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生于山东淄川县距城东大约七里的一个村庄。这个庄子的东面有个井，深丈许，水常满，溢出来，流成溪，所以井叫满井，村子叫满井庄。溪边有几百棵古老高大的柳树，沿着溪水的两岸□合笼盖，文集中有一篇《修柳泉龙王庙记》，描写这道溪泉说：“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沦增芳香。”所以这个村，除叫满井外，又名叫柳泉庄。蒲很爱清泉溪柳，并且热爱他自己的故乡，所以他自号柳泉居士，人们也称他柳泉先生。

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即自1640—1715，年七十六岁。关于生卒年，过去的研究者有错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各家的《中国文学史》（凡叙及蒲氏者），还有《中国文学家列传》等著，都误以为1630—1715，活了八十六岁。这样，生年提早了十年，卒年不变。于是有些无聊文人就乘虚而入，假造了许多诗（二百多首），托名为《聊斋诗集》，印行欺世，其中有不少首就是伪造其在七十六岁以后的作品。若有玩忽的研究者，就可以用这些伪造的诗来反证其确乎活了八十多岁。现在我们根据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这是最早的资料）和蒲氏自己的诗《降辰哭母》和《悼内》（这是最直接的资料），确定上述的生卒年。张元的《墓表》正文说：“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张元是其好友张笃庆历友之侄，建墓碑、作墓表在雍正三年，距蒲死已经十一年，张元自称“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也。”但碑阴所写生年却是：“父生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若是生于崇祯十五年，则只活了七十四岁，与“享年七十有六”之说不符。《降辰哭母》诗云：“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于此日，诞汝于北房。洗儿抱榻上，月斜过南厢。逡巡复尔许，晓鸡始鸣窗。念儿曾几时，儿女已成行。言竟顾我笑，耿耿犹未忘。”庚辰，是崇祯十三年，不是十五年，由庚辰下推至康熙五十四年，则为七十六岁。所谓岁事饥荒，亦与《淄川县志》及《济南府志》记载相符。《县志》说，崇祯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府志》：“五月大旱，饥，树皮皆尽，发瘗肉以相食。”所写生时，洗好上床，月斜过南厢，再过一会，鸡就叫了，亦与十六日夜相合。另外《悼内》诗六首，其一云：“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蒲十八岁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与刘氏结婚。1657+56+2=1715，刘死于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蒲死，如此，也是符合的。可知，碑阴所刻生年也有误。我们在此为生年讲了许多，是①因过去一般研究者，因所凭资料不足，以致错误，这个错误，仍有应响。我见吴小如先生上学期讲稿，为持慎起见，将生年二说并存。但我们今日所有资料，已可解决这个问题。故有必要一说。②也提出我们一种治学的方法与态度。我们在工作中，将兼听，不要偏听。讲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我们持一科学方法，根据具体的资料，作分析、辨别，就可以作判断，把问题弄清楚，不能以为儿子立的碑，所记生年就可靠。作者的生卒年，并不是不重要的。当然不是像那些资料主义者的考据家那样，把生卒年的考订看得是全部学问。我们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了解作者的生平而弄清问题。作者是活了八十六岁抑七十六岁，对其生平，不是无关重要的。是生于崇祯十三年抑十五年，亦应弄清，否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据说，淄川蒲氏，是元代般阳路总督蒲鲁浑的后裔。蒲鲁浑的墓在淄川县城西北五里，华表翁仲，今日尚在。相传元朝颠覆，朱明建朝的鼎革之际，蒲鲁浑的遗孤改姓换名，养于外婆杨姓家，到了明朝洪武年中，才恢复了本姓。自明初到明末，蒲姓的子孙日益繁衍，满井庄或柳泉庄，多是蒲姓，所以就叫蒲家庄，沿用至今。在万历年间，蒲家庄已是大姓，此后，也有不少读书人，考上功名的，县中称为望族。所以，蒲松龄也许是蒙古族的后裔，当然已经与汉族通婚，且已经汉化，这本来是很可能的事。

蒲松龄的祖上，世代都是地主，高祖、曾祖都是读书的，功名不大，多是廪生、庠生之类。他的祖父生汭，是个庸庸碌碌的人。生汭有个弟弟生汶，曾任玉田知县，死得很早，哭母咯血而死，是个孝子，见《邑志·孝友传》。生汭生了四个儿子，老三叫蒲槃，字敏吾，就是松龄的父亲。蒲槃从小读书很用功，但到二十多岁，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就中途改行，去做生意。买田做生意，本是地主的行当，在山东鲁东鲁西，此本是很普遍的。小地主做小生意，做小官；大地主做大生意，做大官。我们读《红楼梦》已经接触过这一问题。在中国过去旧时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主义不可分割，矛盾着，又依存着，问题难解决，社会不能大踏步前进，是有其根源的。蒲槃，松龄之父，功名虽不得意，但生意做得不坏，几年工夫，就赚了钱，在乡里称为富家。但是蒲槃究是读书的底子，一面做买卖，一面还不忘读书。这怕是因为做商人是社会所轻视的，他迫于家计，又逢明末乱世，所以放弃了，去经商，但心里不甘，还是要读书。因此，他就和一般买卖人不同，他颇有文化，懂得经史，有些学问。但是有了钱，就自然有了田，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地主的立场也就更为坚定不移了。这时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没有安顿下来，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刚建立的政权，而地主阶级却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甘愿做满清统治者的顺民，对农民起义加以血腥的镇压。所谓民族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对于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和外族统治者，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时正是上升的地主，对农民的造反，更为仇视，更为敏感。决不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放弃与农民敌对的立场。何况朱明已经崩溃瓦解，李自成、张献忠已经死去，满清的统治已经建立起来。此时蒲松龄大约七八岁，即在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间，高苑谢迁攻淄川县，清兵不能抵御（全国未定，兵戈方急），谢迁农民军取道蒲家庄攻城。蒲父槃，叔柷立刻组织地主武装，与淄川县令联系，拦击谢迁军。其叔柷，平日崇敬关圣帝君，绘像礼拜。当谢迁部将岳正堂来攻时，他夜梦关公召他去做官，早晨出去打岳正堂，就被打死（此事见《蒲氏谱系》松龄所识）。谢迁占据了县城，经两个月的苦斗，才被打垮。

在这样的乱世，蒲槃虽有些财富，但不能不受损失，很快也就萧条下来。蒲槃到四十岁还没有生儿子，就过继了弟柷的儿子为儿子。他的原配姓董，后又娶了孙氏及李氏。不久蒲槃自己连生四个儿子。松龄是第三，和其兄柏龄都是嫡母董氏所生。蒲槃亲自教子侄读书。自己不能得功名，一心想子侄飞黄腾达，增光耀祖。这是像这等小地主必然会有的思想。蒲松龄受其父亲的直接教育（时蒲槃已渐拮据，无力延师，古人易子而教），直到十二岁，顺治八年（1651年），蒲槃死了为止。蒲槃对于松龄的思想影响，是必须充分估计，不可忽视的。

蒲松龄从小聪明，会读书，在父亲的钟爱和悉心教导之下，进步很快。蒲箬作的《柳泉先生行略》说：“先父天性慧，经史过目能了，处士公最钟爱之。”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十九岁，考科举，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这时的山东学道施闰章很赏识称赞他，一时名气很大。这是蒲松龄一生最得意的时候。从此以后，他每科必考，但考了五十多年，还只是个老秀才。《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周进、范进的遭遇，在封建时代，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直到他七十一岁，才循例得贡生（即秀才拔贡）。从十九岁到七十多岁，这五十多年，他一直处于像周进、范进发达以前那样的悲苦的困境之中。他是富有才学的，却一辈子考不上去。

