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现实篇

第4章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回顾与现状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城镇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结果和基本平台，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以及要素特别是公共资源向城镇聚集的历史实践和发展过程。

当代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就是持之以恒不断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实现“四化”协同共进的重要平台，其对于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引领和聚合作用。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事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统筹城乡方略的不断落实，以及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步伐的日趋加快，城镇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平台，同时，城镇化成为了实现城乡共荣互动，进而达到发展一体化的坚实桥梁和通道载体，这对于推动区域发展、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改善生态环境、开拓西部市场、扩大内需，以及突破西部城乡“二元”结构与缩小城乡差距等诸多方面，意义重大。

本章首先系统地勾勒出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对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其已取得的成果，突出了西部地区发展城镇化的巨大价值。

4.1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只有不断总结和归纳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稳步实现现实的健康发展。本节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历史演进、发展轨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将有助于西部地区抓住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全面顺利地推进城镇化。

4.1.1 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阶段（1937—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对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可以看做西部地区城镇化曲折发展的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我国总人口和城市人口几经变化，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总人口略微上升，但是城镇化水平有所下降。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全国总人口约4696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约5281万人，城镇化率为11.2%；到新中国成立时，1949年全国总人口约54167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约5765万人，城镇化率为10.6%。

1937年抗日战争阶段，由于华夏大地东部及中部地区自北向南遍遭日寇铁蹄践踏，为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此时，为躲避战乱，我国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地区的一大批文教机构、重点企业和现代化工厂纷纷内迁至西部，相当数量的军工、能化及装备加工工业等亦迁至西部城镇。至此，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西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有显著改观。一时间，重庆作为陪都，川、滇、黔、湘等成为大后方，陕西的宝鸡、蔡家坡等一跃成为工业重镇。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人口的大规模向西迁移，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与资金的进入，其在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成都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6.4%，1942年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20.8%。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我国沿海地区遭到日寇的全面封锁，世界各国输送的援华抗日物资唯有通过西部的滇、新边境才能运达内地。因此，西部地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基本支援和大后方，其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也随之得以强化和上台阶。在此期间，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建成通车，宝鸡至天水段开工修建并于1945年通车。自1927年起至1937年期间，我国的公路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西部地区11省（区）的公路通车里程仅为28370公里，只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26%。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大量军用、民用物资的运输需由公路承担，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始在大后方加快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期间修建了川湘公路、滇缅公路、汉渝公路、汉白公路、天双公路、川康公路、河岳公路、川滇公路、内乐公路、黔桂公路、湘黔公路、黔滇公路、甘新公路、西祥路、乐西路、垒畹路、中印路和甘川路，在陕甘修建了宝平公路、韩宜公路等。到1944年，川、康、滇、黔、陕、甘、青、宁、新、藏、桂这11个省（区）的公路通车总长度为42703公里。铁路方面，在西南、西北地区，从1927到1945年期间共修建了长约1900公里的铁路。作为东西大通道的陇海铁路，于1913年5月开工，以汴洛铁路为基础向东西方向展筑，至1945年12月，西段修至甘肃天水，后于新中国建立后的1952年10月通车，全长1750公里。

4.1.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城镇化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地域自然禀赋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相比，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加之国家战略布局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几次较大的波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过了一个曲折迂回而又持续上升的艰难过程，其城镇化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1949—1957年的正常发展时期

(1)“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一时期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城镇的经济结构表现为一种混合体——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并存的局面，实现了比民国时代还要繁荣的发展。农村土地改革快速推进，造就了庞大的农业个体经济局面。由于经济发展处于恢复阶段，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将“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我国城镇的发展拥有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但由于第三产业发展萎缩、城镇服务功能弱化、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相对较少，所以农村市镇逐步衰落，城镇公共服务等基本功能严重落后。

此间，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落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停滞不前，大部分区域的城市为消费型城市，工业型城市缺乏。尽管如此，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总体上仍有所增加，从1949年至1952年的短短几年间，此区域的城镇人口数量从281.80万人增加到了452.9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1%。

