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看，唐代都是我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岁月、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她所创造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也是如此的光辉夺目，映照千秋。唐代，早已熔铸成华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所总结的：

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产生于西汉，第三次高潮产生于明清，第二次高潮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业品日益精巧，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很自然，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后人总是怀着浓烈的兴趣从方方面面展开研究，从而使唐代成为学术王国中的一方沃土，成为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硕果累累、层出不穷的一大领域。“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唐代政治史；近几十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笔者注），他们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在我们看来，唐代文明不仅集古典世界之大成，而且亦开近世历史之新声。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吐纳之象，“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昂扬奋发之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奋发进取之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瞻远瞩之怀，在在都既凝聚着中国古典的精华，又与后代世俗化气脉隐隐相通。至于其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创设，如以开科取士为基础的文官体系和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法理架构，对近世历史的意义就更为明显突出——“前人之述备矣”。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制高点，从这一制高点上“瞻前顾后”，最容易把握五千年文明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充满机遇与挑战、交织希望与危机的21世纪，身处精神分崩离析、灵魂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唐代文明的遗产便愈发显得珍贵。因为，正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对比唐宋两代的总体特征时所概括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当然，说唐世的人文气质能够化解现世的理性板结，无异于说唐代的藩镇割据实为北洋军阀之先导一样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唐代文明及其“抒情诗气质”，无疑可为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丰赡的文化资源和多维的现实参照。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的学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唐代文明及其蕴涵的诱因之一吧。

二

相对于唐代其他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比较冷清寂寥。与人们对近代新闻事业一茬一茬深耕细作的局面相比，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整体上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近三十年来，少数先驱者从不同地点踏入这片学术园地，开始垦荒、耕耘并且有所收获，但毕竟由于起步较晚且该领域牵连广泛，迄今成果屈指可数，先驱者的孤独身影在如此广袤的天地间，也如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拓荒者一样兀立荒原，形单影只。

关于唐代的新闻传播，戈公振在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著作《中国报学史》（1927）中，仅以有限的篇幅提了一下唐人孙可之《经纬集》里一篇读“开元杂报”的文章。此后约半个世纪，人们对唐代新闻传播的认识大致都停留在这一水平，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是台湾的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先生，他在1966年发表的《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从开元杂报说起”，进而谈到了唐代的“报状与进奏院报”。

直到20世纪80年代，坚冰才开始融化，局面才开始活跃，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才开始显露新的生机。导致这一转机的因素大略有二：一是伴随新闻学术春天的到来，新闻史的研究也大踏步地迈进，不断将探讨的触角伸向未知的领域；二是传播学的引进，使学术观念豁然开朗，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变得丰富多样，意蕴深广。在这一开风气之先的思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先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人。他发表在《新闻学论集》第五辑（1983）中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是一篇影响广泛的学术力作，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

方先生这一结论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兴趣。时隔不久，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唐史学者张国刚先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便在《学术月刊》1986年7月号上发表了与方先生商榷的文章《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所谓两份，一指方先生文中论及的、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S.1156的归义军进奏院状（887），一指张先生自己发现的一份年代更早的、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47的归义军进奏状（约876）。张文的结论已在标题中挑明，即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此前，张先生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1986年3月25日），表达了上述观点。在我们看来，方先生探讨进奏院状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结论本身——虽说他的结论已是非同凡响——而在于从一片混沌中抓住了一个衍生力极强的学术话题，进而带动起实际上也已经带动起许多相关的研究。借用传播学议题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方先生等于为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设定了议程。对此话题大家尽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却不得不说着同一话题，而在这片众声喧哗的纷纷攘攘中自然会触发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进而使这方面原已显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探讨，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灭变幻中，不断向纵深处全面拓展。也就是说，进奏院状这步棋走活了，整个唐代新闻传播研究这盘棋也随之走活了。所以，我们说方先生在此的贡献首先还不在于解决了一个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于以其通达的识见提出了一个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他的结论被改写修正，但他的创见对唐代新闻传播研究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却不容置疑，正如日心说虽已过时但它对科学发展的非凡贡献则无可估量。

三

除方汉奇先生之外，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曾在唐代新闻传播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劳作，获得较为突出的实绩。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已发表了下列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刊《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

《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刊《新闻大学》1982年总第5期。

《<开元杂报>考》，刊《新闻学论集》1985年总第九辑。

《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刊《新闻大学》1989年第1期。

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史料周详，实事求是，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中独树一帜，正如方汉奇先生所称道的：

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所写的文章，论证绵密，言必有征，时有创获，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钦佩的。

