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报纸

起初，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外语出版物针对的是外国居民，然而不久之后，它们的主要读者和许多撰稿人逐渐成了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作者发现，在英语报刊上发表作品使他们获得特许进入一个受良好教育、有着国际观念的中国都市阶层，并且没有政府审查的包袱。读者群的扩大与多样化趋势则使一些报纸有了更多的印数与更强的财政持续力，这些都远超一个外国团体靠自己所能获得的成果。其中，在一个较小通商口岸（汉口）发行的报纸《自由西报》（Hankow Herald, 1923—1931?，图7）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一现象可以从一些“严肃的”外语报刊处得到清楚印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似乎也在更为轻松的外语报刊中有所体现，例如漫画杂志《中国庞奇》（香港，1867—1868, 1872—1876，图8、9）、《上海幽默画报》（上海，1871—1872，图10）、《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大晚报》（Shanghai Evening News），或者后来的《拨浪鼓》（上海，1896，图11）和双语的《上海泼克》（1918，图12）。

图7：《自由西报》，一份在汉口出版发行的报纸，因编辑为美国人，而被视为是“美国”报纸。

图8、9：《中国庞奇》（The China Punch），香港，1867、1872年封面。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因编辑是英国人，便被视为是一份“英国”漫画杂志。

图10：《上海幽默画报》（Puck, or the Shanghai Charivari）, 1872。一份在上海出版的中英文杂志，因编辑是英国人，便被视为是一份“英国”漫画杂志。

图11：《拨浪鼓》（The Rattle）, 1896。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因编辑是美国人，便被视为是一份“美国”的上海漫画杂志。

图12：《上海泼克》（Shanghai Puck）, 1918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因编辑是中国人，便被视为是一份“中国”的上海漫画杂志。

从相对较早的时期开始，一些与外国人长期接触的中国记者就开始发行英语杂志。例如在胶州湾租借地创办中文报纸而成为新闻人的朱淇，搬到北京后创办了《英文北京日报》，英文刊名为Chinese Public Opinion（1908—1909，图13），后来Li Sum Long成为主编，报刊英文名改为Peking Daily News（图14）。据目前所知，这些主编都是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中国人，他们并非政界要人，但与外国有密切联系，并受到中国的财政与政治支持。

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中国评论家和政治家都提出建议，不仅要经常将西方主流报纸上的文章译介至中国各地区，还要通过英文出版物让世界倾听来自中国官方的声音。驻伦敦大使曾纪泽（1839—1890）就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己努力，他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1887）以飨世界读者，而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也用英文进行。还有华裔人士，例如何启（Ho Kai）等，在香港的英语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

图13：清政府外务部资助的《英文北京日报》（Chinese Public Opinion），北京，1908。此报虽然用英文出版，但被视为是一份“中国”报纸。

图14：英文名改为“Peking Daily News”的《英文北京日报》。

当时，国民政府试图创办一个刊登外媒译文的刊物——相当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的《参考消息》（以及少有人知的《参考资料》）——但这些努力都化为了泡影。不过，我们确能看到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人物创办英文杂志，以满足中国精英阶层和国际读者的需求。这些杂志的创办者们企图寻求国际舆论的支持，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在主动权、权威性和影响力方面，中国报刊与外文报刊之间的差距。袁世凯或许是第一个尝试通过一份高品质的双周刊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声望，最终树立起国内声望的人物。为提高可信度，他还资助了由美国人沃尔特·柯顿（Walter Kirton）主编和管理的《中国公论西报》（The National Review，上海，1909—1916，图15）。总体上说，这份杂志对袁世凯的支持与其从袁那里获得的支持是对等的（在袁去世后，它也立刻停刊），但在运营期间，它仍然通过刊载许多有价值的各类资讯与评论文章而维持着信誉，而文章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其后，由外务部资助创建的《英文北京日报》，也成为政府的一个外语喉舌。后来，国民党的一些领袖、1928年后的南京政府，甚至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不延续了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它们都推动了中国外语报刊的创办。

图15：《中国公论西报》，1911。一份美国人办的半官方英文报纸，拥护袁世凯，并且接受袁世凯赞助，被清政府视为中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