蒲松龄对于科举功名非常热衷，这有家庭传统的原因，有当时社会制度、风气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具体境遇的原因。他的家庭及先代，世世都是小地主，都读书，但功名都不发达，看来都只中秀才为止，没有中个举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决定于他的家族的声望和地位。崇祖先如神明，为儿孙作牛马。上赖祖德，下庇儿孙。就是家族主义的具体表现。所谓增光耀祖，亦属此意。一个家族，经济上已为地主，但政治上、功名上老是爬不上去，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件很苦痛、无法忍受、无法罢休的事。因为这不只是面子、体面的问题，而是实际利益、社会势力的取得的问题，是受人欺侮、压迫，还是欺侮人、压迫人的问题，是被别人骑着，还是骑在别人头上的问题。蒲氏的家族，世世代代有此一要求，又通过他祖父和父亲直接、具体地教育给他，感染给他。他聪明，有才学，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家族都对他寄予了希望，他自己亦有自信，跃跃欲试。蒲松龄热衷功名科举，可以说是先天地深入骨髓的。这一点，与一个普通百姓不同，普通百姓在功名富贵圈外，根本不存此想的；也和一个旧家或真正望族家庭子弟不同，他们已享有过功名富贵的福泽，败落了下来，成为过来人，就不都积极去争，而变得消极，就是看不起功名富贵了。如吴敬梓、曹雪芹即是。当然，吴敬梓也考过科举，也曾想得功名；曹有未考过，我们不知，假定也考过的罢。但此与蒲根本不同。因为考科举、取功名，是当时读书人的唯一一条出路，舍此，无路可走。不管它如何无聊、可笑，还是难于撇开，总要走一下的。个人的主观，总是难于抗拒客观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势力的。在封建时代，考过，还是没有考过，这并不能评量一个人的思想，当看取何态度去对待：是不得不然地去考一下，还是热衷地、积极地？在这里，吴和蒲就有了区别。有文章论及吴亦考过，即要贬低他，那是不对的。蒲则迫于客观处境，又自信具备主观条件，他是一心要往上爬，一生没有淡却猎取功名之念的。他大概每科必考，每考必以全力；虽然屡考屡败，但同时又屡败屡考，从没放弃热衷功名的念头。

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当时二十五岁，与外甥赵晋石读书于朋友李希梅家，作《醒轩日课序》：“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霞，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忽忽数载，人事去其半，寒暑去其半，祸患疾疫杂处者又去其半。”“时有甥晋石在，假馆同居，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这不是一般的发奋读书，而是以最高热情，辛苦努力地准备八股考试。

这样富有才学的人，这样努力地应考，但一直考一次，落第一次。而别人不如他才学，不如他努力的，已经步步高升，富贵荣华了，这是很难堪、很心酸悲苦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四十八岁了，秋天到济南（历下）去考，照样惨败，作《责白髭文》：“年来白髭岁添一茎，钳去复出。丁卯秋自稷门铩羽归，揽镜苍然，弥增感愤，因为文以责之。”内容自嘲自讽，亦庄亦谐，亦可笑亦心酸。我用白话译在下面：“唉唉，你这白胡髭，多么的不通！纠缠在腮巴上，像蚕丝一样；白白的贴在嘴巴上，像鱼刺一样。你能把漂亮的变成丑的，能把年少的化成老头子。使妇女们憎恶，使青年们取笑。官有了你，就使上司讨厌；士有了你，就使宗师轻视。……唉呀，你这白胡子怎么这样不留情！你应该去依附宰相，依附公卿。他们已经立了功名，有你也不在乎。但我正在抱苦业、对寒灯、忘北阙、志南溟，你却今年长一根，明年长一片，滚滚地来，营营地生，像恶客，走了又来，像荒草，刬尽还生。你怎么这样脸厚，害羞都不害羞呀？我骂完了，就无精打采伏在几上睡了。仿佛有个穿白衣的汉子慢慢走进梦里，说：我是胡子神呀，听了你的谩骂和牢骚，我想对你说几句话：邓禹乘时，终军弃儒，年纪很轻，就爬得很高。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他，他已经出人头地。当我找了他，他已经是个阔人。白头发的宰相，世上是常听说的，他们几曾抱咎过我呢？可是你把好时候错过了，到四十多，还默默无闻。别人脱了布衣，穿上补褂，你却还是穿着一破旧的秀才衣。你自己不害羞，反来埋怨我。而且我作别人的胡子，或者得到天子的赞美，或者得到贵官的捋拂。扇一扇，万丝飘动；动一动，满座都答应。黑的时候，固然显得好看，白的时候，也显得壮观。人像玉似的美，我就像兰一样的可贵。可是作了你的胡子，却不是这样，早上沾的稀粥，晚上抹的烟煤，你呻吟到半夜天亮，我被你断了还要不住手地。冬天在破旧的布被上磨着得多难过，夏天被臭汗浸着多难受。作了你的胡子，还不倒霉呀怎么的？我不抱怨你，你怎么反倒抱怨起我来？我听这番话，像个木头似的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把这些胡髭全都诛灭了吧，那会剃得像和尚，自己看看，会成个什么样子？把它们都染乌了，勉强使它们变样吗，可是胡子根上会像虱虮附着，那会更显得丑态毕露。我低头想了半天，却想出一个主意。于是忿然板起面孔来，大声地说：呸，你这胡髭，我为什么怕你？是因为我还存着非分之想罢了。我现在决定就扔了笔杆，烧了考篮，砸了砚台，敲了床桌，既没有上官巴结，也没有少妇讨喜，我还有什么求你的呢？那汉子慢慢地就要走开，瞪着眼好像在生我气，对我拱手说：随你吧，随你吧！先生豁然醒了，摸着胡髭看看，几根胡子挺着，还在含着怒意。”这虽取自嘲的滑稽文形式，但是游戏笔墨中却含有严肃的内容，反映了此时他在功名问题上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不可排除的苦痛。最后这段意思是，我所以有这些苦痛，无非不忘功名利禄罢了，下决心丢开这个念头，我还有什么苦痛和牢骚呢？但是他是否真的大彻大悟、放弃功名念头了呢？回答是：没有。他自我斗争了一番，结果还是热衷功名的心占着上风。

次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四十九岁，《蒲氏族谱》修成，他作的序上说：“吾族子姓日蕃，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万历间，閤邑诸生，食饩者八人，族中得六人焉，嗣后科甲相继，虽贵显不及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可见其以功名科甲夸耀的穷酸书生的庸俗思想并未改变。并且随着年龄的老大，他的这一热衷科举功名的思想，除了自己还不断地应考而外，又有他种的表现：一是对与自己同一遭遇的年已老大而一心要取功名的人抱着深切同情，想法子帮助他们学□，帮助他们准备应考。他在五十八岁（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年）时，编了一本《小学节要》，有跋云：“小学之书，教人以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良足发人德性，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书废置已久，不惟目不及见，并有耳所不及闻者。迩年童子之科，取数綦隘，往往年逾不惑，犹操童子之业，忽增五六万言，俾同总角者咿唔其中，亦良苦矣！余节其要，存三分之一，以便老蒙士之记诵，不许龆龀者窃取之也。”年纪老大的，还想考个秀才，但记忆力已衰，比不上小孩子聪明，故编此书，帮助他们。因为这种人，比他自己还要可怜。另一点，即自己考不上，即热切地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儿子考取，也一样可以增光门第，抬高自己的家庭。当他六十六岁（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次男笏、季男筠入泮（进学），他喜而赋诗，说两个儿子都三十岁上下了，“年年文战垂翅归”，“蓬茅坐对空邑邑”，“今岁校士遭奇荒，犹守旧辙恋鸡肋，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眼中但见一芹青，抱卷亦犹盛颜色，两儿乃复破天荒，并邀天幸被掇拾。非遇关西彻底清，几何不作向隅泣！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写欢喜而实心酸。直到六十八岁，对自己爬不上去的穷愁之境，仍然不作消极之想，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发辫为鬀工削去半尺，赋五绝，有云：“今复除烦恼，从今顺境开。”大约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记载不同），例应预考，贡于乡，同年与同邑知友张历友、李希梅同为乡饮介宾，礼毕作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以自嘲口吻说得很坦诚而甚悲酸。七十二岁（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长孙立德以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喜赋一诗：“昔余采芹时，可曾冠童试。今汝应童科，亦能弁诸士。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勤。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实羞。”七十四岁（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即他死前二年，他的夫人刘氏死了，他作原配刘孺人行实，文中以严肃的得意口气，认真地记述着大儿子得何功名，二、三儿子得何功名，孙子又得何功名。而后说到自己，他坦率地说：“五十岁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偏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闻。松龄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无他长，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孙能继书香，衣食不至冻饿，天赐不为不厚，自顾有何功德，而尚存觖望耶？’”看此，足见他直到死，都没有放弃在功名上向上爬的念头，对功名一直是热衷的。