(2)“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工业的发展，以及大中城市、小城镇的不断扩大和增多促进了人口向市镇的大量集中。全国市镇人口由1952年的7163万人增加到了1957年的99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2年的12.5%上升至1957年的15.4%。五年中，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长了38.9%，年均增长率为8%，是新中国历史上市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其与全国一样，城镇人口的增长表现出以迁移增长为主、自然增长为辅的特征，并不断有组织地迅速向市镇聚集。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由1949年的281.80万人，增加到了1952年的452.9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7.1%。随后，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与1952年相比减少了2个，到1957年只剩下30个。但是，由于此区域大力推进建设工业项目，所以城镇人口规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1952年的452.97万人增加到了1957年的737.76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0.2%。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在不放松上海、武汉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纷纷聚集于中西部地区，并开展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陕、川、甘等地的关中、成渝、兰银等地一时成为工业项目落地的热门地区。全国8000个限额以上的新项目中，有508个分布在中部、西部地区，其中384个分布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时期，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实践，城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型城市。共和国版图上的城镇空间布局亦为之改观，逐步呈现出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西部地区以工矿业发展为主要动力，城市数量快速增长。在这次工业化进程中，诸如兰州、乌鲁木齐、包头和成都等新兴的工业型城市迅速崛起。在第一个大规模实行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伴随着奠定国家工业体系的由156个重大建设项目、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一系列工业项目投资建设活动的相继开展，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随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扩建和改造了一批重点城市；围绕保障工矿企业建设、生产人员生活，由企业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建设了一批工业型小城镇；由重大项目带动，中部、西部地区迅速出现了一批依托矿业和工业项目而兴起的新型城市和城镇，例如，内蒙古的包头市，四川的绵阳市，甘肃的兰州市、玉门市、白银市，新疆的乌鲁木齐市，陕西的铜川市等城市，以及西安市的纺织城、电工城、军工城、航工城等重要工业区。

这一时期由于城镇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镇建设的速度，城镇建设出现了住宅、文化生活设施和市政设施紧张的状况。例如，当时兰州市的西固区已有10万居住人口，但只设有临时的商店，小学、门诊部、托儿所、理发店和澡堂等基础设施大部分尚未建成。

2．1958—1965年大起大落时期

(1)“大跃进”时期(1958—1961年)。“大跃进”时期，从1958年以大炼钢铁为主的全面工业化建设开始，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城镇化进入了盲目冒进的发展阶段，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全国职工人数于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于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957—1960年的三年间，城镇人口净增加31.4%，城镇化水平由15.4%迅速上升到19.7%。同时，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了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人数的比例由93.2%降至77.8%。

这一时期，由于全国工业化建设的推动，西部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钢铁冶炼为主的产业型城镇，地方政府主办的工业企业和小型的加工配套型企业，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城镇规模随之膨胀。同时，随着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兰新、宝成、黔贵和包兰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改善了西南、西北地区内陆的交通，对于市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经过“大跃进”时期的盲目冒进，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国力，因此，在“经济调整”时期，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量的工业项目开始下马。为了缓解城镇人口剧增的压力、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国家采取了提高城镇的设置标准、撤销部分市镇建制等应急措施，积极纠正了盲目冒进的错误，城市数量及城镇人口急剧减少。

这一阶段经过“大跃进”和“经济调整”之后，我国城市数量和城镇人口先增后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一次幅度最大的大起大落。期间，全国无论是城镇人口还是城市数量都出现了负增长：1961—1965年的五年间，城镇人口年均迁入率为35.9%，迁出率为53.5%，净迁入率达到-17.6%;1965年城镇人口降至9885万人，比1960年减少了3100多万人；城市数量减至169个，比1957年还少7个；城镇化水平由1960年的19.8%下降为1965年的17.9%。

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数量虽然由1957年的30个迅速增加到了1960年的44个，但之后很快减少到了1964年的31个，而1965年又增长至34个。经过近八年的起伏徘徊，整个西部地区最终仅增加了4个城市。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在此阶段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变化：先由1957年的737.76万人很快增长到了1961年的958.09万人，之后降至1963年的888.08万人，1965年又重新恢复到了947.56万人。八年来，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3.2%。可见，此间整个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上一阶段的推进速度。

3．1966—1978年的缓慢发展时期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城镇建设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全国范围撤销城建机构，停止城建工作，下放城镇干部和居民，城镇人口增长停滞，城镇功能退化。“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我国总人口增长过猛过快，1967—1976年，人口增长19175万人，但是城镇化水平几乎在原地徘徊，1966—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约由1.33亿人增至1.72亿人，年均增长率仅为2.2%，城镇化率由17.86%增长到17.92%，仅提高了0.0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的增长也很缓慢，1966年全国城市总数为171个，到1977年增加到190个，十余年中仅增加了19个。期间，企业招工增长速度缓慢，全国增加职工3475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3%，影响了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

