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中心》是论述徽商及其出版事业的专著，其第五章第三节专论“徽州商业书的出版分析”，列举了29部徽商编撰或刻印的商书。这些商书在时间分段上，嘉庆前有15部，其中13部为刊印本。道光到民国共14部，全部为抄本。内容涉及商业路程、商业知识、棉布生产、墨品、茶叶、典业、粮商、药品及日用类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在这29部商书中，墨品、墨谱共有7部，几近总数的1/4，反映出墨品在明清徽州商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书中还分析了徽州商书的选题类型及传播主客体，出版目的及出版形式、编写体例，商书内容及出版价值。该书是目前所见对徽商及其出版事业描述最为全面和详尽的专著。

邱澎生在其《由日用类书到商业手册：明清中国商业知识的建构》《商业训练与职业教育：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与道德论述》等文中，以收录于日用类书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和《商贾便览》这两部明清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商书为中心，“以十六至十八世纪《客商规鉴论》与《商贾便览》两份不同文本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演变为主轴”，“检视此三百年间中国商业知识的复杂演化，进而考掘当时人们借以建构商业知识的若干线索”，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明清商书的文化史研究视野。

王尔敏也关注到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商业小册子，著有《‹营谋小集›与商贩经理知识》等文，辑有《清代小商贩稀珍史料五种》等资料，介绍了6种当时民间商贩所用的商业手册。

在明清商业文书中，也保留了不少与本书所说商书相关的内容。在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方面，王振忠关于明清徽州商业文书的研究成果颇丰，值得关注。此外，刘秋根对江西商人文书、武占江对晋商文书也多有研究。

海外学者关于明清商书的相关研究也不少，其中以日本学界为最多。酒井忠夫、寺田隆信、森田明、斯波义信、水野正明、山根幸夫、重田德、足立启二等学者均对明清商书有所研究。酒井忠夫的专著《中国善书研究》较早注意到商书的文献价值。寺田隆信著有《关于明清时代的商业书》等文，其《山西商人研究》一书的第六章“从商业书看商人和商业”一节，对《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新镌士商要览》《商贾便览》《一统路程图记》《示我周行》等商书的相关内容予以介绍，并据此探讨明清时期的商人形象及经营形态。斯波义信著有《‹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研究》，对商业道德进行研究；森田明《关于‹商贾便览›——清代的商品流通的觉书》一文，以吴中孚的《商贾便览》为基本材料，探讨了清代的商业发展与商书及商业交通路程等问题，尤详各地的特产与民情风俗；水野正明《关于‹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对《士商类要》进行了重点研究，同时指出各部商书之类的相互关系，考证详尽。山根幸夫比较研究了《一统路程图记》和《天下水陆路程》等书的版本，另有《明代“路程”书考》，指出李留德《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实为二书合刻本，并指出《一统路程图记》《天下水陆路程》和商濬《水陆路程》三书“属同一系统，内容无大差”。该文还介绍了日本所藏而在中国未重刊的商书。

足立启二《明末的流通结构——‹杜骗新书›的世界》一文的视角比较新颖，作者以《杜骗新书》所记载的各类骗术（如牙行骗、在船骗、换银骗、脱剥骗、引嫖骗等）涉及的人物交往活动为对象，关注明末的商品流通及牙行、客商之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人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探讨明末的商品流通结构与流向。作者指出，明末时期，各地的商品流通主要流向为：松江地区的布、瓜州的棉花销往福建，福建大安的纸销往苏州，湖州的生丝销往广东，四川的当归、川芎等中草药销往江西樟树镇，福建海澄的胡椒、椒木销往芜湖、临青。总体来看，这种商品流通还是比较粗放和不稳定的商业形态，商人的经商途中充满危险，商人与牙人、牙行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利润回报亦不稳定。中国的商业缺少相关的法律制度制约，这也成为限制明代商品流通持续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应该说，作者从中关注到的这些商品的流通方向与方志等相关典籍的记载基本吻合，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商书的经济史料价值。

