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差价补偿款，遭遇“熊市”终崩盘

T投资公司动用3亿元资金，坐庄一只名为“某某铝业”的股票，很快从每股5元炒到了每股15元。而此时，H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投资）也动用上亿资金操作此只股票，双方几次大规模对庄，结果谁也没占到便宜。

H投资的张总找到了古立行，开门见山地表示：“古总，你这只股票很有名气，你看能不能转给我，有了好处绝不会忘了你。老是对庄，大家都没有好处！”古立行脑袋转得飞快，一合计，立即答复：“你们天天和我对庄，搞得我头疼，你们得付给我们公司精神补偿金！”

张总立即明白了古立行的意思，当即表示：T投资公司如果将手头持有的“某某铝业”股票“倒仓”卖绐H投资，H投资则按每股18元来结算，其中的差价补贴给T投资公司。至于这笔差价补偿款打到哪个账户，听古立行吩咐。

古立行心想：5块买进18块卖出，反正公司赚了大钱，大家肯定没话说。而市场价目前来看比每股18元要高，自己要是偷偷将差价拿下来，肯定也有的赚。于是，古立行对此提议欣然同意。接着，双方成功“倒仓”，在古立行的授意下，H投资用高出的差价购买了400多万元国债和100多万元股票，款项直接转入了古立行的私人账户，600多万公款轻轻松松落入了腰包，而古立行同时还博得了为T投资公司赚取巨额利润的美名。

就在古立行“公私兼顾”、春风得意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马上会遭遇中国股市的数年寒冬。常在河边走，一直没湿鞋的古立行刚愎自用，仍然妄想着利用手中职权再为自己狠捞几笔。他的顶头上司王昆仑此时也坚决支持他的一意孤行，不肯退出股票市场。王昆仑心里头也打着小九九：T投资公司改制在即，届时他按规定可以拥有10%的股份，如果T投资公司能够继续获取暴利，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分得更多。

可最终，连续“熊市”让这两个心怀鬼胎的人彻底傻了眼。不仅此后再也没有机会中饱私囊，他们变本加厉的违规操作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T投资公司在股票市场连续“滑铁卢”，造成了近3亿元的巨额亏损。

事发后，王昆仑被严肃查处，始作俑者古立行自然也得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最终，J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古立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古立行贪污赃款603万元、非法所得1022万元、“某某旅游”股票46万股。

铁网高墙的会见室内，儿子对古立行说：“爸爸保重，将来儿子为你养老！”曾经的“红顶商人”悔恨交加，泪如雨下。

古立行对检察官痛悔地表示：“我不抽不赌不嫖，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每年合法收入就有80多万元，我要这么多钱干吗！”

这个曾经靠着巨额国资在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大肆中饱私囊的“红顶商人”，将在铁窗内细细体味他在经济大潮里的每一次沉浮，细细体味金钱和资本在这个时代对社会、对个人的真正意义。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观察

“红顶商人”应何变身“股市庄家”？

近年来，“红顶商人”现象广受公众诟病。所谓“红顶商人”，一般有两种。第一类本身是企业家、商人，当其所领导的企业取得一定的成功后，便开始谋取政治地位，或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或头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这似乎体现了政府对有突出贡献企业家的特殊回报；第二类则是指官员到企业去兼职，这些企业因与政府关系非同一般而被称为“红顶公司”。

与前两类“红顶商人”相比，本案中的古立行属于那种为数虽不多，但掌控的资金量庞大、地位显赫的国有独资公司的当家人。他们一方面是以企业形式运作的国有资产的实际掌控者和支配者，另一方面又都跟随大型国企的“高级别”而拥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相对于前两类而言，“红顶商人”这个概念，对他们更加恰切。

这第三类“红顶”乃是公有制社会跨入市场经济后必然保留的大蛋糕，由于体制尚未完善以及公司“人治结构”长期不能消除，这类“红顶”企业往往存在“权力越位”后的非法经营，不但妨害正常的市场竞争，甚至形成新的垄断，随之滋生出更多“红顶商人”的腐败。这可谓改革的难点、顽症之所在。

这类“红顶商人”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而不断更新，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在市场经济初期，他们开始利用能够变现的权力拓展“寻租”空间，并且初尝甜头，冒出了一批暴发户；在市场经济转轨期，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国企改制之机疯狂吞噬国有资产；而时至今日，他们开始运用国有资本操纵股市，谋取小团体及个人利益，成了红顶资本“弄潮儿”。

这种现状，是由现代企业实际运作中，国有资产投资者的权力高度下放，经营者缺少监督，其自主权无限扩张造成的。

国有企业资产所有人的缺位必然会导致代理人的权力滥用。T投资公司陷入困境，虽然有古立行个人独断专行的原因，但最为根本的还是T投资公司混乱的治理结构酿成恶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必须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但在T投资公司，我们什么也没看到。

古立行的作案手法看起来很特别，但他绝不会空前绝后。随着国有资金的介入，他们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庄家，也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的产物。令人诱惑的公私兼顾的空间，会使任何一个人格并不完美的人无法抗拒，从沉甸甸的“左口袋”取出一点放进自己的“右口袋”。

应当特别重视的是，比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或共荣共舞者——主管部门为何一再纵容？证券公司为何违规拆借？这才是“红顶商人”最令人恐惧的本质。

更深一步说，某些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主体正试图结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并寄生于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之中。在纷纷将噬血之管插入股市的同时，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将社会公共资源推入股市，以供其自肥。短短5年间，仅古立行一人就操纵十几亿元国有资金在近300个股票账户之间流转，这又得坑了多少股民！

“红顶商人”成为“股市庄家”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不良体制、文化滋生的怪胎。希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怪胎能早日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