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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