蒲松龄自少年时代即有文名，他所接触的士大夫不少，人家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并没有什么比他高明的地方，有些达官贵人和学道宗师的不学无术，愚昧无知，更是他所熟知，而认为可笑的。但不管自己如何条件优越，不管自己如火如荼发奋努力，却一直没有考上去。这除了使他更深入、更坚定地信持宿命论而外，也使他在丰富的累次的实际体验中，认识到科举的罪恶，对科举产生深切的憎恨和反感。这在作品中有很多的反映，我在此举他六十九岁时（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年）在济南所赋《历下吟》，痛心疾首地揭露了当时科场的黑暗与考生的可怜相和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与罪恶。诗歌共四首，前面有短序：“薄游稷门，适值试士。少见多怪，因志所感，索和同人。”四首诗的大意：第一首描写入场的情形。到了试期，点名入场，差役像墙围似的站着，手里拿着鞭子，乱打人的背。轻者被打掉了帽子，重者身体也被打伤。人们不得不退后，但是迟应了点名（要高声答应），就像羊子似的被驱逐出去。这些差役一边鞭打，一边谩骂，骂的那些下着话，轻侮的话，比什么都肮脏。把读书人看得比草芥不如，根本不当人看。但考生一个个俯首帖耳地忍受着，因为他们只有循此道来争取荣华富贵。这样来考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才，该是多么可怜可叹。第二首描写考生贫困的旅居生活，说羁留了两个月，什么都没有把握，看看荷包里，一文钱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空袋子，带来的一点粮食，只有全部拿出去卖了。这样连皮骨也都剥削光了。东海有位名士，等得不耐烦，无法过下去，只有回家。可是拘捕的文书追来了，拿了他回去，跟他立约三章，“五日一随场，命题试两作。”日子久了，钱光了，只有在济南城里漂泊流浪。鞋子露着脚后跟，衣服破得不能补，带子断得不能续，到郊外去讨饭过活。有朋友可怜他，自己减食救济、帮助他一些。名士说，我家在千里外，写信回家路太远，讨饭怎么可以维持长久呢？看来就只好葬身沟壑之中了。第三首嘲骂考官：考官真了不得，是近世没有可比的好手。据说他像月亮一样的大公无私，有本事的就会取上。榜还没有贴出来，喜报就已经送了出去，事都听任下面的人办，谁也不去过问。可是到了这里，却疑神疑鬼，听了一句什么话，就大发其怒。说有人通了关节，考取了的都一笔勾销，不算数。那些□受特殊赏识的文章，反过脸来就看成仇人一样。再把那些原来的落卷，随便抽他一些出来，再发一次榜。这事实在太奇怪了，读书人有什么罪过，陷在这样黑暗的幽谷里？秀才虽然是小功名，也是国家的名器，怎么可以被拿着像掷骰子似的乱掷？一翻一覆，只凭个人的喜怒，或弃或收，随着你个人的呼吸来决定，这是古来少见的，闻者都不能不惊骇，不能不忧虑。第四首描写考后的情形：本来考取了的，却又名落孙山了。他们怎会没有牢骚？就把他们拘留起来，差役们任意去敲诈，这未免太残酷、太暴虐了。这些人必定终身怨恨，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可是考官自称又清廉又公平，连路上□人都觉可笑。禁止考生回家，这是古来从没有的。数百人应考，录取了十几名。羁留在客地，吃的用的都难。办文书的出了通知，盛气凌人，晚上发了通知，早上就要到场，到迟一步，就要褫革。这种骄浮刻薄的做法，简直是暗无天日。落第的千万人，一路哭哭啼啼。回家去，没有脸面，稍有志气的，都只有一死。黄河的河伯若不发怒，流到大海也不会是浑黄的水。

像这种腐败到顶的考试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作者的愤怒也达于极点。但作者仍只是看作是个别的现象，他之攻击个人——主考者的做法不对，办事的人岂有此理。他是为把科举制度弄糟了而感愤激，他不但没有对科举制度怀疑，反倒是站在维护和办好科举制度的立场上来作指责、发义愤的。蒲在作品中反复攻击科举，但所挖苦和嘲笑的，也只是主考官个人，认为他们没有眼睛，不识好文，不识真才，主观上只是发牢骚，也并没有攻击科举制度本身（但客观实际上是攻击了制度）。有人认为他一方面反对科举，一方面又以考中功名来报答所认为的好人，说这亦是他作品中思想矛盾，其实仔细研究，他的这种思想是统一的，并不矛盾。这和他自己的热衷功名的思想分不开，他之不得功名，认为是考官不好，是办理不□之故，他反对此，为此而愤激，但并不反对考试制度，若反对了考试制度，那他的热衷功名的思想也就无所托了，他一日热衷功名，此心不改，即不会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

蒲松龄家里并不是有钱的大地主，他家的经济情况是很拮据的。上面叙述他父亲蒲槃已经讲过。在封建时代，一个考不上去的秀才，没有官可做，家里又难坐食，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替官作幕宾，跟着混碗饭吃，打秋风。一是作塾师，教蒙童。蒲松龄做过幕宾。他的小同乡孙蕙，比他大九岁，在顺治十八年（1611年）中进士，康熙八年（1669年，蒲三十岁）任江南宝应县知县，不久又调高邮，后几年，又充江南同考官，他就随着在孙蕙任上。他三十一岁到江南任上的孙蕙处去的，为时不长，不过一两年的工夫。作幕宾，做些什么事呢？做文章。文集中有代孙蕙的《放生池碑记》。写奏折，为孙蕙父母请封诰，集中还有许多上皇帝的谢表。此外，主考时，帮着看卷（县学考童生，县、府、道三次秀才考试），此外就是陪着游玩、歌舞、筵席之类。他在南游时期，游过江南不少地方，主要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名山大川，作有江南诗一卷。作幕宾，只是做客人的性质，《红楼梦》上所谓清客相公者是，当然没有薪水，只是随便赠些钱，给点好处，是打抽丰的性质（此在《儒林外史》中有很多具体描写）。但一个小县会有多少油水？此时他还年轻，抱负很大，当然还是要回省应考，争取正途功名。其间当然也有过不惯江南异乡的客居生活，产生思乡之情。大约到他三十二三岁时，他即回到淄川本籍，开始在淄川西铺毕际有家坐馆教蒙童。淄川毕家是个大地主官僚的所谓旧家。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的尚书。毕际有字载积（《聊斋志异》中有多篇道及），号存吾，顺治乙酉拔贡，曾任江南通州知州，家里很阔，有不少园林台榭：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收藏颇富，四方名流宿儒，乐与之游，喜吟咏、校雠、精于鉴赏，著有有关考古、稗史及诗文之书。蒲在毕家教馆多少年，不甚可考，但我们根据材料知道他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退休。自三十二三岁至七十岁，近四十年的长时期内，他一直是以教馆为生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有一句说：“自是以后（即从江南归），屡设帐缙绅先生家。”可知纵不是一直在毕家，也是在本县一些阔人家教馆，而且从诗文看来，从其与毕家的密切关系看来，和毕家的往来始终未间断。

在外乡作幕宾及在本县作塾师，前者时间短，后者时间长，这是蒲一生主要的生活和工作，对其创作有密切关系，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此生活中，他一面应考功名科举，一面酝酿着与从事着创作。唯其屡试屡败的感触愈深刻，对生活的体验愈丰富，而他要求寄托情怀、抒发苦闷的心也愈切挚。《聊斋志异》中的作品，都是他在这种时期酝酿和写作的。我们现在具体说一说蒲氏南游作幕宾和在像毕家这样缙绅家教馆，这种生活和工作对他的精神思想上的影响。总的说，无论作幕宾，或坐馆，他的东家都是达官富贵之家，其势位炙手可热，生活豪华阔绰，而自己却在贫贱之中，这是一面；他的东家都是奴仆婢妾成群，家人骨肉团聚，而自己却是寒斋独坐，心灵之寂寞孤凄，益觉无聊，这又是一方面。在这历历比照的苦闷生活中，一则他的热衷功名之心更切，一则其怀才不遇、悲愤感慨之怀更深。于是精神上的出路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几条：一是寄情自然，对山川风物，楼亭台榭，花鸟虫鱼，有深厚的兴致和细致的体会与观察；一是体会人情世态，所往还者上皆达官名流，下至奴仆、乡间农夫贩卒，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传闻与故事，他亦从自己的心情境遇，得到深切的体验；一是耽于幻想，生活于梦境之中，以自取安慰，这是以书与生活为材料的。

