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
一
《金瓶梅》出现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约当十六世纪中叶后、十七世纪初。最初以抄本流传，至万历后期始见刊行。全书一百回。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词句不甚整饬。开头借用《水浒传》武松打虎一段故事，而后展开正文。另一版本是天启和崇祯的刻本，名为《原本金瓶梅》，内容与上本相同，但回目对仗改得工整了，词句修饰了，方言土语改掉了，回前韵文有许多不同，首回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头，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连同末后结插的《水浒传》人物情节全都删去了。这些想都是出于复刻者的加工。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当时就没有人知道是谁，因此有种种臆测和不可信的传说。《词话》本开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开头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这里说明了作者是兰陵人；兰陵是山东峄县境的古称，看书中采用山东口语，所写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这位作者是山东人无疑。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还有一首《鱼游春水》词，见《花营锦阵》。当时山东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如散曲作家冯惟敏（1511？—1580？）、戏曲作家李开先（1501—1568）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
先说第一点。我们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小说这一晚成的文学体制也是如此。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原是民间流行的群众口头创作，后经文人加工，才成为书面文学读物。这中间实经过了一个从开始受封建统治阶级歧视、压迫与摧残而最终以其新鲜活泼的艺术生命迫使对方承认和接受的长时期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所谓承认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内容说，自不免给予了歪曲和改纂，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头创作阶段就开始了；但就其体制表现方面说，则是欣赏其艺术表现，摹仿其形式技巧。这就由据以整理加工，进而至于摹拟和仿制。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金瓶梅》的出现，正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这一发展的新阶段。从此，文人创作就代替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作品，而蔚成小说创作的主流了。这是说长篇小说。至于短篇“拟话本”，始见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三言》，《三言》中“拟话本”的创作始于何时，已难确说。若三书的编刊，都在明天启年间，比《金瓶梅》的出现要迟许多年。冯梦龙与《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时，但冯年纪要小得多。
次说第二点。我们又知道，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长篇作品，其取材都是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讲的主要都是非常的事件、非凡的人物。人们喜爱说古谈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视了。《金瓶梅》的作者摆脱这一传统，另辟蹊径，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平凡人物，以为这也有重要的意义，说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这使我国古代小说在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之外，又有了鲁迅所称的“世情小说”。这一取材的转变，即由古远转到眼前、由想象落到实地，从一方面说，范围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现的重大意义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然不如原来群众创作那么引人注目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发现了现实，抓住了现实。这表明人们思想认识的一大进展，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方法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由于开辟了这一条大路，才有可能产生以后的比如《红楼梦》这样的伟著，而且使我国古代小说所取得的造诣几乎可以和二百来年后的欧洲现实主义巨著相提并论。这也是单说长篇小说。至如短篇，宋元话本里早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不过多是构撰为悲欢离合、曲折离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活动还是有区别的。但这类话本为《金瓶梅》开了路，给予了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金瓶梅》以这样的开创精神出现，绝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才能可以说明问题的。那是由于明中叶后时代社会的发展各方面都已提供了有关的必要条件，它的出现，只是水到渠成，出于历史的必然。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各方面变化的背景和此一时期小说发展总的情况，前面已有论述。这里简说几方面要点。
自明嘉靖即十六世纪后半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已见萌芽。山东地当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商业的发达，人事交往的频繁，大小城市中尤其显而易见。政治方面，自正德、嘉靖朝政权益趋腐朽，社会日渐败坏，人民群众在官、绅、霸、侩的奴役、掠夺、剥削下，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生活。政治、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时期。其要点是大力反孔，反程朱理学，反封建教条。李贽（1527—1602）是当时的一位主将，以可惊的胆识批判传统文化，抨击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学工作上，则努力提倡新兴的小说。他的评点长篇小说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开创性的。针对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痼疾，他认为好的作品应该面对现实，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他评点作品，着重阐释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并且启发读者联系现实生活、重视现实生活。他的充满勇气与热力的倡导，使许多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思想，从统治阵营游离出来，跟他宣传反传统、反复古的文学观，重视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刊印，并且动手从事摹拟、创作的工作。这里面“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钟惺、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区日逐发达起来的书业和出版业中的许多人，他们也多是一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说、戏曲、词曲、民歌及其有关的书的刊行风起云涌，形成了高潮。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环境条件下，《金瓶梅》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无足为奇了。当然，作者个人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也是应该重视的。他在自己的严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风气之先，关心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十分熟悉所接触的现实与人事，衷心爱好新兴的通俗文学，写作上也多才多艺，更为重要的是，不为利、不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难，使自己的开创性的工作能够完成得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