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和哲学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要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17世纪的英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是英国社会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它关心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革命年代和革命之后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一) 培根与霍布斯哲学和早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和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时代和革命时代的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维护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哲学家，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体系，先后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根据。如果说，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是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点的基础，那么，洛克哲学则是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

培根是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主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了反对被中世纪哲学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叫做《新工具》(1620)，以强调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的区别。他认为，知识是存在的反映。培根说：“知识就是存在的影像。”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真正具有实验性质的哲学，应当以经验材料为依据，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对自然界进行分析。培根规定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对科学进行了分析，系统地制定了认识论的归纳法。他认为，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就要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研究，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王国。人只有顺从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认识和征服自然。培根重视经验材料，但不赞成简单地搜集经验事实，而是主张对经验材料进行消化和加工。

按照培根的看法，人的认识是从分析个别事物和个别现象开始的。只要以大量事物为根据，对大量事实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因果联系，就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单一的、个别的事实上升到一般的原理和结论。培根把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移到哲学中来，突出地强调归纳法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评述培根哲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时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培根把国家和人的机体做了比较，认为国家强大的途径和人的机体强健的方法是相同的。培根不仅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建立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公然主张建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宣称一个民族只有牺牲别的民族才能繁荣富强。他的这些观点，充分暴露出英国工商业资本的本性和动机。

霍布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继承和系统化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在《论物体》(1655)和《论人》(1658)中，霍布斯阐述了唯物主义哲学。在《论公民》(1642)和《利维坦》(1651)中，霍布斯研究了国家和社会制度问题。

和培根一样，霍布斯也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人们从感觉中可以获得一切知识。霍布斯反对神学，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唯心主义哲学，他认为，不存在非物质的实体，只存在具有广延的物体，表象和概念不过是这些物体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霍布斯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在他的哲学中，“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与此相联系，霍布斯认为，物理学的经验归纳法不能普遍适用于其他科学，几何学中的方法就是不同于经验归纳法的理性演绎法。霍布斯把经验和理性对立起来，把归纳和演绎对立起来，只强调它们的区别，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

霍布斯把理性和理性认识归结为数学中的数量研究。他认为，对经验知识的理性整理，就是进行数学运算。算术是研究数量的相加或相减，几何是研究角、线段等的相加或相减，理性认识就是通过数学运算求出事物的和或差。霍布斯说，不只是数目可以计算，数量、物体、运动、时间、性质、程度、作用、观念、比例、语言和名称，也都可以相加或相减。

在社会学说方面，霍布斯提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他认为，在结成社会或建立国家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人的本性和本质是自私的，人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大家都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就是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禁令，权利也没有任何保证。“人对人像狼一样”，相互仇视，相互厮杀。私利的冲突，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人们共同缔结契约，结成社会，建立国家。这样，人类便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或国家状态。霍布斯认为，这种过渡是理性的要求，而理性的要求则是自然规律。第一条自然规律是必须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并缔结社会契约，第二条自然规律是必须遵守社会契约。霍布斯说，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战争等现象；但是，他用反历史观点把这一切硬说成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他歪曲国家的性质，把剥削阶级的国家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他拥护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有权处理臣民的财产。

霍布斯也曾论述过经济问题，马克思称他是“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接触到了价值和劳动能力等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时，曾在注脚中引用了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一句话：“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霍布斯还接触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并强调脑力劳动的产物即科学对技艺的重要意义。关于财富，霍布斯的著名论点是，财富就是权力。

马克思研究了培根、霍布斯哲学同英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指出：“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

威廉·配第是英国早期经济学家中把培根和霍布斯当做自己的哲学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他遵循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路线，在经济研究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出发，以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

在配第看来，经济研究不应单纯地进行思维的论证，而应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观的论证，不应空论，而应研究经验材料，不应考察那些以个人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情绪等为根据的原因，而应考察那些以看得见的事实为根据的原因。同培根和霍布斯一样，配第也认为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有待于进行理性的整理。在《政治算术》中，配第对自己“立论的方法和态度”做了如下的概括：“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做依据)的原因是不能谈得透彻的。”

培根和霍布斯的自然规律的观念也被配第应用到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来。在配第看来，自然规律不是人所能违反的，人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支配自然。在《赋税论》中，配第说：“总的说来，我们应该很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就是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因为，Naturam expellas furca licet usque recaurrit (人虽能一时强胜自然，但自然仍将恢复其威力)。”配第在《赋税论》、《货币略论》等著作中都论述了自然法。他反复强调，任何同自然法相抵触的成文法都是行不通的。其实，配第的自然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就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本性产生的法律”。

(二) 洛克哲学和以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洛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配第路线的直接后继者，而在哲学方面则是培根和霍布斯路线的直接后继者。洛克继承和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人类理解论》(1671—1690)中，论证了承认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感觉论。“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点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洛克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经验论。他不仅一般地认为一切知识产生于经验，而且进而认为经验是感觉和感性材料的积累。洛克把研究和阐明人的认识能力的起源和性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批判了天赋观念论，肯定一切认识都不是出自天赋，而是在经验中产生和从经验中产生的。洛克在论述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时，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按照他的看法，人出生时的心灵或理性是一块白板。洛克说：人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人类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无数的形形色色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经验材料是唯一的通向世界之窗，人从周围环境获得感觉是一切认识的根据。洛克的认识论还包含这样一个原理：凡是存在于理性中的，无一不先存在于感觉之中。