尽管如此，但西部地区在此期间还是依托三线建设项目，建设了一批“靠山、分散、进洞”的工业基地和工业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三线建设”是根据我国地理区域，将沿海地区划分为一线、中部地区划分为二线、后方地区划分为三线，以战备为重点所进行的经济建设。“三线区域”包括云、贵、川全部或大部分的西南三线，以及陕、甘、宁、青全部或大部分的西北三线两大片，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属于三线区域。三线建设期间，一线、二线区域的重要工厂、重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部分或全部搬迁到三线区域，同时三线区域还新建设了部分铁路交通、大量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这一时期修建了沟通西南西北、连接成都与昆明、株洲与贵阳、襄樊与重庆的成昆、湘黔、襄渝、贵昆、焦枝，以及南疆、青藏等铁路交通主干线，攀枝花、包头和酒泉等成为钢铁生产骨干企业所在地。成都无缝钢管厂、西北铝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和刘家峡水电站等重点企业相继建成，其他一大批军工、仪器仪表、电子、航空航天、化工和核工业等重点核心企业也相继投产，带动了西部地区市镇的布局和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建设，三线区域钢铁、机械、煤炭、电力、石油、交通、有色金属、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部门的生产科研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军工部门也有相当规模，并形成了三十多个新兴城市。

三线建设时期以保障企业为中心、由企业主导形成了一批工业城镇，由企业办社会，健全基础设施和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带动人口向市镇聚集。如陕西的西安、汉中、渭南，贵州的遵义、六枝、水城、盘县，四川的成都、万源、达州、攀枝花，重庆市，以及甘肃的酒泉等，这些都是因航天、航空、钢铁、煤炭、重机、电子等工业项目形成的新兴城市和工业集镇。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从1965年的32个增加到了1976年的38个，年均增长率为1.6%。同时，城镇人口也有所增加，1965年至1975年，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由947.56万人增至1148.38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9%。

4.1.3 改革开放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阶段（1978—1998年）

以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我国大地迈开新的历史步伐。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解决了我国粮食问题的基础上，农业领域大量劳动力呈现出富余状态。与此同时，城镇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的形式，爆发式地涌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就业于各类工厂企业。此间，20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大批城镇居民和干部回城，三线企业回迁中心城市和建制镇，使得人口在城镇大量聚居，产业在城镇快速兴起，带来了服务业等要素在城镇的壮大和聚集，一大批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于华夏大地。全国城镇总人口由1978年的17248万人增加到了1984年的24017万人，年均增长5.67%，远快于同期全国总人口1.36%的年均增长率；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1984年的23.01%，年均增加0.85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了1984年的300个，年均增加17.8个。为顺应城镇化的发展大潮，中央于此期间提出了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明确要求把小城镇当做大问题来看待和解决。1984年，国家批准了民政部的《关于调整建制镇的标准》，极大地激发了各地撤乡建镇的积极性，全国城镇化速度空前提升。在强力推进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建设的同时，建制镇、小城镇也争先恐后地积极发展。1986年国家又调整了设市标准，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顺利发展。城市数量由1984年的300个增加到了1992年的517个，年均增加27.1个；建制镇由6211个增加到了11985个，年均增加721.8个，明显快于前一阶段。同时，全国市镇总人口由1984年的24017万人增加到了1992年的32372万人，年均增长3.80%；城镇化率由23.01%提高到了27.63%，年均增长0.58个百分点。1993年，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有关城镇化的政策，推动了城镇化的新发展，城镇人口进一步增加，城镇化率进一步上升。全国市镇人口由1992年的32372万人增加到了1996年的35950万人，年均增长2.7%；城市数量由517座增加到了1997年的668座，年均增加30.2座；建制镇数量由11985个增加到了1996年的17770个，年均增加1446.3个；城镇化率由27.63%增加到了2002年的39.09%，年均增长1.12个百分点。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体系不断发育、臻于成形。

伴随着全国城镇化的发展，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其城镇化在国家政策的不断利好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迅速推进：从1978年到1998年，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由40个快速增至120个，占全国总量的比重达到了18.1%，此时的增长水平远高于改革开放前；建制镇数目在1998年达到了5067个，占全国建制镇总数的28.2%。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扩大，1978年仅为1303.84万人，到1998年已增加到了3233.6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4.6%，比改革开放前快约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30.4%的平均水平9.7个百分点，仅达到20.7%。