西方学者关于明清商书的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Richard John Lufrano（陆冬远）的著作Honorable Merchants：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解读了晚明时期的《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士商类要》《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和清代的《贸易须知》、《商贾便览》（《工商切要》《江湖必读》）、《典业须知》等明清时期几部有代表性的商书。该书是目前所见西方学者从儒家文化角度对明清商书分析最详细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努力去捕捉18和19世纪商人的内心世界”，认为“儒教与重商主义是完全可以兼容的”。该书对儒家文化思想影响商人成功经营、商业勃兴的探讨，在西方学界也引起关注，“作者坚持关注中华帝国晚期儒家价值思想与商业成功的相互联系，有助于激起人们的兴趣，寻找当今东亚经济奇迹的秘密”，“足够激起历史学家与当代学者对该书重要性的广泛注意”。

总的来看，学界在搜集、介绍和研究各种明清商书方面，已有很丰厚的既有成果，为明清商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总体而言，目前明清商书的研究尚处于相对零散的状态。仅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商书予以介绍，且主要针对商书的某些特点（如经营理念、商业思想、商人教育、商书的出版传播等）进行分析，缺少对商书作多学科整体性的深入研究。诸如商书的大量刊印出版与明清商业政策、制度环境、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中的商人意识与商业伦理的构建、商书中反映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等重要问题，目前尚缺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深入探讨。

第二，一些相关商书的承袭关系、内容异同、各书特色，以及版本流布、编写者情形的研究等尚不全面。就本人所接触的六七十种商书文献而言，有许多商书文献明显是因袭前人之作，但关于其内容、版本的传承关系则缺少深入研究。

第三，明清时期的商书文献内容庞杂，不仅与商业直接有关联之内容均采撷其中，还包容了旅游、交通、天文、地理、气象、卜验、文化娱乐等方面。商书文献所体现的，已绝非仅仅是经济史方面的内容。许多商书中的“应酬书信、时令佳句、月令别名、民俗事项、族亲称呼、先贤名士、帝王源流、居官莅政、历科及第、文武职公署、警世歌词、人伦三教、灾荒救济”等内容，蕴含了丰富的地理学、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丰富内涵，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

第四，对明清日用类书中与商业有关的相关内容，亦应进一步关注。严格地说，日用类书与商书并不等同。日用类书（清代多称之为“万宝全书”）更多地是普通大众所用的日用参考书籍，其内容庞杂——天文、地理、气象、旅游、交通、卜验、农桑、宗教、医药养生、交际应酬以及琴棋书画、体育等文化娱乐活动均包容其中，属应用性很强的生活百科全书。商书则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因此，从商书的角度研究日用类书，以往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但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明清日用类书而言，内中也不乏与经商相关的内容。例如，各种日用类书的“算法门”篇章，内中的许多实例都是与日常生活中的经营换算有关。如《新刻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卷二十五《算法门》，其“算法捷径”篇大多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买卖交易之例证，有棉纱求布法、银求棉花法、生肉求熟法、棉花问银法、合伙卖姜法、算田亩数等。此外，还有各类算法、算数，如算馒头法、算路法、算头数、算重数、算细数长短法等，题目之后附有答案及计算路径。这些事例寓数学计算原理于日常生活之中，通俗易懂，有点类似于当今小学生入门即学的“九九乘法口诀”，即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可从中学习领会，掌握相应的计算知识。这实际上也是民间大众教育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关注。

其他如民间书坊刊刻的《便民图纂》《居家必备》《酬世锦囊》《万宝全书》等文献亦多有类似内容。像《学海不求人》的《算法门》一卷中，有《水仙子》词，该题主要是为商人应付外出做生意而设，其潜在读者也是商人。因此，应扩大明清日用类书的研究视野。

此外，目前尚没有论著从文献角度对明清商书作总体研究，也没有将商书与其他相关史料（如地方文献和日本、朝鲜等国的记录）作对照研究的论著，从而限制了对商书价值的挖掘。这些问题均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本书的主旨、使用资料、研究方法与结构

笔者关注明清时期的商书已有十多年，围绕明清商书中的商业思想，经营理念，商路经济，商书的传承、刊印与流布等层面进行过一些探讨。本书是笔者这十多年来关于商书研究相关成果的总结，有些内容已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在收入本书时，根据章节内容需要，结合新的研究心得，做了相应的修改。

