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日“大分流”与李斯特经济学

一、李斯特经济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反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这方面他是仅次于马克思的德国人，对19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斯特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迈克尔·赫德森曾把包括李斯特经济学在内的美国学派与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并称为1815年至1914年期间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李斯特总结了在他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特别是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批判性地继承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成就，为当时的落后国家追赶发达的英国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民经济学说及政策建议。

李斯特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种与技术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老的经济史学、诺思有关西方世界兴起的新经济史以及彭慕兰、王国斌等的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东西方“大分流”（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为什么却没有？）都有重大不同的经济史解释。在李斯特看来，西欧各民族国家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国富国穷发生机制的探索和发现过程，他最终从实践中发现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一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这一原则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和随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却导致了旧殖民主义的瓦解。在此之前，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一直都是国家崛起的一种“普遍的真理”，所谓殖民地在经济学中的经典定义就是沦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其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

虽然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就被意大利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焦万尼·伯特罗和安东尼奥·舍拉明确阐述，并在西欧大陆得到了传播，但只有英国对其的理解最到位，并最早系统性实施了这一原则。英国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在内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建设的措施，通过对外关税保护、对内自由竞争，其不仅在西欧国际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产业上依次打败了原先在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毛纺织业占据国际领先地位的国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通过对当时在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和技术领先地位的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并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英国工业革命。但当英国凭借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等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个人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

李斯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上述西方世界兴衰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李斯特指出：“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准则，即一个国家出口的工业品越多，进口的原料越多，消费的热带地区的产品越多，它就越富裕、越强盛。”他所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生产力理论、工业化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实际上都是针对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在国家崛起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典型事实而提出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李斯特并不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最为关心的是在英国的排挤性竞争中，他的国家如何才能不沦落为英国的附庸。因此，笔者在下面将要简单地说明“他的经济学说这种在实际影响上的确凿现象……（它在）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以及对许多国家的经济事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由于李斯特在年轻时是德国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且创立了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因而触犯了德国各君主国的利益，不得不于1825年流亡美国。在美国，李斯特接受了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的幼稚工业理论，结识了众多的美国保护主义政治领袖，并参加了美国当时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论战，1827年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美国体系），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不仅对美国内战前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通过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对美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斯特在1841年预言道：“看上去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美国）这个国家将上升到世界第一等海军与商业强国的地位。”如果一代人按照25年计算，那么两代人也就是大约50年之后的1894年，美国果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的工农业强国。这是一个非凡的准确预言！

李斯特在1830年加入美国国籍后，美国总统杰克逊为了答谢李斯特对他在1828年竞选总统时的支持，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回报，李斯特回答说他还是心系德国，因此他最终以美国驻巴登领事的身份重返德国。回到德国后，李斯特全身心地投入了宣传关税保护、创立德国关税同盟和建设铁路的伟大事业，但德国封建反动势力一直都在迫害他，最终迫使他于1846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那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但在李斯特去世30年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却成了德国“最受欢迎的一本书”，在德国广泛流行并成为“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案头书，它对德国在其崛起的关键时期（1879—1914年）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俄国、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业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沙俄帝国晚期重臣和政治领袖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是李斯特的忠实信徒，他不仅于1889年在俄国出版了宣传李斯特学说的著作，而且在其任期（1892—1900年）内实施了尊奉李斯特精神的维特体制，发起了俄国现代化的第二轮大冲刺（第一轮是由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发动的）。

二、李斯特经济学与中日“大分流”

对于19世纪的两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德国在——1900年成功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业化大国来说，李斯特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在学术界基本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和事实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年）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家精英集体接受了李斯特经济学，并将其奉为治国的圭臬；而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不仅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严复除外）无一人知晓李斯特经济学，而且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正是这一因素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

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但我们并不知道的则是：他们是李斯特经济学说的信奉者。大久保利通不仅撰文宣传日本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且在上呈给天皇的备忘录中，大力推荐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对亚当·斯密则不屑一顾。伊藤博文在1870年曾作为大藏省少辅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制度的启发，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对其幼稚工业实施关税保护。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李斯特经济学家、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期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正是在李斯特经济学的决定性影响下，日本形成了导致其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制：保护民族经济、建立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内市场。

李斯特经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传播和广泛普及也是令人吃惊的。1870年，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经济学的《保护税说》。1889年，日本出版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经济思想史家泰萨·莫里斯 铃木指出：“在李斯特去世至其思想在日本普及的40余年里，历史学派的理论在德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请注意，他在这里使用的词汇是大致在甲午战争前“李斯特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这说明，李斯特经济学不仅对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日本知识界也是主流的经济学说。他还指出，“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这再次证明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的官方经济意识形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却无人知晓李斯特（可能严复除外）。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戊戌变法之后已经被个别中国人所知晓，但直到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所撰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和同年春王开化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后，李斯特经济学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我们把1925年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而加以纪念，专栏中严鹏的论文对清末和民国时期李斯特经济学在华的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对比一下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中日两国被接受的巨大时间差，我们就可看出它对其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在中日两国迎接西方列强挑战的关键时期，刘秉麟与若山则一介绍李斯特经济学的时间相差了55年；中日两国翻译出版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时间相差了38年。由于缺乏李斯特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所提供的话语体系根本就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这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

李斯特经济学自1925年传入中国特别是李斯特的著作在1927年出版后，就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并对当时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刘秉麟和李斯特的著作的再版的情况如下：刘秉麟的著作于1931年4月被收入“经济丛书社丛书”再版，并以“李士特”为名分别在1930年和1933年再版；李斯特的著作在1929年再版，并在1933年和1935年出版国难后一版和国难后二版。其次，李斯特的经济学对民国时期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之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与现在中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信奉者不同，即使是当时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民国经济学家们也都赞同李斯特的保护民族工业学说。然而，由于民国时期面临内忧外患，李斯特经济学并未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作用，其历史教训至今仍需深入探讨。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原有的发展理念已无用武之地。因此，虽然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的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被认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196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重译本主要是作为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参考资料而出版的。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环境，社会主义中国被迫走上了与资本主义世界脱钩的发展道路，高关税保护一直持续到1995年开始为加入WTO大幅度降低关税时为止，例如，1993年中国的加权进口关税率仍高达38.4%。近半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无意中创造了李斯特式追赶型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奇迹的重要成因，而且也为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仍保持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