4.1.4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1998年至今）

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期间，国家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由东部、中部向西部地区转移，为西部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加快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国家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全面发展战略的需要，逐渐明确和强化了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为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2010年6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若干意见》的公布，我国开启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征程。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这一时期，西部各地已将推进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纳入到了重要的建设日程，城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城市数量由1999年的120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171个，13年间增加了51个；城镇数量由1998年的5734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7275个，增加了1541个；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由1998年的3233.63万人增加到了2012年的16298万人，年均增长12.2%；城镇化率由1998年的20.74%增至2012年的44.93%，十余年间增加了24.19个百分点。

4.2 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西部地区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入，使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进入了更加令人瞩目的发展阶段。截至2012年年末，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生产总值（GDP）合计达到68425.38亿元，比西部大开发初期2000年的16537.16亿元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速达10.0%（见图4-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高于西部大开发以前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7.0%提高到了19.6%。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趋势，城镇化水平从1998年的20.74%提高到了2012年的44.93%，年均增长1.73个百分点。城镇化已成为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工业化、解决就业、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繁荣，推动了西部地区综合能力的提升。本节侧重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已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突出城镇化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4.2.1 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且与东部地区差距略有缩小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事业已进入快速推进时期。截至2012年年末，除西藏以外，西部其他各省（区、市）均已实现30%以上的城镇化率。按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2012年，西部地区可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0%以上，包括内蒙古（57.70%）、重庆（56.98%）、宁夏（50.67%）和陕西（50.20%），2006—2012年的七年间，这四个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保持在西部地区的前五名之内，特别是内蒙古和重庆，不仅比整个西部地区平均44.93%的城镇化率高出12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远高于全国52.57%的平均水平；第二梯队的城镇化水平为30%～50%，包括贵州（36.40%）、甘肃（38.75%）、云南（39.31%）、四川（43.53%）、广西（43.53%）、新疆（44.00%）和青海（47.44%），这些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虽与第一梯队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但与其自身纵向相比有很大的提高，增幅最低的新疆2012年也比2006年提高了6.06个百分点；第三梯队为西藏，城镇化水平只有22.75%。

截至2012年年末，西部地区城镇人口总计为1.62亿人，城镇化率为44.93%，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33个百分点。其中，2000—2005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7个百分点，2006—2012年年均提高1.50个百分点，这说明2005年以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呈现加快态势。与东部、中部地区比较来看，尽管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仍低于东部地区的60%和中部地区的45.5%，但2005年以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差距略有缩小。

4.2.2 非农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劳动力向城市和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西部地区非农人口比重从2003年的25.2%上升到了2012年的31.05%，并在2008年达到了高点34.72%，十年间非农人口比重增长了5.85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见图4-2）。

4.2.3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特色产业发展显著

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过程，注重产城互动、强化产业引领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涵。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密不可分：城镇的发展壮大为产业要素的聚集奠定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产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支撑动力和发展内容。因此，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类赖以生存和依托的产业。

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依托城镇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了有效的成果。2012年，西部地区第一、二、三次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4252.17亿元、56861.36亿元和42090.2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12.3%、11.9%和16.6%。同时，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三次产业的比例由2000年的21.12∶43.01∶35.87调整为2012年的12.59∶50.23∶37.18，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出现明显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见图4-3）。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层面。伴随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其城镇化的发展也紧跟其上，并不断跨上了新的台阶。此间，西部地区在产业发展方面，积极立足资源禀赋、依托独特优势，使特色优势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主要产业有能源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化工工业，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和旅游业，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1)能源工业。“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以及国家大型能源煤炭基地工程等重大项目，如新疆、青海、陕甘宁、川渝等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黄河上游、长江上游等水电基地，以及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煤电基地，这些都在国家能源保障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2)有色冶金工业。云南省和甘肃省在铅锌开采、冶炼加工方面，四川省在钒钛矿采掘和加工方面，以及以稀土资源出名的内蒙古自治区在其开采方面，都跨上了新的台阶。(3)化工工业。以柴达木盐矿闻名的青海钾肥项目、以磷矿为支撑的云南磷肥项目，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钾肥和高浓度磷肥的自给率，为我国化肥生产建立了新的功勋。(4)农牧产品加工工业。以优质棉、果蔬闻名的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以乳业、羊绒闻名于世的内蒙古畜牧产品加工，已经分别发展为这两个自治区的主要支柱产业。此外，传统优势产业，如烟草、制糖等均已在云南和广西两地区中，实现了新的跨越。(5)旅游业。文化旅游业历来是西部地区极具发展潜力和特色优势的产业，西部地区具有历史文化悠久深厚、宗教文化丰富多彩、民俗文化绚丽独特和民族风情神秘瑰丽，以及自然山水雄伟壮阔的特点。西部各地区各展所长，已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积极开发。近年来，西部地区旅游产品层出不穷，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意蕴的生态游、休闲游、探险游格外引人注目。陕西省的兵马俑和壶口瀑布、贵州省的黄果树、四川省的九寨沟、云南省的香格里拉，以及新疆的吐鲁番和喀纳斯、广西的桂林山水、内蒙古和宁夏的草原和大漠风光等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更加光彩夺目。此外，陕北的红色游、青藏的雪域高原游，以及“丝绸之路”等著名旅游品牌，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6)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西安、重庆和成都等地在这些领域中，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堪称业内典范。