我们下面说几件生活情事，让我们对蒲的生平与创作得些具体的了解。

前已言之，他的同乡孙蕙历任江苏宝应及高邮县官，他在三十一岁时到江南孙蕙任上作幕宾。孙在高邮署中做寿（四十寿辰，孙比蒲大九岁），招梨园演剧，大开寿筵，蒲有一首诗，写东家声色歌舞、灯红酒绿的官家生活：“帘幕深开灯辉煌，氍毹暝铺昼锦堂。氤氲兰雾吹浓香，热云迷蒙凝天光。旱雷聒耳杂鸣珰，佩环一簇捧红妆。藕丝摇曳锦绣裳，黄娥跌舞带柔长。长笛短笛割寒苍，紫楼玉凤声飞扬。芙蓉十骑踏花行，鬟多娇容立象床。参差银盘腻烛黄，琅玕酒色春茫茫。轻裾小袖引霞觞，愿君遐龄齐山冈。”这本是当时士大夫日常普通的生活之一面，我们看当时的历史记载及文集、诗集可以充分地知道，并非什么特殊之事。

又有七绝三首写贵公子生活：“斜阳归去醉模糊，酣坐金鞍踏绿芜。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夜半梧桐隐玉钩，朱门挽辔系骅骝。两行红烛迎人入，一派笙歌绕画楼。”“罗绮争拥骕骦裘，醉舞春风不解愁。一曲凉州公子醉，樽前十万锦缠头。”

这样的诗篇，当然不必看作对生活的写实，而只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印象的总的概括与作者自己对富家青年此一面生活的感受。江南地区，在明清之际，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地区，以扬州为中心的一带，封建阶级过着当时最“现代化”的生活享用。山东某些地区亦属此类，但程度上、性质上与江南有些差别。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自己的客居生活及情绪如何呢？他的诗集中亦有反映。总之，是孤寂、无聊、悲慨、思乡。《寒食阴雨，有怀刘孔集》：“寒江风物晓珑璁，佳节萧条恨不同。旅邸愁生春色里，天涯人坐雨声中。离亭怨别垂杨绿，霁影当窗返照红。好梦忽惊魂欲断，高斋一榻落花风。”《客斋》云：“烟波万里一身遥，湖上春残燕子娇。乡思多因闻雁发，离魂只为看花消。云迷芳草愁中路，月满春城柳外桥。搔首天涯仍涕泪，五更风雨自潇潇。”《客署作》，有句云：“冷雨寒窗他日泪，凄凉极浦暮云深。”《寄家》云：“桂树丛丛飘晚香，夜行竹影落绳床。窗窥明月人千里，魂断西风雁一行。须发难留真面目，芰荷无改旧衣裳。江城何处吹杨柳？望断关山客梦长。”《夜坐悲歌》云：“短烛含愁惨不照，顾影酸寒山鬼笑。”“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途中》云：“途中寂寞姑谈鬼，舟上招摇意欲仙。”这已经很具体很明白地为我们介绍了《聊斋志异》所由产生之客观、主观生活背景，《聊斋志异》自序中亦描写了这样的生活情绪。

这种内心孤寂的客居生活，对于一个自负才学、热衷功名的青年人（三十出头）当然是难于忍受的。在此期间，他的怀乡客愁的诗最多，不举。所谓“江山信美兮非吾土”，不久他就回到山东故乡来。这一次到江南，又由江南回去，是他一生中最长最远的行旅。从山东去江苏北部，并非像今日，只是个短途旅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是很艰苦的，感触也是多的，印象也是深的。这种长途艰苦的旅行，在他一生中是少有的。

从山东淄川往江淮地区，必经之道是一条高山峻岭的山路，由长山谷道到莱芜县境，最高的地方是青石关，集中有诗《青石关》云：“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扪萝自兹去。勾曲上层霄，马蹄无稳步。忽然闻犬吠，烟火数家聚。挽辔眺来处，茫茫积翠雾。”青石关距淄川约六十华里，再过去约百里，则为岩庄。《雨后次岩庄》云：“雨余青嶂列烟鬟，岭下农人荷笠还。系马斜阳一回首，故园已隔万重山。”由此以南，悉属山区，他回山东，仍经此道，到青石关，日已暮，旅店冷落，不留客宿，正值山雨欲来，摸黑十多里路下关，经瓮口道到土门庄投宿，时天昏夜黑，风紧雨骤，雷电交加，这对他是一次惊险的旅行。《瓮口道夜行遇雨》描写这段不平常的路程：“日暮驰投青石关，山尘横卷去漫天。望门投鞭纵马入，庭户冷落绝炊烟。”又云：“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潦水崩腾没马膝，激石擂炮鸣相催。水猛石乱马蹄破，动骨骇心欲倾堕。人马不惜同时饥，颠蹶还愁丧身祸。”又云：“来时当道僵尸横，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念此毛寒肌粟起，心急行难步不咫。电青乍见水磷磷，径昏惟觉石齿齿。三漏始入土门庄，挝门下骥登人堂。渭城已唱灯火张，唤起老妪炊青粱。篾席破败黄茅卷，如醉醇醪卧香软。”大乱后景象，虽山僻之中亦能见之。诗集中并无专写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情景，因为这是犯忌讳的，但流露出的已可想见。像“平原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得家书》），“青草白沙最可怜，始知南北各风烟”（《途中》），“萤流宿草江云黑，雾暗秋郊鬼火青”（《早行》）。我们可以看看《儒林外史》中第三十五回庄征君辞爵还家旅中情况，更可以想一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记事，此时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士大夫享乐生活虽已勉强依旧，但人民的生活和内心仍是惨切的，惊魂未定的。江南如此，山东亦然；城市中如此，旅途中尤甚。这样的旅途和客居生活，这样荒凉的高山，野兽出入的地区，这样惨切与残败之余的社会生活感受，我们读到《聊斋志异》故事，即知其所描写的环境气氛绝不是偶然的胡思乱想。

蒲氏的塾师家馆生活，也是身在富贵家庭的环境中，而内心精神有难于说明的孤凄和寂寞。毕家是个世代做官的旧家，毕际有是个刺史，比孙给谏要阔得多。他家同时请了两位塾师教子弟，《绰然堂会食赋》说：“两师六弟，共以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餐情状可哂，戏而赋之。”描写同小孩子吃饭、你争我夺、狼吞虎咽的情状，文章是非常生动而滑稽可笑的，但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的笑是苦笑。

集中有一篇《戒应酬文》：“旬前或以吉启属余，而意懒苦于思索，掇笔复置者屡矣。望前之五日，计需期已迫，不得已挑灯构之，思又不属。弯月已西，严冬侵烛，霜气入帏，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翕，耸肩缩项，如世钟馗。因呀然而自笑，哂措大之呆痴。”“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无谓矣哉！”“且也人皆鼎烹，尔独藜藿，人且重裘，尔独絮衣，彷徨永夜，亦孔之凄！”“若夫幽房炽炭，茗酒浮卮，奚童旁而剥枣，慢撚髯而吟思。于斯时也，神闲意适，逸兴遄飞，亦文人之雅致，当乐此而忘疲；尔乃坐枯寂，耐寒威，凭冰案，握毛锥，口蒸云而露湿，灯凝寒而光微，笔欲搦而管冷，身未动而风吹，吟似寒蝉，缩如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札，曾不足供数日之挥。”“前无钓饵，后无鞭箠，利既不属，名亦罔归，连连作苦声于终夜，诚可笑而可嗤！”也写得自嘲自怜，亦悲愤，亦诙谐，生动真切地描写了他的为文生活状况和内心的感受。此文未必是在毕家做的，但作塾师，必定要代笔作应酬文的，则塾师生活的一面亦可以推想。

