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吹牛

小平头百爪挠心，歪着头瞟一眼韩伟，又看一眼沸腾的人群，十足地不甘心。

“你等着！”

小平头把红色夹克搭在肩上，愤愤地走出游戏厅。

“走，今天我请你们吃饭！”韩伟正在兴头上，左右两只胳膊搂着我和成钟磊，此时的韩伟就像重获自由的小鸟，得到解放的犯人，或者是逃离猎人追捕的动物，那种好心情无法形容，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洋溢在他的脸上，他觉得阳光无比灿烂，鸟儿的鸣叫格外动听。

“请我们吃什么？”我们三个一起走出了游戏厅。

“麻辣烫，怎么样？再喝点小酒。”

“太好了！”成钟磊这个吃货，第一个表示赞同，一点都没有犹豫。

一间门面非常小的饭馆被招牌上“麻辣烫”三个硕大的字衬托着，红底白字，尤其显眼，还没有闻见麻辣烫煮水的香味，大老远就能看到这三个大字。“麻辣烫”的左边是三个小字——“千签汇”，这其实是这家小店真正的招牌。

小店门口摆着一张印着“霸道”的烧烤架，右边摞起七八层空啤酒箱。就是这么个小门脸，老板还挂起了“时尚健康麻辣烫倡导者，城市快餐新选择”的横幅，旁边的一家女式服装店门可罗雀，女店主磕着瓜子，不断地向外张望。

“里边坐，里边坐，这里有餐盘，你们自己选，荤素分开。”

老板很热情，灰色的短款马甲里面挺出一个油肚，一个黑色挎包紧贴着肚皮，笑起来八字胡跟着上扬。

“老板，来六瓶啤酒，冰的，黄河。”韩伟说。

坐定后不久，麻辣烫便出锅了，娃娃菜、牛百叶、黑木耳、油麦菜、花菜、平菇、鱼豆腐，满满一盆。

“我的鱼丸！”成钟磊拨拉着盆里的菜，非要找出他点的那几个鱼丸。

“干！”

三个人的酒杯撞击在一起，啤酒沫随着杯子的剧烈震动，漫溢到手上，形成气泡的二氧化碳直冲而上。三人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成钟磊的嘴角流出未进入口腔的一股“逃兵”，像一条蚯蚓从嘴角往下巴爬行。

“我一喝酒就高兴，赵勇，你说这是为什么？”韩伟一杯啤酒下肚，在酒精的作用下毛细血管舒张，脸颊已经微微有些泛红。

“酒精进入身体，在大脑里血清素和多巴胺会增加，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不对。”

“那你说为什么？”

“酒就像一团火，可以把我五脏六腑的所有晦气都烧光。”

“歪理邪说！噢，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在后背纹一把左轮手枪？”

“你看过美国西部片没有？”

“没有。”

“那些西部牛仔要么叼着牙签，要么叼着雪茄，穿着牛皮套裤，一言不合便在须臾间从裤腰拔枪射击，打完一轮以后一吹枪口，转两个花活儿插入枪套，进酒吧一口喝完一杯龙舌兰，一言不发出门上马，迎着西部的落日而去，你说酷不酷？”

“哈哈哈，原来你是被放牛的传染的啊！”

三个人推杯换盏，又喝了一阵。

第二天，韩伟把自己如何击败小平头的经历添油加醋、舌绽莲花地说给大家听。

孙岩、达伟、白伟、孙鹏听得出了神，连连称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岩只迭声地问，“后来小平头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灰溜溜走了呗。”

“你可真行，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啊！”达伟一直视韩伟为自己的老大哥，觉得自己跟韩伟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飞着，一个在地上趴着。

“不把劲努圆还能行？我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干掉他的！不过我抓住了他的七寸。”

“什么七寸？”白伟问。

“就是下盘呗，他的薄弱环节。”

“人狂无好事，狗狂挨砖头。”韩新枝在纸上刺刺拉拉划了几下，嘟囔了一句，只有我听见了。

韩新枝这个人说话，经常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哎，我看她快成瘟神了。

中午饭，我通常都是在姥姥家吃。姥姥姥爷住的是平房，不大的院子里三家人杂居，共用一个旱厕。姥姥姥爷住堂屋，另外两家人分居两侧的厢房，旱厕在堂屋边上。中国人的故事里，永远缺不了院子，“院和宁，家和兴”已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情结，院子，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物理的空间，更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我们真挚淳朴的情感记忆。

姥爷坐在房门口的屋檐下打苍蝇，苍蝇拍的拍柄上接着一根长长的竹棍，这让坐着马扎的姥爷不用动窝便能消灭两米以外的苍蝇。苍蝇作为四害之一，是我们坚决要消灭的对象，居委会要求把苍蝇尸体用火柴盒装起来，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任务，和老鼠尾巴一样，定期上交。

苍蝇的虫类繁多，常见的有饭蝇和绿头蝇，饭蝇个头小，绿头蝇个头大。

姥姥在屋檐下盘起来的灶上做饭，一双“解放脚”在乌黑的灶前停停走走。8岁时，姥姥的母亲强迫她裹脚，12岁时，听到“放脚”的消息后便不再裹脚，但两只脚已经变形，寻找一双合适的鞋子成了她最大的烦恼。

“姥爷，姥姥。”我叫一声，咕咚咕咚喝下一肚子凉白开。凉白开盛在一个天蓝色的洋瓷水壶里面，洋瓷水壶放在厨房土灶旁的水缸盖上。

“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姥姥胼手胝足地操劳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女子孙吃饱穿暖。

吃完姥姥擀的鸡蛋臊子面，姥爷“安顿”好自己的假牙，照例午睡，一把一把的鼾声，像拉着风箱。

姥姥没有午睡的习惯，喜欢在午饭后喝一杯酽茶。

“这周轮到我们值日，你给写个值日牌吧。”姥姥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了几口茶。

姥姥手里拿着一个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一根尼龙绳穿过木牌顶端的窟窿眼，打了一个活结，垂头丧气地耷拉着。院子里的三家人轮流值日，一家人一周，负责打扫院落，开关院门。

“姥姥，有笔吗？”

“我不识字，哪里有笔啊？”

姥姥是五姐弟中的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四个弟弟都上过初中，有文化，唯独这个姐姐整日与针线茶饭为伍，没有上过一天学。

“马老师家有粉笔，我记得放在她家厨房门口的筐里。”马老师是永昌路小学的退休教师，教语文，是院子里最有文化的人。

“马老师睡了。”

“我去拿，不就是半根粉笔嘛。”

马老师家的厨房在她家屋子的正对面，他家的屋子挂着竹帘。竹帘是家家户户一到夏天都使用的物件，粗竹篾用小绳编好，纵向四道，两头留出寸许，中间均分，隔着竹帘远观，影影绰绰地见人见物，贴近看虽隔着也几乎什么都可以看清。马老师家的竹帘两边还缝上厚蓝布，禁脏耐用不扎手。

我刚一伸手，就听见马老师在屋子里的咳嗽声，随之一只手从屋内掀开竹帘。

“谁在我筐里踅摸东西啊？”

我的头嗡地一下就木了，怔了许久说：

“是我，马奶奶，我找半根粉笔，给姥姥写值日牌，看您还睡着，就没打搅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