4.2.4 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提升，城镇空间显著拓展

空间结构是城镇的基础，主要体现为城市的产业分布、要素聚集格局和城市功能聚集结构等方面的空间组织形式。积极推动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效地实现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塑与再构。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从2000年的21.12∶43.01∶35.87上升为2012年的12.59∶50.23∶37.18，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出现明显增长。西部地区对于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造就了新的工业开发区、商务中心的崛起；对于城镇老城区的改造，提升了其发展层次和服务功能，城镇郊区的土地和周边农村随之实现了城镇化，成为城镇的建成区，拓展了城镇的空间。西部地区城镇建成区面积从2003年的555.86平方公里上升为2012年的876.5平方公里（见图4-4）。

4.2.5 新兴城市群逐步崛起，辐射带动功能日益增强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是一个地域内大中小城市构成体系、辐射带动、相互作用的桥梁纽带，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共同形成的服务功能和经济带动力量，是独立和单一的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在城镇化发展的实践中，培育壮大和支持鼓励城市群的成长发展，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普遍手段。

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实践的过程中，积极开拓、不断进取，推动城镇化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城市群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各所在省（区、市）的具体推动下，城市群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推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核心支撑和重要节点，是实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是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边防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西部地区要奋发有为，努力建设、积极壮大西部城市群。

2007年，西部地区城市群土地总面积为93.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8056.71万人，分别占全国城市群的45.9%和27.89%；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生产总值为28825亿元，占全国城市群的生产总值的14.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11亿元，占全国城市群的25.1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2891亿元，占13.3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523亿元，占14.58%；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6747亿元，占全国城市群的18.1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8522.8亿元，占13.48%；地方财政投入1859.17亿元，占12.5%；实际利用外资106.23亿美元，占全国城市群的8.31%；粮食总产量为5998.88万吨，占全国城市群的24.62%。可见，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大致为全国城市群经济总量的1/7。

当前，西部城市群已初现雏形，其主要由以重庆和四川成都为核心所构成的成渝城市群、以陕西西安为核心和以宝鸡为副核心所构成的关中—天水城市群、以广西南宁为核心所构成的南北钦防城市群、以新疆乌鲁木齐为核心所构成的天山北坡城市群、以银川为核心的银川平原城市群、以贵阳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和以昆明为核心的滇中城市群，以及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城市群、兰（州）白（银）西（宁）城市群和酒（泉）嘉（峪关）玉（门）城市群共十个城市群组成，其中大部分处于快速发育阶段，应注重培育和积极开发。

在西部地区众多的城市群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是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天水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优势在于，依托我国第四大、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以及西部地区的巨型城市——成都，凭借人口众多的特点，发挥经济力量、文化科技实力雄厚的优势，立足富饶的成都平原，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型开发区域，将会成为我国继京津冀城市群和上海、广州之后的又一重要都市圈。

关中—天水城市群的优势和潜力在于其地域广阔，覆盖陕西的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和商洛，以及甘肃的天水等城市，其核心西安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科技、文化实力领先全国，特色产业优势明显，拥有国家唯一的陆港口岸，西咸新区更是肩负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路径创新的重任。关中—天水城市群的陕西部分聚集了陕西大约65%的人口，创造了陕西70%以上的产值。此外，这一城市群还是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区域和重要支撑。因此，关中—天水城市群极富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以广西南宁为核心所构成的南北钦防城市群，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势头迅猛。它地处我国西南、华南两大经济区的交叉点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是我国与东盟连接的重要纽带，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合作发展中居于重要的位置。