在幕宾和家馆生活中，他因文名及环境，和许多大官、旧家宦裔以及当时的名流订交。除了上述毕际有外，有唐太史济武（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等，像他的挚友张笃庆兄弟和李希梅都是旧家宦裔，张之祖上为明代相国。在江南同游的，如成康保（进士）、王式丹（会状）兄弟、陈冰壑（太常）都是功名高、官位显的。当时许多大官和学问家如施闰章、俞成龙，年龄地位都高，也都先后赏识他。他和王渔洋的关系也是密切的，诗文集中，往来信札、唱和最多，王有书多赠给他；他的书及文也多寄给王，《聊斋志异》一篇篇给王看了，编成后又给他看，《聊斋志异》多篇后有王的评语，原手稿中，除异史氏曰外，亦附王评语。凡此不及细讲。总之，王是非常敬重他，而蒲亦以王为其前辈中之知己，敬之爱之的（笔记中买其作品被拒的话并不可信，王渔洋亦非如此一类之人）。这样一些大官名流，和蒲发生密切友谊，对蒲有些怎样的影响？（他们都是有其可肯定一面的士大夫阶层人物，他们也都是正派的，不可一笔抹杀地否定掉。）总的说，是对自己的才学自负益高，因而怀才不遇之感益明，而牢骚益多。在由江南回鲁，至五十前，任家馆期间所作诗文，时时流露出来。想贵想富，“多君老健凌苍鹘，期在青云志不摇”（《怀李希梅》），“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九月望日，怀张子历友》），“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中》），“生涯岁岁拥寒，落拓无成鬓欲庞”“壮心端不受贫降”（《遣怀》），“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拨闷》），“但求怜此身犹贱，放我十年勿反添”（《初见白髭》）。此外他们也常有一些诗酒风流的生活活动，文集中有很多的诗启，如《徵毕信涉逸老园诗启》《为沈燕及邀客小启》，诗集中有不少酬赠的作品（《我曰园唱和诗跋》）。

蒲在坐馆时，对自然风物遣兴寄情，亦见于诗章。诗集中有《斋中有柑橘、菖蒲、迎春、海棠、月季、盆草、盆石、夹竹桃，又有榴树二，花大而实肥，因效徐文长作石醋醋骂座》，将各种花木人格化，予以嘲弄，如云：“酸寒蕙草，冷瘦菖蒲，短发潇潇，无栉可梳”，“丁香依稀四旬余，犹学雏娃妆明珠。海棠荡冶淫且污，自谓风流绝世无”等等，可见其心情意绪之寂寞无聊，亦见其喜爱生活，□观深微之情趣。有一首诗题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其小引云：“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髯奴沦茗，便以久远为要；佳种携来，许以有无相易。”对于花木的爱好与知识，可以见之。《聊斋志异》中多篇花木精魅的作品，推及虫鱼鸟兽，亦莫不然。

诗文集中还有不少描写妇女情绪及关于男女爱情的诗词作品，这多数是他青年（四十岁前）时代写的，我们下面要说到，蒲与刘氏夫妇关系极好，对其夫人极为满意，两人白头偕老。若由我们今日看，蒲对爱情应无何不满足之点。其实不当如此看。因为封建婚姻中的夫妇关系，一般是无所谓爱情之可言的，爱情不存在于正式夫妇关系中，封建婚姻中。在旧时代上层社会中，要获得爱情，总须在夫妇关系之外求之。此是事实，应予注意，其理亦不难理解。蒲生活于达官缙绅的社会环境中，所能有的只是封建婚姻关系的夫妇之情。他之对于自由活泼的异性之美，对于志趣相同、彼此相知的爱情之乐，他亦是有此要求的。对于以才情自负而身处贫贱寂寞中的蒲氏来说，在他青年时代，此点恐怕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不能满足的。作品中对于爱情的体会，对多情青年男女的形象之描摹刻画，无不委婉动人，深切入微，正可证明此种情怀。很有趣的事，是作品中许多诗词韵语，亦见于其诗词集中。举几首，以见一斑。

《子夜歌》：“今日上西秦，明日往东鲁。不如不归来，还省别离苦。”“问谁往江南，烦寄物一裹。不为我念郎，但恐郎念我。”“荡子不顾家，空房泪沾臆。骂语积满胸，郎来都不记。”

《闺情》：“深坐珠帘颦翠娥，玉人何处醉弦歌？泪中为写相思字，写到相思泪转多。”“蕉分日影上晴纱，斜傍东窗理鬓鸦。妆罢玉台频对镜，侍儿和露折兰花。”

《思帝乡》：“闲院桃花取次开，昨日踏青小约未应乖，嘱咐东邻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凤头鞋子即当来。”（见卷七《阿英》）

《同沈燕及题思妇图》：“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见卷六《连城》）诗集中，此题七绝四首。具见其以己作为作品中人物之作，即以自己真切深挚的情感意绪以为书中人物的描写。即在人物创作与描绘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化了进去。其作品艺术之力，于此可以得其端绪。亦可推知作品中的许多韵语，多是他自己的作品。如《彭海秋》中的薄幸郎曲，《丐仙》中的“蝶化美人舞且影”，《褚生》中的《浣溪沙》，《凤阳士人》中女子所唱俚曲，《宦娘》中《惜余春词》，《绩女》中费生所题《南乡子》，《香玉》和《凤仙》中的多首绝句，《连琐》中的联句，皆真切动人，□动活泼。当然也有不是作者的，如《林四娘》中的诗。

现在说一说蒲松龄的婚姻及夫妇家庭问题，这是他生活的另一重要之一面，与其思想密切有关者。蒲氏自作原配《刘孺人行实》一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蒲是其父的老来子，蒲出生时，家已中落，到十一岁，才替他说亲，定的是同邑儒生刘国升家的二姑娘。顺治乙未年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女子充掖庭，人情汹动，刘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坚，亦从众送女到亲家。这时蒲十六，夫人年十三，到婆家，与婆婆董氏同寝处，谣言既息，又回娘家。过了两年，即蒲年十八，女年十五，才正式结婚。夫人性情温和谨慎，朴实寡言，在妯娌们中，她是最老实的。因为其他妯娌，伯和婶都很厉害，很强悍、自私，常与婆婆争吵，其嫂尤然，所以婆婆特别爱她，说她有赤子之心，对人称道。大嫂更为恼恨，联合了其他妯婶，与婆婆及刘作对，说婆婆不公平，其间唇舌传播，家庭中经常吵闹。看来，蒲松龄对其嫂和弟媳，都非常不满，尤其把其大嫂说成一个像其作品中的泼悍型的妇女。父亲看了这情形，觉得难以长期处下去，就将弟兄们分了家，授田二十亩，大约每家分田四五亩。蒲说，分家的这年是荒年，收了荞五斗，小麦三斗。妯娌们在分家时，对家庭用具都挑好的，弃朽败的。而刘则像呆子似的一口不开。兄弟们都分到了夏屋，松龄独分到正屋外的三间老屋去住。老屋在农场旷野里，连围墙都没有，四处是小树和蓬蒿野草。此时松龄经常在外游学，不常在家。刘夫人亲自披荆斩棘，找人筑一短墙，在大伯子家假一小小的白木板做门，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这时已经生了大儿子箬，带着儿子孤孤单单住在有黄鼠狼的荒僻地方，听到有人的脚步走过，心里都觉得喜欢。庭院中，落雨则潇潇瑟瑟，刮风则到处响动，打雷则满屋都震得打颤。夜里狼闯进来，鸡在埘中惊叫，猪在圈里骇窜。小儿不知愁苦，早就睡熟了。她对着一盏豆油灯纺绩，直到天亮才罢手。所以经常减餐，留些饼饵请乡邻老婆婆来吃，请她在自己床上睡，请她做伴。像这样固贫寂守，却不肯让儿子荒废了学业。□怜着儿子小，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握着头发送儿子出门，目送他进了学塾的门才回来。后来又生了一女三男，十多年，他们渐长大。这时又为婚嫁的事所迫，千辛万苦地努力起房屋，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就再无隙地，从前长满野草的地方，此时都变为茅茨了。但是家口多，每会食，非一榻可容，因此就分了锅灶，叫他们自己各自起伙食。刘夫人对于功名是很淡漠的，对于生活是很知足的。年轻时纺绩过劳，到老来苦臂腕痛，但仍不停纺绩操作。穿衣喜欢洗濯，洗破了，就打上补丁。若不是有事请客，厨房里从来没见过肉。我不在家的日子，得到好吃的，自己从来不吃，包了扎了收藏起来，总是腐败了。几个兄弟都赤贫，来借借贷贷是常事，夫人也不指望他们还。说：我总是受乞，而不乞于人，这就是我的造化了。到晚年，多病，一年要病几次。她自小有腹块的病，六十岁以后，块病与年俱长。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秋，和女伴媳妇们喝酒谈家常，谈到夜深，次日即病。