但是，洛克没有完全坚持反映论原则。他所说的经验，除了外部经验，还包括内部经验。前者是感觉，后者是反省。前者来源于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物质世界，后者来源于人的主观心理作用。这说明，洛克的经验论还具有唯心主义成分。洛克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的结果使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带有不彻底性。

洛克关于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学说，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的又一个重要的表现。洛克把物体能用数学中的量表示的质，如物体的体积、广延、形相、可动性、运动、静止、数目等，归结为第一性的质，把物体的颜色、声音、滋味等归结为第二性的质。他认为，前者是客观的，是外在物质所固有的，后者是主观的，不是外在物质所固有的。这样，洛克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的另一表现，是他认为自然界本身只有量的结构，而没有任何形态，人只能认识依附于物质实体的事物的性质，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性质所依附的物质实体本身。

洛克把观念区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他认为，来自感觉或反省的简单观念，经过抽象等作用，变成复杂观念。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要求理性的能动性。洛克所理解的抽象作用，只是简单地从个别事物中抽取或分离出已有的特点，经过这种抽象作用得到的概念并不是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他只承认各种事物的特殊性，而不承认各种事物的普遍性。因此，洛克虽然讲到理性，讲到理性的知识，但并不真正知道理性认识的作用和意义。

洛克受到牛顿的力学观点的影响。和培根一样，洛克也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到哲学中来。恩格斯在肯定当时的自然科学方法曾在几个世纪中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说：“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政府论》(1690)中，洛克叙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霍布斯相似，洛克也提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学说。然而，和霍布斯不同，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而是自由和平等的乐土。在自然状态中，人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处理自己的事情，大家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自由和平等是这种状态的特征，奴役和压迫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状态中，自由、平等和财产私有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但是，这些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中并不能得到保证，常有受到侵犯的可能，原因是，由于权利平等，人人都有权把自己看做最高主宰，这就会妨害人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为了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人们缔结契约，建立政权和国家，在建立和维持政权的必要限度内，放弃一部分自然自由和自然权利。但是，财产私有是不能废除的自然权利。洛克反对君主专制，拥护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是他维护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武器。按照洛克的说法，君主不能滥用自己的大权，如果君主违背社会契约，不能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人们就可以不服从他，在某些场合，反抗君主的起义是必要的。洛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他的社会政治学说比霍布斯的更加适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

洛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伦理学观点。他认为，善和恶不存在天生的区别，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的标准是快乐和痛苦。洛克的这种伦理学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当时在反对善恶先天论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马克思研究了洛克哲学同英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指出：“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洛克以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都按照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问题。同洛克一样，斯密和李嘉图也认为，经济理论知识只能产生于经验材料，政治经济学是根据经验材料建立起来的。洛克用经验论反对天赋观念论，斯密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追随洛克，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斯密无意于简单重复洛克的哲学观点，而是旨在用洛克哲学来研究经济问题。斯密反对天赋才能论，是为了论证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开篇的分工学说。他用洛克的经验论证明，人们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在洛克的经验论哲学的影响下，斯密、李嘉图等人重视经济领域的经验材料。从一方面来说，斯密、李嘉图等人，正因为重视经验材料，所以才在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做出了符合事实或基本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受到经验论的束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停留在经验材料面前，只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而没有反映出客观存在的经济本质。马克思指出：斯密等人“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洛克认为自然界只是量的结构，与此相似，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经济问题只是量的问题。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的量的方面，而不注意它们的质的方面。例如，在价值问题上，他们的注意力被价值量的分析所吸引，而把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为什么劳动量表现为价值量的问题看成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似乎这是存在于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在分配问题上，他们的注意力被工资量、利润量、地租量的分析所吸引，被三者的分割比例所吸引，而把为什么劳动创造的价值必须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问题看成无须说明的东西。例如，李嘉图的《原理》的第一句话就是：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李嘉图接着说：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到的全部土地产品的份额是极不相同的，他宣布，确定这个调节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只重视量的分析而忽视质的分析，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通病。古典经济学家在许多关键性理论问题上之所以表现得软弱无力和陷入混乱状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差不多都从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中汲取营养。斯密关于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出现以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和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出现以后的社会状态的学说，实际上就是把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学说从政治领域移植到经济领域中来。斯密还多次直接用社会契约来说明经济问题。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规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斯密、李嘉图等人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应用到经济理论中来，认为财富的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所谓自然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就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而且是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其实，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但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至于其他社会制度，如果有的话，都是违反自然的。在这方面，就像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古典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邪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教才是神的启示。

洛克经典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斯密、李嘉图等人则为洛克表达的这个法权观念做了经典的经济论述。在斯密、李嘉图的著作中，最主要的权利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自由是商品买卖的自由，平等是等价交换的平等。李嘉图的价值定义诉诸资产者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当时资产者打算在封建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就是资产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洛克从自己的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快乐和痛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这一观点，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洛克和爱尔维修的这些观点，成为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伦理信条，并以此来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例如，斯密认为，狗和狗之间没有交换的倾向，因而不能通过交换增进它们各自的幸福和福利。和狗不同，或者说，和动物不同，人类有一种交换的倾向。人们出于利己心，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以增进各自的幸福和福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趋乐避苦和自私自利说成是抽象的人的本性；实际上，他们恰好道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洛克、爱尔维修以及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毕竟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人的多样化的相互关系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