天山北坡城市群以新疆乌鲁木齐为核心，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其以石化为代表的能源化工工业，以棉纺、毛纺为主的轻纺工业，以及以果蔬、肉乳加工为主的食品工业，特色突出。此外，这一城市群的边贸、物流和文化旅游产业也闻名全国。所以，天山北坡城市群在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其优势和潜力不容忽视。

以银川为核心的银川平原城市群位于黄河上游和河套平原的交界地带，具有煤炭资源密度高、水能资源丰富和矿藏量大的资源优势，同时，银川平原城市群还享有“黄河金岸、塞上明珠”的美誉，其发展风格极具回族特色，是我国面向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以贵阳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具有较好的交通和经济基础，其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国家规划的多条高速铁路穿区而过，加之高速公路的建设，整个区域将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交通路网。因此，黔中城市群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节点城市群。

以昆明为核心的滇中城市群区域内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它不仅是云南省最主要的产业聚集区，而且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城市群。

呼包鄂城市群不仅拥有一千多亿吨的煤炭、七千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逾亿吨的稀土保有储量和六十多亿立方米的黄河配给水量的资源优势，以及距离北京约五百公里、距离天津出海口约六百公里、毗邻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区位优势，而且聚集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和75%左右的科研人员。这一城市群的资源和区位特点，虽自古有之，但其优势真正得以发挥，从而在城镇化竞相发展的大格局中傲立群雄，在于它积极抓住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机遇，依托资源禀赋，不断开拓进取，积极推进煤炭深加工和能源化工工业，打造国家能源接续地，使得特色优势产业迅猛发展，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跨越。所以，呼包鄂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包茂通道城镇群的重要节点和基础。

兰白西城市群是我国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重要支撑，是这一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兰白西城市群能够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崭露头角，其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令人瞩目。这一城市群产业优势明显，农副产品生产及其深加工业、有色金属开采及其冶炼业、盐化工工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业、新型能源业、文化旅游业等，是兰白西城市群重要的发展支撑，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断向好。这一城市群区位独特，其地处祖国版图的中心，是东中西部的连接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咽喉通道，是我国和亚欧大陆沟通的重要桥梁，地缘上居于东西南北贯通连接的重要位置。这一城市群连接农耕和游牧文化，包容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区域内汉、蒙、藏、维、回等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团结，文化交融特色突出。

酒嘉玉城市群发展特色明显，定位科学准确。国家航天城酒泉市，将商贸、旅游定位为支柱产业，以打造河西走廊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具有古城风貌的旅游目的地为己任；现代化钢铁工业城市嘉峪关市，以建设西北最大的不锈钢城、旅游会展城、商贸城为目标，将成为戈壁明珠城；老工业基地玉门市以新兴石油工业为基础，将成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中段的新兴工业城市；敦煌市以生态旅游、沙漠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风情旅游为主要目标，将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生态旅游文化名城。

4.2.6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城镇承载能力明显增强

城镇基础设施是为城镇生产生活服务和提供保障的公共设施，是城镇赖以生存和运转的前提和平台。它主要包括道路设施、公共交通、邮电通信、给水排水、供电供气、园林绿化和环境保护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以及商业服务、科研技术、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等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城镇基础设施是实现城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基础，是保障城镇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既是城镇产生聚集效应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城镇聚集效应的重要结果。下大力气努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城镇产业发展、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和提升城镇文明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西部各省（区、市）坚持基础先行，纷纷形成了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镇基础设施体系，切实提高了城镇基础保障能力。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公路通车总里程迅速增加，由2000年的55.39万公里增至2013年的173.73万公里，13年间增长了213.65%，其中，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由2000年的3677公里增加到了2013年的3.38万公里，2013年高速公路的通车总里程是2000年的9.2倍；铁路建设发展迅猛，2013年西部地区的铁路通车总里程相比2000年提高了79.19%，达到3.96万公里，是2000年铁路通车总里程（2.21万公里）的1.8倍；城市公共交通迅速发展，由2000年（41605辆）占全国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总数的18.41%增长到了2013年（93297辆）占全国的20.24%，提高了1.83个百分点；城市市政道路面积不断扩大，2000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市政道路面积为31539.16万平方米，2013年迅速扩大至124650万平方米，是2000年的3.95倍，占全国的比例由2000年的16.57%提高至2013年的19.35%，增加了2.78个百分点；城市供水显著增加，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供水总量由2000年的79.08亿吨增至2013年的95.53亿吨；城市天然气覆盖人口不断增多，由2000年的1048.46万人扩大到了2013年的5193.5万人，增长了3.95倍。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城镇承载能力显著增强。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明显，2000年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0.32%，2013年增长到了17.05%，比2000年提高了6.73个百分点；城市绿地面积扩大迅速，由2000年的172785公顷扩大至2013年的464073公顷，是2000年的2.69倍，2000—2013年西部地区的城市绿地总面积增加了168.58%，年均增加12.04%；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迅速，2000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总计为4764.67平方公里，2013年增至10569平方公里，是2000年的2.22倍，占全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22.09%，高于2000年(21.23%)0.86个百分点；城市废水排放量略有降低，西部地区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20.16%减少至2013年的20.07%，缩小了0.09个百分点。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西部地区城镇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促进了城镇综合能力不断增强。