蒲松龄对于原配刘夫人的夫妇感情是非常深切厚挚的。他如何感激同情她，如何尊敬她的善良品德和勇于担当、坚强忍耐的性格，都可以从此文的描叙中看出来。这不是普通的谀墓的文章，而是有血有肉真情流露的描叙，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但见出刘夫人的为人，也见出蒲在夫妇关系及家庭生活一方面的态度与人品，所以能够使我们感动，使我们觉得亲切，不因为那是二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对我们的思想感情就觉得隔膜，不起共鸣了。夫人的死，对于蒲的晚年是一大打击，他写给老朋友的信说：“弟日益惫，又兼有悼亡之感，穷而无告矣。”（《与李淡庵》）他所作的悼亡诗八首，也在平淡语中见出深沉的哀痛，与元稹的悼亡诗是一类的。这年夫人生辰（冥寿），孙立德回来扫灵，祖孙又恸哭了一场，并且作了诗。次年（康熙五十三年），上老伴的墓，又哭了一场，赋诗二首。“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性最畏荒漠，今独眠荆榛！勉哉汝勿惧，公姑为比邻。匪久襆被来，及尔省晨昏。”（《过墓作》）他并常在梦中见到老伴：“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睡，笑，急张目，则梦也。又赋七绝纪其事。”所谓贫贱夫妇，老而弥笃，一般富贵家庭的夫妇，绝不会有这样金子似的感情。这一面，对蒲的写作，也有重要作用。《聊斋志异》中对忘恩负义、冷酷薄幸、喜新厌旧的丈夫深恶痛绝，如《阿霞》《武孝廉》《云翠仙》，并且一贯以极大热情描写那些笃于夫妇之爱的人物，如林氏，皆非出于偶然。

蒲松龄对于他的嫂子弟妇们很□不满，尤其对于他的大嫂，所谓“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行实》）。上引文中把她们写得非常偏狭、狡猾、凶恶、自私、好吵闹骂人、多嘴多舌。从这种对比中，来表扬刘氏之美德。这样的意见，形之于笔墨，暴露了他们封建家庭的争吵与不□的严重矛盾。这本是封建大家庭很普通的现象。别人不肯说，蒲却不掩饰地把它揭开出来。但是蒲对其同胞兄弟们却并无恶感，他还是恪守友于之道的。他在寄旅外乡时，占比例最大的是思家怀乡的诗。所谓家乡，主要当然是人，是他的夫人和儿子，但也包括骨肉在内。《客斋》云：“频年忧患凭天地，中夜悲歌忆弟兄。”并有《赠惠公弟》：“可怜芳草年年绿，同向天涯寄此生。”《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感赋，得深字》云：“莺花岁逐行尘老，骨肉情因患难深。”五十岁时，他大哥死了，他十分感伤，作了祭文，又有两首哭兄的诗，一首题“夜作祭兄文悲不成寐”。又有一首《怜妹》，大约他妹妹自小嫁了一个赌博游荡、没有家业的丈夫，多年与娘家兄弟没有往来，兄弟也难照顾，后来受了牵累，弄到吃官司。结句云：“兄妹皆沦落，相对一潸然。”可见其手足之情是深厚的。对朋友亦然，诗文集中多数是与朋友赠答，朋友悼亡，他多有诗相慰；朋友死了，他有诗挽哭。在封建的伦理的情谊方面，他是非常严肃的。

他对于朋友的诚笃，还表现在耿直方面。他是一个诤友，不怕得罪人。文集中有《上孙给谏书》，（孙给谏）即从之作幕友的孙蕙，说：“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所以久疏往来，“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你为争臣，必能容争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请言其略。他提了五条意见：①择事而行，“盖居高位者，为善有力，为不善亦有力。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②择人而友，“德行之人吾所师，学问之士吾所友；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乃初闻之而觉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腑膈肺肠，渐与鲍鱼俱化矣。”“门外之吞声者甚多，但我不及闻也，可畏也！”③择言而听，“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④择仆而役，“每见蠹役贯盈，惧人覆算，遂如山中之狼，借我蠹以自庇，不惟众怒难任，且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且负人债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讨；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旧仆坏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又其甚者，乡中狡狯，思假我之声灵，以济其暴横，乃夤缘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于市井，构讼于公门。”“因而受害者遂控诉无门矣。抑闻长山邑大夫南公尝语人曰：‘为令者他气犹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气难受。’此真经历之语，其中愤、其言戚也。”⑤收敛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者族人之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则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乡梓愚民，闻声而股慄，诚不知其可矣。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这批评是非常尖锐，但益见待朋友之诚笃及其为人之直爽。这种品德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蒲有许多意见，是站在老百姓这边看问题的。因为他虽然一贯的要向上爬，并且基本上站在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但同时另一事实，却始终未爬上去，实际是处于贫贱之中，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他不但看得见，体会得到，而且有些方面他自己亦同样遭受着，如上所言大官的仆役之狐假虎威、鱼肉乡里之类。文集中有一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他向政府大胆提了五条意见，可以说是为民请命，更可见蒲的思想与老百姓站在一起，与老百姓同命运的一面（老百姓可以受此苦，未必能看得清、说得明，蒲则以其地位、经历及文化，看得较明白，说得很畅快）。策中说：“现今除缙绅而外，惟有坐以待毙之士子及三五良民，日与成群之盗，杂相间处，昼无饱餐，夜无安枕，势将使饥者以不能作贼而死，饱者以不能御贼而死，合县之民，不尽不休，真可惧也！”所陈五则意见，一是钱法，说钱之挑选苛刻，起于康熙四十二年。州、县有告示民间：杂钱之行，姑从民便，三年后都中新钱下，则市中之钱皆不许复行。有钱者大惧，贸易者则严于挑选，恐其一旦遂成废物，久之官钱不下，被弃不用者各有名目：以铁铅作模，槣而成钱者曰槣钱；两面磨光者曰磨钱；熙字左撇弯长者曰五腿；新出炉者为黄痄黑炭不净者曰黑痄；大而薄者曰薄痄；模糊轻小者曰死痄。总之，皆私铸之别名。且都中大钱，尚未行下，而私铸者已依样铸出，遂有怀中抱钱而饿死者。今之禁钱，弊与盗案等。盖法太严，官不敢报，因而私铸甚多，自长山、邹平以及武定诸处，铸炉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足供千炉之毁，于是私钱遍地，而官钱之存者几希矣。二是无禁籴，今日言之，不惟不可禁，并亦不能禁。一禁则籴者不敢入市，而求诸籴者之门，官乌能知之？更有贿托豪强买结市侩，为之代籴装载以护送出境者，官又乌得而察之哉。是禁籴之法，止以起无赖之抢夺，资棍徒之骗诈而已。且一禁止则籴者钻求愈急，粜者勒索益甚，而市价之腾涌益速。三是官谷可借，仓中积谷，初纳时名为乐输，将以备本地凶荒，非待他人取用，前年他邑灾，至六七运，劳民伤财以送之。今本地连年大饥，饿殍遍野，流离载道，而仓中谷反不得一粒入口，积谷之本意谓何？四是治盗，年荒则盗聚，天下之大乱多起于荒年，淄去年歉收，初穴墙胠箧者一二人，后渐三五成群，架软梯为进院之具，过岁以来，皆四五十人为一伙，刀枪火炬攻打村庄矣。或劫财不得，则燎人至死，入村不得，则纵火烧村，至有一村尽为丘墟者。被害之家皆忍痛含冤，莫敢声报，间有认盗指名报官者，非为捕役所买放，即薄惩松系而不尽其法。官以姑息为仁，而贼民日多，而良民日少。此辈皆博赌无行，游手不务本业之人，即在丰年亦非善类，流亡饿死之民乃足惜，此辈不足惜也。良民日营升斗，夜辄有人入，以刀压颈，劫夺而去。此民间之苦情，呼天无路。五是粥厂，认为不如关粟之便，四乡设厂，十五里外道渐远，一人独往，则家中饿其老弱，携家而往，则终日苦于奔波，不如五日一次，按口而授粟。此所提意见，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是在一种范围内为民请命，为百姓实际的眼前的利益设想。

