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是否存在

在所有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相当一致的，即：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现象。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一问题。

3.1.1 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研究对象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根据国别的不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格式的不同，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董事长致辞，另一种是管理层分析与讨论。此外，也有研究关注盈余预测、临时性公告、高管层在不同场合的言论等。这些内容都是研究管理层对战略管理认知的最好依据，研究人员可以据此获知管理层对好业绩与差业绩归因的信息、管理层预测未来业绩的方式以及环境变动对归因方式的影响。

3.1.2 国外的研究

概括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管理层总是将好的业绩归于自身，将不好的业绩归于环境。绩优公司的年报更多地涉及公司战略、策划、研究开发工作方面的内容；绩差公司的年报中相关内容相对较少，关于外部条件变化的论述则相对增多。

Bowman（1976）最早对公司管理层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现象进行研究。在分析了82家食品制造公司的年报内容后，该研究发现净资产收益率较低（处于后四分之一位置）的公司在年报中更多地将绩差归因于外部环境因素，如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绩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处于前四分之一位置的公司）则更多地将成功归因于内部的管理因素，如管理经验、公司战略等。

Bettman and Weitz（1983）为了得到关于自利性业绩归因的更有代表性的结论，加大了研究的样本量。该研究以1972年和1974年181家美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为研究对象，发现业绩较好公司的归因倾向于内部的、可控的、稳定的因素，而业绩较差公司的归因往往倾向于外部的、不可控的、不稳定的因素。研究还发现，当公司业绩低于先前的预期时，归因现象尤为明显。另外，即使在较少涉及经济利益的社会组织中也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

Staw et al.（1983）检验了《财富》500强企业的81份董事长致辞，将它们按公司业绩进行分类，其中49家企业的每股盈余在一年内至少增长了50%以上，另外32家企业的每股盈余则在一年内至少下降了50%以上。通过计算归因于企业正面事项的数量和强调的程度（归因于企业的正面事项数除以全部正面事项数），发现不论是业绩好的企业还是业绩差的企业都更愿意强调正面事项。

Salancik and Meindl（1984）对比了18家美国企业18年间的业绩归因，研究创造、控制企业形象的策略。研究结论表明，在整体平均水平上，好业绩更多地被归结为内部因素，差业绩则更多地被归结为外部因素。

Duhaime and Schwenk（1985）研究了部门经理的业绩归因倾向，发现这些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在汇报自己部门的业绩时，也是将良好的业绩归于自身，而将不良的业绩归于外因，并且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Huff and Schwenk（1990）通过纵向跟踪的方式，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克莱斯勒公司高管的发言，首次纵向验证了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的存在，并发现了其前后年份的一贯性。在这些高管的发言中，负面的业绩总是伴随着环境因素，正面的业绩则总是伴随着管理行为。

Clapham and Schwenk（1991）在Salancik and Meindl（1984）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所处行业分为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研究认为，在管制行业中，被管制企业对管制机构言听计从。管制机构拥有大量的关于公司业绩和战略的信息。而在非管制行业中，股东所获得信息要远远少于管制行业。所以在管制行业的企业中，自利性业绩归因很容易被管制机构发现，难以奏效。如果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目的在于印象管理，则在管制行业的企业中发现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应该很少。研究选取了1978—1982年电力和天然气行业的20家公共事业企业年报中的董事长致辞，作为管制行业公司的代表。该行业的经营环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加剧、利润下降。Clapham and Schwenk（1991）发现：管制行业的企业在业绩归因的总体模式上，与Salancik and Meindl（1984）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即，管理者有将正面业绩归于自己、将负面业绩归于环境的倾向。

Gooding and Kiniki（1995）用试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分类理论和归因理论作用于管理层业绩归因的过程。试验结果证实了事件本身的性质（内因或外因）和事件的结果（积极的或消极的）的交互作用对归因过程有显著的影响。当管理层面对积极的绩效时，分类理论影响着他们的归因结果；当管理层面对消极的绩效时，则归因理论发挥着更大的影响。该试验同时也证实了自利性业绩归因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绩效不好不坏的情况下；并且归因与管理层的职位、年龄、经历等个人因素无关。