4.2.7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政府投入力度显著加大

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属于基本需求层面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公平正义框架下的基本均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它主要囊括：基本民生类服务，包括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类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科学技术、人口控制等；公益基础类服务，包括公共设施、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类服务，包括社会治安、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

近年来，西部各省（区、市）不断完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以及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投入力度的加大，西部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快速提升，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西部地区共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2776亿元，比上年增加15.1%，主要用于构建和完善以社会保险、城乡低保、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为主的社保体系。截至2012年年底，西部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总人数达5429.53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达9811.05万人，比上年增长7.8%。此外，西部地区生育保险逐渐完善，妇女权益得到保护；工伤保险、劳动保护机制日益健全，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以维护；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完备，困难群众生活有所保障；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细化，居民福利渐趋提高。失业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2012年西部地区全年失业保险覆盖人数共2490.57万人，与上年相比增长5.2%。

在保障性住房和移民搬迁方面，西部地区2012年全年共实现新建设保障性住房239万套，其中陕西省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成投资784.74亿元，比上年增长16.6%，新开工保障性住房42万套，竣工31.1万套，提前6个月实现了国家要求的年底前保障性住房开工率达100%的任务，开工率居全国前列。重庆市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23万套，完工12万套，累计摇号配租21万套，入住9.5万余户、近20万人，入住群众总体感到满意；全年安排财政性扶贫资金24.04亿元，比上年增长69.1%，其中，中央一次性增加6亿元用于扶贫搬迁。此外，西部地区2012年全年实现专项扶贫搬迁4.3万人，比上年增长43.3%；异地扶贫搬迁12.15万人，比上年增长5.3倍；生态移民搬迁5.6万人，比上年增长16.7%。

在教育投入方面，农村居民过去所面临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随着政府相关政策的衔接和投入力度的加大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2012年，西部地区除西藏以外的11个省（区、市）的教育支出共计549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1.8%，已完成了教育投入占生产总值的4%的发展目标，西部各地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积极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事业。加大农村公办幼儿园和增设农村小学附属幼儿园的建设力度，全面实施农村的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两免一补”和城市的义务教育免学杂费等政策，中职教育全部免除学费，基本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和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政策体系，实现了贫困生资助和各级学校公用经费两个全覆盖，同时着力支持和引导高校化解债务。

在医疗卫生方面，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新农合的推广、大病救助的实施，以及各级医疗机构功能的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2012年，西部地区除四川和西藏以外其余10个省（区、市）共实现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1682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同时，政府还积极加快了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主的建设，深化了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一切的努力使得西部地区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的差距有所缩小，药品费用大幅降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人均最低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基本实现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等的“全民医保”，其中新疆新农保和新农合参加率均达99.70%。

在文化生活方面，随着农村文体机构设施的健全、文化下乡活动的经常化，农村文化“枯燥贫乏”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西部地区农村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之后，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工作的投入，使得农村文化日渐繁荣，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日趋丰富，这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4.2.8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快速提升，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

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2004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96.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35.78元，城乡收入比为3.74∶1，同期全国城乡收入比为3.21∶1。2008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为12741.7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升为3481.26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3.66∶1。到2013年，西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了13624.31元，比2004年提高70.3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了6816.81元，比2004年提高219.17%；城乡收入比降为2∶1，同期全国城乡收入比为2.06∶1。2004—2013年的十年间，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且与全国平均城乡收入的差距也有所缩小（见图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