上述是对达官的不良作风和当时政府的窳败提出了大胆的批评，表示了极大的气愤，要求纠正与改进。但他最痛恨的还是坏县官和衙门中公差和捕役。文集中有一篇《公门修行录赘言》：“西南巨山中有狨焉，善食猱。猱望见之，群升树。狨至，戛然一鸣，诸猱闻声，如果熟遭劲风，坠满地上，悚息膝立，无敢逸者。狨乃相其硕大，置瓦颠顶而志之；志已，复以爪揣择肥者攫食焉。黠者乘间弃其瓦，揣则遗之。偶一谈及，罔不诧异。余曰：‘此何足异？人类中固不乏也。君不见城邑廨舍中，一狨在上，而群狨随之乎？每一徭出、一讼兴，即有无数眈眈者，涎垂嗥叫，则志其顶，则揣其骨，则故嘬其肉。其懦耶，恐喝之。强耶，械挫之。慷慨耶，甘诱之。悭吝耶，逼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网，而小祸可使弥天；重刑可以无伤，而薄惩可以毙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卖儿贴妇，以充无当之卮，冤矣！其吏皂之具衣冠者，尚阴刻而阳慈；而最难堪者其副，以牛鬼奉蛇神命，乞丐相鸱鸮鸣，当之者求死不得矣！夫人生至为副役，已入饿鬼道中，而尚以漏脯救饥乎？在恶人良不足惜，而小鬼之伎俩，又偏中于善良。何以故？朴纳者固不敢取颠瓦而掷之也。”这是暴露官府衙役鱼肉百姓，十分痛快淋漓。其所憎所爱，都出于对现实政治吏治的实际感受和总的概括，全面而深刻，充满火一样的热情。《聊斋志异》中对于政治吏治的问题，他亦表现相同的爱憎立场。

但尽管如此，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所以上文仍对公门官役提出劝告和建议，即借公门而修行。希望他们做做好事，修修自己的来生福泽。因此，他所仰望的是好官，是爱民的官。他相与的许多士大夫，如毕刺史、唐太史、孙给谏等，他都认为是好官，他十分敬佩他们。对孙提出批评，也是在爱护他的前提下提的。他想往上爬，得功名，也不过为了做官，当然他向往做一个好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张嵋字石年来任淄川知县，做了三年，于二十八年调任离去。看来张是一个好官，精明干练，能为民兴利除弊。蒲极推崇他，敬佩他，说叔度来三年，每日噢咻人，春和中人骨。闻拔擢去，如婴离母抱。适驾南巡，谋要遮之而请，肩所摩满衢，踵所止满邑，涕所堕皆满眶。骑者、步者，肩负腰缠，如蚁迁其国，数十里尘无断际。然万趾南图，而龙飞西去远矣。既得耗，无老幼皆懊，无灵蠢皆怆，无男妇皆涕，共言侯去，悲六喜七。诗集中有《悲喜十三谣》赠张者，悲六：农人悲（粮轻减），儒童悲（卷费廉），乡人悲（豪校差役敛迹），翁媪悲（荡子蒙教化），肆贾悲（估肆得安），名士悲（怜惜才华）。衙役喜，博徒喜，豪强喜，讼师喜，端工喜，娼户喜，权奸喜。又有《送别张明府》，小引曰：“一片阳春，吹嘘寒谷；三年霖雨，沾溉穷乡。得为编户之氓，无异太平之犬。未入武城之室，细听弦歌；时于冀北之群，一承顾盼。肌肤骨髓，受兰气之长薰；鸡犬桑麻，被河流之普润。”“留鞭挽辔，千尺潭水之情；把酒临风，三叠阳关之曲。”云云，具见其对其所谓好官的崇敬爱戴之情，与上述对于坏官的鞭笞，正是一物的两面。

他自己虽未做官，但在乡里，也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乡绅或士子。他对地方公益之事，是十分热心的，淄川是个山区，道路险阻，行旅艰难。修桥铺路，就成为乡绅们的一件善举，蒲对此甚努力，募修鸳鸯谷桥，五村修路，修建龙泉桥等，他都以很高的热情来做文章，来说服人家解囊，来歌颂其善行。龙泉桥的筑成，李翠石捐产泻囊，费金逾千，而蒲则自己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即三百两。这对于一个贫士的蒲，是不容易的，这是他的一件义举，确为慷慨好义。说明他能竭尽绵薄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

具体的事情应作具体分析，修桥铺路，人们出钱可以有不同的动机，为修福子孙和来世，为沽名钓誉，为爱护乡梓，为地方争体面，也有为人民百姓的。大□的人，有钱，出些不在乎。有的人出的少，集腋成裘，也有迫于绅士的威势，迫于社会舆论。蒲出如此之多，这就不同。若是单举此事，也不能断定他是出于爱人民百姓，看其对农民生活的关怀，就可以联系起来看，得此结论。

那时农民百姓的最大苦痛，除人祸而外，就是天灾，水旱虫荒，是封建时代非常频见的，而淄博山区，此患尤重。文集中有《纪灾前编》和《纪灾后编》两篇长文，记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的灾情，其观察之细致，关注之迫切，体会之深刻，感受之切挚，描写之详尽与生动，具见其对人民的生活之用心，无微不至，欲罢不能，实在使人感动流泪。其中尤以《纪灾后编》描写农民于荒旱之后又逢虫灾，虫蚄萌生成长的状态，群起捕打虫及禾稼受害的状况，尤其令人惊心骇目，使人气喘胸闷。（《前编》写荒旱之年，人饿死，流离道途，盗贼纷起，吃糠秕、树皮、草根，卖妻鬻子，甚至吃人肉，卖人肉油，令人毛骨悚然。）又云：“其类又易孳，尝见巨蚄伏叶表，两肋坠物，微茫如露珠，瞥长为蛆，蠕蠕动矣，倾之堆累数十，锐首扰乱，似各有作，俄已成茧自蔽，如蚕然。”“时高粱已穗，叶大耐蚀，梗高耐登，虫自下空其半体，视不见、闻无声者。然岁叠荒，盗多几与虫等，昼防昼偷，夜防夜偷，架木巢其旁，眠少熟，粒青青已果贼腹矣。蚄故不贼豆，或邻亩谷尽，猎食无所，池鱼之殃，豆则深受之。甚至垅无片叶，蓬蓬如乱麻。已角受灾者，角半秕犹粒；灾其方华，则萁歧立，不复角。谷未秀，虫空其叶，青青矗矗然，大段如木贼，无人采焉者，以其穗犹胎含，留待复秀；久之生一二叶，类瘦茅，盈盈寸许，仰不复垂，霜寒犹绿。待田耕者，中道夭之，犹不如蜀秫之晚生者，豆出始出，豆熟亦熟焉。乃豆未遭蚄害者，又自生螟，蜿蜒二三寸，圆粗于拇。倡言者谓其肥可煎油，竞捉之，囊筐充轫，断头反革，置鼎，水腾沸沸，油浮出，金黄色，革亦焦脆，饿者甘之，捉益众，因不为灾。时某邑诸生告灾于令，呈蚄，令咄之，谓是么么物，何足称灾。又呈豆螟，始骇，始诘名。一生答曰：‘此即所谓糊涂虫也。’闻者皆匿笑。八月初四雨，夜大寒，蚄悉入土为蛹。或又言蛹绝美，富者以升麦易升蛹，于是男女若妇，操铁锐具，石足山根，搜抉殆遍。蚄方没，蝗又至，食其牙齿余惠，谡谡断粒蒂，零落田间，驱之跃于禾下，又扑之入于丛中，止而家焉，不复飞矣。苦战而存者，蝗又尽之，劫数矣哉！”最后说他写前后二篇记灾的用意：“情状可哀，涕可陨，志其略，告临民者，勤民事欲猛，捍患难得法，细述之告力田者。”诗集中有不少的关心农民疾苦和遭遇的作品，《齐民叹》：“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谷尽难取盈，涕泣零如霰！”《饿人》：“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尚有一首《击魃行》，说明他并不迷信鬼怪。