尤其是《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一文，以露布、条报、进奏官报、邸报、榜文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有唐一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尽管不免于先驱者难以规避的粗疏缺失，但仍不失一篇颇有价值的开创性文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理的渗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孙旭培先生所倡导的“本土化”活动，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如，1996年暨南大学新闻系的李异平和陶第迁二位先生发表的《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揭示了唐代这方面传播活动的类型（政治传播、儒家思想传播、经济和科技传播、文化传播、宗教传播等）和方式（和亲、授学、商贸、民间往来等）。再如，刘光裕和郭术兵二位先生在1997年第1期《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一文，虽然重在文学，但对我们的研究也不无启发。

当然，总的来看，对唐代新闻传播领域的考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了解与认识还远不够清晰、完备、深入、系统。尤其是，许多与新闻传播有关的问题尚未触及，即便一些论及的问题也仍然不无暧昧、模糊乃至抵牾之处，甚至个别仿佛已成定论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推敲。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充实地勾画唐代新闻传播风貌的，还数方汉奇先生等所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中由方先生执笔撰写的有关章节，字数约两万字。其中所着力阐述的、同时也是学界所普遍关注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孙可之所提到的“开元杂报”，二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其他有关新闻史的著述，其实也大多不逾这两项。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与裘正义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在讲到“隋唐传播事业和官报体系”时，就基本沿用了上述研究中的观点，重点依然是“开元杂报”和进奏院状报。这既反映了研究的现状，又展示了研究的前景。“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纪晓岚），在唐代新闻传播这方学术天地中，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为后来者打开了缺口，踏出了道路，甚至提供了可以依凭的落脚点，他们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更像夜幕笼罩中的一座座灯塔，引领探险的人们向神秘未知的领域前行。他们止步的地方，正是后人起步的地方，用纪晓岚的话说“有所藉者，易为力也”。

另外，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纷然杂陈、森罗万象的隋唐研究中，有不少大家在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目标时，曾不经意地涉足新闻与传播活动领域，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由于勾连繁复，这类材料不可能悉数列举。如关于韩翃由“邸报”得知授官一节，就有傅璇琮先生《关于 <柳氏传>、<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和周绍良先生《<柳氏述>笺证》等文可供参考。再如关于唐代的邮驿制度，陈沅远先生也曾在《唐代驿制考》一文中早有论述。至于像陈寅恪、向达、岑仲勉、王仲荦等先生在其史著中所提供的线索与启发，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著述与《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等一手资料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依据。

四

从纵的时间维度看，我们所说的唐代新闻传播并不仅限于有唐一代，即从618年唐高祖立国到907年唐哀帝禅位。因为，唐王朝的历史生命同此前的隋朝和此后的五代十国构成相对完整的板块，形成血脉相通的肌体。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从581年到618年不过三十多年，但它却为唐帝国的空前统一与繁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此而言，隋朝与秦朝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两代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都建下一种为来世开太平的丰功伟业。没有秦朝便不可能有汉朝的强大，没有隋朝同样不可能有唐朝的崛起，范文澜先生说得好：

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至于从907年梁太祖朱全忠即位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五代十国时期，看似朝代更迭，天子辈出，城头频换大王旗，但整体格局实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之延续。如以统一与分裂为视角，那么从隋初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爆发，统一的趋势不断强化；而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不断加剧，这一升一降的持续运动，也使隋唐五代成为无法割裂的历史板块。探讨唐代的新闻传播，自然应遵循史家的这一共识，即将上限推到六世纪下叶，而将下限延至十世纪中叶。

从横的空间坐标看，界定论域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因为唐代的疆域既不同于今日的版图，又变动不居。照《新唐书·地理志》的说法，“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指安东都护府，治所在平壤），西至安西（指安西都护府，治所在库车），南至日南（指安南都护府，治所在河内），北至单于府（指单于都护府，治所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西北），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其中，变动繁仍的地区多在北部与西部，这些地区由于处在突厥等游牧民族与唐帝国两大势力之间而常常朝秦暮楚，从而使唐代新闻传播这一论题所涵盖的地域范围无形中也随之盈虚消长。这里，我们以唐帝国的有效辖区为主体，同时将视野辐射到与其历史命运联系密切的周边区域，包括渤海、回纥、吐蕃、南诏等。

这是本文论题的外在范围，至于内在界限当以“新闻传播”作为主体，其间既不应泛化到无所不包的传播领域，又不宜局促于别无分店的单一媒介。这一界限并非无关紧要。否则，要么由于面面俱到而冲淡主题难有新意，要么由于胶柱鼓瑟而束缚手脚限制眼界。

以新闻传播统摄一切论题的内在尺度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一时代的新闻传播全景中进行合理而有机的“条块分割”，使之既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对此，自会言人人殊，英雄所见不同，但觉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无论怎样划分，不管每个内容板块如何建构，都应该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与一致。换言之，我们所分析、阐述、勾勒、概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应该符合或基本符合历史的原生态面貌，同时又在学术上、思想上自成一体、自圆其说。当然所谓历史的原生态面貌其实还是人们所知所感的历史影像，而非历史本身，因为作为实在的历史本身都只发生一次，并随生随灭不复存在。因而，与历史的一致与统一，充其量只能是与历史文献的一致与统一。