Hyland（1996）选取了1992—1994年137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归因分析，研究者的突出贡献就是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对于表达首席执行官（CEO）意图起关键作用的“功能语”（如“因为”、“由于”等）。研究者认为，功能语不仅有效拉近了报告和读者的距离，而且成功地将读者带入CEO所期望的领域，但是，该文没有统计结论作支持。

Mckinstry（1996）的研究发现，管理方倾向于将业绩较好时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将导致业绩较差的问题归因于经济环境，或者充分预计好的趋势，但忽略或仅部分报告不好的趋势。

Clarke（1997）量化了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在报告实务中的存在：“对于成功的经营，公司将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的概率是将其归结为外部因素的概率的三倍。”

Wagner and Gooding（1997）从活动者和观察者的角度对这种归因倾向进行了研究。

Baginski et al.（2000）考察了管理层盈余预测中的归因状况。除此之外，该研究还采用了大样本，样本组包括2085份1983—1986年的管理层预测，是以往最大研究样本量的10倍以上，因此其结论更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发现，对于不好的消息，企业更多地用外因解释；对于好消息，企业更多地用内因解释。

Mcgill（2000）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比较了美国管理者和泰国管理者对不良业绩的归因。结果发现：美国的管理者在对失败进行归因时更强调本人的思维方式、智力水平、决策能力，在作为旁观者对其他公司的失败进行归因时更是如此。然而，泰国的管理者在对失败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恶化的经济形势等不可控制的经济社会因素。

Aerts（2005）指出，语言信息越来越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的语言信息包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回顾、对未来发展的憧憬、公司战略、面临的风险等。管理者还会提供对公司行为及业绩的解释。这些解释能够让人们的注意力从管理业绩转移到其原因、理由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以此影响读者的判断。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按照“被解释事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这一事件归因于管理层的努力等内部因素还是其他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使用会计术语还是非会计术语来解释”、“被解释的时间是否涉及财务指标”四个维度将管理层的解释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从而更深入地剖析了管理层的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

Clatworthy and Jones（2006）通过考察100家英国业绩极好和极差的公司的年报发现，业绩极好的公司更强调公司战略、营销政策等内部因素，业绩极差的公司则更强调激烈的竞争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另外，业绩极差的公司使用描述公司战略规划和未来业绩的方法来转移投资者的注意力。

3.1.3 国内的研究

受限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较短，以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程度，我国学者在业绩归因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数量和成果都不是很多。

孙蔓莉（2002）首次以印象管理和归因理论为基础，提出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存在可读性操纵和自利性业绩归因。

孙蔓莉等（2004）首次以2002年60家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发现绩优公司和绩差公司之间存在业绩归因倾向差异，绩优公司更倾向于强调内部因素的影响，绩差公司更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的影响。

孙蔓莉和姚岳（2005）通过印象管理理论对管理层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的存在进行了论证，进而指出由于目前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语言信息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这为管理层进行语言信息的操作提供了条件，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年报披露时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以及对年报可读性的操纵非常明显，需要引起监管层的重视，加强对年报语言信息的规范。

孙蔓莉等（2007）以我国爆发非典疫情为研究背景，发现在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下，上市公司突破了自利性业绩归因的限制条件，业绩归因的自利性程度大大加强。研究者的结论是，突发事件或异常事件对自利性业绩归因具有放大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归因理论是一致的。

李峰（2006）认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偏差和选择性，倾向于披露有利于公司的信息，而隐瞒负面消息。

蒋亚朋（2008）选取了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以临时公告形式公布的543份2006年度盈余预告，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其中的业绩变动归因解释进行计量。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解释业绩变化的原因时更多地将盈余增长归为管理层自身行动等内部因素，将盈余下降归为经济波动、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存在明显的自利性倾向。

侯峰和王敏（2008）在深市2004—2005年业绩上涨幅度较大和下降幅度较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中各随机选取了65家上市公司，作为业绩积极公司和业绩消极公司，分析2005年董事会报告中的业绩归因情况，最终也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确实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