蒲松龄自四十四岁，以很大的力量，很高的热情，编了许多通俗使用的书和俗曲。这完全着眼于人民百姓的生活需要而编写的。康熙三十三年（1683，四十四岁）编了《婚嫁全书》，自序云：“唐宋以来，选择百余家，造凶煞之恶名，骇人观听，古人不甚遵，颇亦不甚验。最不可解者为周堂，不论节候交否，但以为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举世奉为金科，而我独自行胸臆，既有违众之嫌；且子女婚嫁，既无所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龈龈以为不可，遂不得不设酒封金，转求术士。故不如广集诸书，汇其大成，使人无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周堂，阴阳家语，俗称婚嫁吉日曰周堂。）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十五岁），编《日用俗字》成，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如‘豭’读为‘脚’，‘种耜’读‘种使’之类，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意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十七岁），编《农桑经书》成，序云：“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十七岁），编《药祟书》，序云：“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十岁），手录《齐民要术》，自志云：“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十五岁），死前一年，悼亡之次年，选录《观象玩占》三卷，自志云：“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晴课雨之益，故依样录之。后见《观象玩占》，无论其卷册浩烦，不能缮写，且天文星宿，多所不解；仅取其人人共知，如日月北斗，风云雷雨之属，录为三卷，聊以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云尔。”此外，尚有《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家政内篇》及《外篇》《小学节要》。

俗文学方面，戏曲三种：《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俗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演珊瑚故事）、《慈悲曲》（张诚故事）、《翻魇殃》（仇大娘故事）、《寒森曲》（商三官）、《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赌鬼回头故事）、《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江城）、《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张鸿渐故事）、《增补幸云曲》（正德嫖院故事，《辛十四娘》有此段情节），《问天词》《东郭外传》《逃学传》《学究自嘲》等。

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些生活实用的杂书和通俗文学作品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他的自愿，在于他的兴趣，其间不但无名利之可言，亦且没有责任，他是从日常和乡民共同生活中体察与了解到生活的需要，觉得自己可以做，应该做的，就编了出来，为了对乡民有益，对乡民生活有助，解决他们的困难，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从他这种编写过程中，知道他时时把乡民百姓的生活要求牢记在心，像个保姆似的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欲罢不能地要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这里，不只是他的勤于编写的精神可佩，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与熟悉百姓的生活需要，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与困苦，以及热心地、无条件地为百姓服务的精神，我们不能不十分感动。这就使我们看到蒲的高贵的品质与内心、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与他醉心科举、热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面，显然成为鲜明的对比，两相矛盾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著作，也是一些庸俗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当然，就著作本身说，确乎是卑之无甚高论，有身份的士大夫和士子，是不屑为、不肯为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见其精神之崇高：他不顾儒林的笑骂，只一心要为乡民百姓做些有益的工作。而且我们从这些著作的序言中，也明白看到他是如何的体贴百姓的心愿，为百姓的好处设想，考虑到百姓可能接受的一面而把自己的主观之见撇开或放弃不顾，因此，他这些著作内容，都是从实际出发，能够切实为百姓服务，能够为百姓乐于接受的。《药祟书序》云：“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农桑经序》云（见前），《婚嫁全书序》云（见前）。

综上以看蒲松龄的生平，由于他的出身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一生热衷功名，但一生功名不得意；一生想往上爬，但一生处于贫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于热场中作冷淡生活。”（《答陈翰林书》）由于他的热衷功名，想往上爬，他的思想有极其庸俗的一面；由于他始终功名困顿，始终身处贫贱，一生过着冷淡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又有颇为光辉的一面。这光辉的一面，就是他的内心与人民百姓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产生的。并且，因为他的一生生活处于贫贱，始终未爬上去，所以这光辉的一面，就成为他思想的主要的一面。这给予他穷愁的生活以巨大的积极的力量。他虽一辈子倒霉，牢骚满腹，但他对生活、对人生、对世事，一贯抱着积极的态度，抱着希望，追求理想，并且尽他思想水平所能达到的，所能认识到的，竭尽力量，要为人民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当时一个士子，若只知有己，不关心人民百姓，不把心倾向于人民百姓，处于长期的穷愁之境，而又生活在漆黑一团的时代社会里，而又不悲观，不绝望，不自暴自弃，那是没有的，不可能的。蒲的对现实的很好的健康的态度，显然是因人民百姓的力量给予他以支持与热□的。他的《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说：“某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涕，利与害非可计及也。”

《聊斋志异》的写作，也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里说了他个人牢骚，作品中亦同样贯穿了他个人的牢骚和不满，个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知道寒雀抱树、秋虫吊月的生活处境，是他个人的身世之描画，同时也是当时清初广大人民百姓的现实处境之概括。他所刻意地以巨大热情与毅力来从事搜集写作的青林黑塞的故事，亦正是当时身处漆黑一团的时代社会中的人民百姓所赖以寄托幻想的创造，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在此，他个人的牢骚与愤懑就成为他连接人民百姓的桥梁（若无个人不满，他会骑在人民头上，与人民对立，不会将心与人民相系了），他个人穷愁的处境，就与人民百姓的生活现实同一坯现实土壤。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在主要问题上，能够站在当时人民百姓的一边，以他所认识与坚持的，来鼓励人们努力向好处看，把他所认识的来教导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如严冬中送炭，如黑暗中送灯。炭与灯都是从人民百姓那里来的，温暖了自己，又反过来去照亮人民，去温暖人民，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在此，我们应该简略地插说几句关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话。我们应该把蒲松龄的生平、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来看，始可得到较适当的评量。我们知道，明末的社会与政治，已是封建主义制度腐朽达于极点的时代，当时在极端窳败腐朽的社会现实中，已经萌生了许多新的因素。腐烂中已有显明的新生的力量，无论在经济方面及文化思想方面皆然，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蔚成排山倒海的巨大革命浪潮时，应该说，在森严的黑暗中，已经见到曙光。广大被压迫奴役，生活上、思想上没有出路的人民，此时则已有个指望，并以最高的勇气与热力与信心，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但是正在这样的死中得生的关头上，却忽然产生清军入关的悲剧。阶级斗争功败垂成，民族斗争亦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当时人民百姓在生活上、在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与挫败，是难于说明的。我们知道，在长期旧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里，当旧的统治腐败透顶、民不聊生的时候，产生一次革命，换得的虽然只是改朝换代，但取旧的统治政权而代之的新的朝代，总多少有些新的气象。因为鉴于旧统治政权的得失，总有一番除旧布新的措施。这就可以使阶级矛盾得到一些解决，社会政治有一些推进，人民可以舒一口气，能够暂时安心地、有希望地生活下去。元明之际就是如此。但清朝建国，却不是如此。从政治上说，它把明朝的一套窳败的制度，全部接受沿袭了下来，并没有什么除旧布新的措施。更严重的是吏治，不但体制照旧，连人也是明代旧有的。不只封疆大吏多是“三朝元老”，即小吏亦是明代的遗物。所以清朝建国之初，在血腥、残破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给人民感到受到。朽败到极点的封建主义如此延续了生命，一点新的萌生的东西（尤其在文化思想上）都归息灭。所以蒲松龄和当时人民百姓的时代，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时代，主要是在生活上、在精神思想上找不到现实的出路。

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有到幻想的、迷信的世界中去找。所以一个黑暗的时代，总就是宗教特别发达的时代。拉丁颓废期，基督教为欧洲人所广泛接受。在中国佛道之盛亦然。狐鬼的幻想，是和佛道分不开的。汉末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乱之时，神鬼故事特别发达，魏晋志怪小说之兴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聊斋志异》所收集的怪异故事，以及其所反映的佛道思想（不居主要），正是当时的漆黑一团的现实土壤中所产生的。当然这也不能看成绝对化，其他时代亦有佛道思想及狐鬼故事，封建社会中总会产生这类思想和故事的。但其特别兴盛与发达，却不为无因。

蒲松龄在政治吏治问题上对农民起义、对科举所表现的思想，在一般社会问题上所表现的思想，其庸俗与不高明的一面，还都当从其时代去看，始可了解。他究比吴、曹早几十年，我们在《聊斋志异》中看到与感到那漆黑一团，非常阴惨，非常痛苦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生活与人民内心精神的情状与气氛，但同时，却通过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宿命论思想，表达了积极乐观、要求向上、要求向前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理想。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态度的对比，是令人感到蒲松龄的伟大的。他的这种健康的态度，绝不是一个倒霉的书生个人所可持有的，他的这种健康的态度，正是从人民百姓那里取得的。宗教迷信和神话传说如何区分：一则引导人倾向于对现实之消极，一则引导人倾向于积极。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百姓在无可奈何的苦痛中的美好的理想与向上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