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程蔷、董乃斌二位先生，在其甚得好评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中写道：“唐帝国不但建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这个无与伦比的历史文明，至少应该包括四大部分，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范文澜）的文明之中，新闻传播也呈现着前所未有的灵动活跃，多彩多姿。一方面，它深受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组织结构、科技进步与精神气质的影响，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它又是唐代文明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是铸就唐代文明的要素之一。

那么，具体地说，唐代的新闻传播是受何种条件决定，为哪些因素所制约的呢？朱传誉先生在论及先秦的传播活动时，曾指出以下三个制约新闻传播活动的因素：“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及“思想言论的自由”。就此三条而言，唐代都有长足的进步。如唐代交通之发达，同条条大道通罗马一样为历代所称羡。杜佑《通典》在谈到开元盛世时，有一段常被征引的文字，对当时以京洛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状况做了生动的描绘：

东至宋汴（商丘、开封），西至岐州（宝鸡），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北京），西至蜀川、凉府（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另外，几条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原与西域、中亚乃至欧陆地区联系得非常密切，各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从而使新闻传播也变得空前活跃。

再以言论的自由、思想的宽松而论，唐代也达到古典时代空前绝后的高度。唐代前期自不待言，由于国势强盛、国威远扬，人们普遍胸襟坦然，吐纳自如，《贞观政要》中那位礼贤下士、宽容大度的太宗形象，不妨说是整个时代精神的人格化身。而唐代后期的分裂动荡局面，又在客观上消解了大一统的权威及其对言论的管制，其中各地进奏院可以自由地传递中央的消息就是一例，须知汉代的邸吏胆敢如此必冒杀身之祸。尽管与历代王朝无异，奸人弄柄、指鹿为马、压制舆情、道路以目的事情在唐代并不少见，但相对来说唐代的社会空气无疑是封建时代中最宽松最宽容的，唐人“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盼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甚至唐代官员的惧内都是出了名的，如“吃醋”一典。如此的时代氛围和精神气质，自然对唐代的传播交流行为包括新闻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唐代新闻传播的发达归根结底还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发展、商贸活跃、国家综合实力的壮大和社会物质生活的繁荣。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促成了交往的社会需求与现实可能。不管中国古代的报纸是否起源于唐代，唐代的信息交流之充盈、新闻传播之迅达及影响社会之深远，都是充盈史册、有目共睹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新闻景观犹如唐诗一样浸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唐代历史的一抹鲜亮色彩。

同唐代的整个历史风尚一致，新闻传播的一大特征也是重文化、“尚词章”，其中往往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展示着高贵的精神品位。随举一例。德宗兴元元年（784），名将李晟率部收复被叛军盘踞半年多的京城长安，战后依照常例起草了向朝廷报捷的文书——露布，送到德宗当时避难的行在梁州，其中写道：“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如此文雅清正古色古香的露布，为历代历朝所仅见，它不仅旨在传递消息，也重在彰显文化的意蕴和精神的气度。这种风格与宋代以后讲求实际，倾心世俗，着意于实在信息的新闻活动相比颇异其趣，而与“唐代……是一个新生与青春的时期，是一个抒情诗和宗教信仰的世纪”之情态则正相吻合。依据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中国历史一向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强调对本土文化的息息相关之感。这种独特的文化情怀，在唐代的历史及其新闻传播史中，或许可以说体现得更为突出而明显。

六

从文化类型上看，不同时代都存在着三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而又各自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我们姑且称之官方的主导文化、大众的民间文化和士人的经典文化。主导文化指向社会层面，重在巩固政统；民间文化指向生活层面，重在维系传统；经典文化指向精神层面，重在承担道统。邵建先生分析三种文化的当代特征时，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主导文化）、意象形态（民间文化）和意义形态（经典文化）。

由此，我们可将唐代的新闻传播分解为官方的、民间的和士人的三个层面。其中，官方传播自然占据主流与主导地位，成系统、成规模、成建制地展开，是有意识的，其表征体现为以驿传为骨干的网络体系。而民间传播则是无意识的，整体上呈随意散漫无始无终之状，其典型是歌谣传说。至于士人传播则仿佛介乎二者之间，又确定又含混，又积极主动又漫不经心，其代表便是将官方的新闻与民间的传闻凝固下来的诗文撰述。如果说，官方传播犹如史诗，保留着大量英雄的符号——激情、理想、血火等，所谓“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那么，民间传播就是散文，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所谓“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至于“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的士人，其传播形态则似一幅历史的长卷，历久弥新，韵味无穷。