如前所述，商业知识的传授自古即有，其主要形式是师徒相授，或是“传子不传女”的家庭秘传，依靠这些传授方式的商业知识的主要载体，是手抄的经商秘笈等。后来，各类经商常识得以刊行流布，是为商书。商书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手抄本商书大量出现并流行，形成独特的“商书现象”，此为明清时期所独有。个中缘由意味深长，值得探讨。因此，本书不仅关注商书内容本身，亦关注明清时期出现这一“商书现象”的深层原因。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以公开刊印的商书为主要研究资料，并选取部分手抄本商书。在研究视角上，力图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书籍史、阅读史等角度，关注商书以及商书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在研究架构上，全书共分为导言、上编、中编、下编、余论五个部分。

导言主要诠释商书的定义与渊源，阐述商书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回顾本领域学术研究史的基础上，讲明本书的主旨内容。

上编介绍明清商书的基本状况。本编主要对明清商书做总体分类与介绍，分析明清商书的时代特点及历史文献价值，分析考证相关商书的传承关系。第一章主要对明清商书做总体分类。通过对明清商书进行细致的爬梳挖掘，从历史学、社会史、经济史与文献学角度，分析明清商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文献价值。第二章考察明清具有代表性商书的传承与刊印，特别是就其版本流布和内容因袭等层面，进行详细的比较与考证，厘清了它们彼此的前后继承关系、内容异同、版本流布的脉络及其特色，展示明清商书阅读群体的差异、商书内容与作者取舍的地域偏好等多层面的特点。

中编是明清商书的内容透视。本编主要通过对明清商书内容的分析，关注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经商实践、商业技能和经营理念，探讨明清社会变迁时期的商业伦理与商业文化的构建。第三章关注明清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以商书中所记载的明清江南商路为中心，分析商路与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网络体系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商书中反映的粮食市场特点、棉纺织品市场的变化及对各地产品的评价，进一步探讨明清商书的经济史、历史地理学内涵。第四章探讨明清商书所表现的经商实践。通过阐述商书中对“行商”心理素质的要求和培养，经商基本常识的传授，经商综合知识的介绍，算法、辨银、看布等专门技术的讲解，对典当等特殊行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等，从理论上总结了明清商人的职业教育特点，并结合清代“坐贾”的经营理念，揭示明清商书的社会史、文化史内涵。第五章以商书为视角，将其置于中国古代“重本抑末”政策及明清社会变革、“新四民说”兴起等大背景下，考察分析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的发展脉络，关注明清社会观念的变迁与商业伦理和商人文化的构建，以及商书对商人形象的新塑造。

下编是明清“商书现象”的时代背景。本编主要探讨明清“商书现象”的社会背景。总体而言，明清商书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商业发展和市场变化导致了商业知识创新，社会思潮变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从商者越来越多，原有的商业知识传授模式已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新需要。因此，本书对于商书兴起的社会背景的分析趋向深入与细化，将从经济、市场、大众教育、技术更新、书籍价格、政府政策、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第六章主要从明清商业化与商业革命、商帮的形成与固定阅读群体的出现、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与商书受众面的扩大等层面分析商书现象的成因。第七章内容涉及明清出版革命与刊印成本降低、出版政策宽松与民间图书市场的繁荣、民间书坊的兴起等因素，并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视角，关注由“商书现象”折射出的明清书籍刊印系统、出版主体与阅读群体的新变化。第八章关注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商书现象的影响。书中指出，“商书现象”的出现，是明清时期社会思潮变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产物，是明清社会变迁的缩影。明清社会思潮的变化，民众对商人和从商行为的宽容与接受，使得社会上弃儒从商、弃农从商乃至士商渗透渐成风气。而政府工商政策的宽松趋向，“有市籍者”得以参加科举考试的科考新规，以及捐纳制度的实施，都拓宽了商人入仕的途径，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从商者愈来愈众，并形成了独特的商书市场。

余论从全球史的角度，将明清时期的“商书现象”与同时期欧洲发生的类似现象做一简单比较，探讨同一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商业发展路径与商人培养模式，以更好地观察明清商书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