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浒》
一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文学罕有的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它的产生，跟我国文学史上许多家喻户晓、为人民喜爱的名著一样，是有进步思想的文人作者采取民间流传的群众创作，加工再创作而成的。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事。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持续剧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起义英雄为人民群众倾心爱慕，广泛流传，以至纷纷起而效尤。
我们知道，北宋腐朽政权面对严重“内忧外患”，一贯对外屈降，对内镇压。镇压了内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但这个政权“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他们哪有力量“安内”？《宋史·侯蒙传》说宋江在京东起事，侯蒙给宋徽宗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对侯蒙的建议大加称赏，就要他照他的献策去办。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议远没有成为事实。不久，北宋亡国了。南宋统治者是更加无耻的投降主义者，而当时南北广大人民群众对金统治者侵扰是坚决抗战的。他们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对金反侵略、反扩张，对宋反投降、反压迫；与南宋统治者相对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阵线。苟延残喘的南宋统治者处此局势，当年侯蒙的献策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安内”最好的政策，想方设法加以提倡和号召。
这其中，插手传闻传说，就是一个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种私家笔记，所记关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腊的事，就由原来远未实现的主观愿望，俨然变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当时受群众欢迎的所谓“瓦舍技艺”的“说话”，进行反动政策的宣传，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史书记载，说宋高宗赵构在宫里喜欢听“说话”，有个内侍会说“小说”，搜集了据说在金兵渡江时受骗上当接受了招安的义军邵青的事，编成“小说”。赵构最爱听这种故事，极力赞美邵青手下有些将领的所谓忠义之气。“瓦舍”艺人到宫里表演也是常事，“说话”人很多有“待诏”“御前供奉”之类名衔。由此可知最高统治者亲自插手利用“说话”技艺来宣传他们罪恶政策的情况。
利用流行的画像题赞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提倡，是又一个方面。据宋末画像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所说的看来，为宋江三十六人作画赞，在当时统治阶层长时期来已经蔚成风气，他的先辈“高如李嵩辈”多次传写过。这李嵩，是出身贵族的南宋三朝画苑的著名画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画苑，百般给他们所称为的“虎狼”“巨盗”塑造美术形象，意欲何为？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再看龚开的自述和赞语，他持封建统治者的观点，痛骂误国的奸臣贼子，比照之下，对巨盗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赞赏；每人四句赞语，说他们“酒色粗人”“志在金宝”“酒色财气，更要杀人”，极尽歧视和污蔑，可对宋江却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四句就说到点子上：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腊说的。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南宋时流行的一句民谚。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当时统治者正是这样施展其阴谋以瓦解起义军的反抗的。受招安、征方腊、效忠于赵官家的宋江，就是他们精心树立的一个黑样板。这是事实，把它揭露出来，对我们研究《水浒》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无姓名，更不必说别号和性格了。龚开的赞里，每人都有了别号和姓名，而且隐约有了性格和故事。与此同时的《大宋宣和遗事》关于水浒故事部分，有花石纲、杨志卖刀、取生辰纲、晁盖落草、宋江杀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腊、封节度使等段子，所记草率粗略。但人物故事发展起来了。这两种资料都产生在宋元时期，看来，这些都是从南宋百多年来所谓“街谈巷议”，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艺”的“说话”等慢慢积累起来，而后被采取过来，填进，或拼凑到上述以宋江这个黑样板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来的。
宋元时代除“说话”外，还有“杂剧”不断由此取材。由于当时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黑暗统治的要求，这种说英雄故事、演英雄戏的风气形成高潮。他们热烈向往那样一些传说中的英雄，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就日益发展丰富起来。例如由三十六人，发展为七十二人，又发展为一百零八人等。但也都是单个的片段故事。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当时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而兴起的所谓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脱离土地和农村的劳动者、流浪者，实包括广泛的阶级阶层。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很复杂的。他们的主体当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跟封建统治者必然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就是这些下层人民对封建统治又存在依赖性的一面。要这些人民群众不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绝大多数毕竟还是下层被压迫者。因此，人民口头创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内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绝大部分和官方的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比如龚开画赞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盗贼的面目，但民间创作的则多是抑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就拿宋江说，例如有人记一个篙师口述的宋江，说他“为人勇悍狂侠”。这个口述，看来也是一种传说，但这样风貌，跟他“横行齐魏”的行径就很相合。拿来跟统治者塑造的黑样板形象比一比，就成为鲜明的对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时代的《大宋宣和遗事》，其中关于水浒的故事，才开始把几个零散故事编排在一起。梁山泊故事已成雏形，但远远谈不上有机的艺术整体。元末有个施耐庵，就在上述长期积累的群众创作基础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观点、斗争经验和文化涵养，写成这一部在封建时代可称“奇迹”的《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我们所知极少。但从作品的内容看，我认为作者若没有相当的斗争实践，一个古代文人，尽管在元代统治下处于受压迫歧视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里所表现的基本观点和爱憎感情，能够把那些英雄好汉写得有血有肉，激动人心，都是难于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