从并非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唐代的三种传播视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三种递进的社会交往形态，即人的依赖形态、物的依赖形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形态。它们与唐代三种传播格局的对应关系如下：

人的依赖形态——民间传播

物的依赖形态——官方传播

人的全面发展形态——士人传播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力丹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所做的阐释，在第一种交往形态中，“人们的交往始终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个人在交往中始终没有独立的个性，人依赖于人们结成的共同体，仅仅以共同体的一分子的身份和心态参与精神交往”。在依赖物的交往形态中，马克思所说的物“主要指资本，或它的具体形式货币、商品”，我们则把它当作官方的邸报邮驿之类的名物。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纽带正是四通八达的官方传播网络。第三种交往形态即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未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所设想的，我们将它与士人传播对举并不着眼于历史的内容，而仅仅是就其精神旨趣所做的类比。因为，在唐代的新闻传播领域中，士人传播应属高级形态，其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禀赋、所显示的风貌及所张扬的自由心性，都指向生命的健全发展，就像李白这首名诗所集中展现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这里的“闻”已不仅是一种实际的交往，而更多的是一种诗性存在的流溢，是一种生命的汇通和心性的交融。

七

不论是官方传播，还是民间传播，抑或是士人传播，说到底都是人们的活动、人们的行为、人们的创造，借用李大钊先生在《史学要论》中揭示历史的妙语来说：

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

一言以蔽之，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这里，又涉及历史的本源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看似简单而实则繁复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历史的第一要义应该是人，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鲜活的而非概念的、主体的而非客体的人，亦即马克思归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史学研究的旨归都在人，而不在物。因为在所有历史事件与文献器物的背后，实际上都站着人，往昔一切仿佛纯然客观的东西都无非是人的延伸，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和精神的投影。正因如此，优秀的史家往往都如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所说，“善于捕捉人类的足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否则“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可惜，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多见物的堆砌而鲜见人的活动。具体到传播史领域，也不免由于物的过度扩张而使人的空间被挤压，由于学术的一味铺陈而使思想的事业受冷落，由于崇尚社会科学特质而使人文科学精神遭排斥。一句话，重理智，轻性灵。这种抽去人的史学势必丧失“活泼而和谐的韵味”（布洛赫），放弃天然的美与诗意，除去专业知识的累积之外，与历史的和现实的人都了不相涉了。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史家争论已久的问题：历史研究究竟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我们想，将史学包括传播史变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所批评的“文学性较强的叙事史”，一切总以艺术性、修辞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为准自然并不可取。但是，另一方面，机械的操作、刻板的研究、僵硬的程式又容易使人沉溺于一些琐屑甚至无聊的主题，背弃“究天人之际”的精神力度、“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深度和“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气度，最终往往风干成毫无生气的木乃伊。

其实，正如真善美总是有机统一的，科学与艺术登临绝顶也不存在壁垒森严的鸿沟，美、诗意、想象力等看似与“科学”相悖的资质，却正是铸就大气象大景观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所谓相反者相成。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除去严谨求实的科学一面，不也是大美大诗吗？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在他所称的“如实记载”外，不也是一曲真善美的交响吗？

所以，历史既不应该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史家亦不应该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白寿彝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中说得好：

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中，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像，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

总之，一切历史的本位都在人。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体悟，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怅望千秋一洒泪、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同情之情怀，才是探索历史并展露其无穷魅力的动力与源泉。

对唐代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生命勃发的时代，这样一个将人的创造力挥洒得五彩缤纷、张扬得淋漓尽致的时代，这样一个弥漫着浓郁的人文之气、鼓荡着饱满的抒情之风的时代，理所当然地更应该凸显其中的人的形象，更应该以史、思、诗的笔触展示其活生生的风采。就唐代的新闻传播而言，如果仅仅是堆砌如山的史料，迷恋事实的罗列，着眼客观的价值，则无异于将好端端的活人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僵尸。这也是我们宁愿以“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而不愿以“唐代新闻传播史”总括此项研究的深层动因。我们尚不敢企望“大历史家，都是大思想家，同时也是大文学家”（白寿彝）的境界，我们只是希图以文史哲的襟抱涵化唐人在新闻传播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活剧，渴求以真善美的灵泉沾溉那诗意盎然的传播时代所遗留的一幕幕尘封于历史深处的动人场景。一句话，我们的旨归在于“复活”而不仅是“复现”一段新闻传播的历史画面。

以上我们由大而小、由虚而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步步解说了“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这一涉及广泛的学术论题。如前所述，这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未知的问题既多，已知的事项也不甚分明。我们虽然希望总揽全局，刨根究底，把该说的都说到，但由于诸般主客观的局限，最终能使说到的都是该说的，恐怕已是勉为其难。清初鸿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自序中引了一段他给人复信中的话：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但愿我们此行能少一点“废铜”而多一点“采山之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