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单向视角的分析路径

总体上，上述这两个研究流派都致力于形成技术特征、技术变迁与正式组织结构之间的一般性结论（刘振业，2004）。研究者们一般会分别对技术或组织结构变量进行类型划分，进而寻找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往往还会加入组织规模、工业部门、产业政策等情境或控制变量，以限定研究结论的应用范围和解释力。他们要么在控制某些情境变量的情况下，深入研究技术和组织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要么将技术与组织规模等组织要素并列，讨论技术在影响整体组织结构上的重要性。

然而实际上，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这两个流派的众多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阐明技术与组织成员及组织中群体的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阐明技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参见图1-1）。大体而言，第一种研究传统源自人际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以及社会心理学派，在二战之后有比较系统的推进，一般应用典型个案研究方法，分析大量生产技术、流水生产方式对于工人群体或个人的影响。而第二种研究传统则源于经典管理理论，并在20世纪50年代成熟起来，主要关注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Gillespie & Mileti,1977），例如，大量流水生产技术对应层级组织结构，而柔性制造技术对应矩阵组织结构。

图1-1 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两种路径

资料来源：Gillespie & Mileti,1977.

实际上，如果综合回顾这两个阶段的经典研究，就不难发现研究者提问方式的转换——从关注技术变革的后果是什么到探讨技术如何发挥其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强调组织要适应技术，主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结构对于技术特征、技术结构要求的被动适应关系；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强调组织对于技术的选择和制约作用，重点关注社会组织因素对技术选择和应用效果的影响。

遗憾的是，这两种分析思路都意图将技术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一方向的因果模型，未能明确指出技术和组织两者之间的实际关联机制，而对于两者之间非因果逻辑关系的探讨正是后续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契机（Hachen,1988）。尤其是，社会建构论范式下的研究大都并未深入展开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具体机制讨论，少数几项相关研究也多从“社会选择”而非真正的“社会建构”层面对技术与组织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虽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们就已经认识到，对于制造类企业组织来说，其组织架构往往搭建在一个复杂的、包含多元技术的技术体系之上，但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仍然大都忽略了现代工业的技术复杂性及其对组织的多方面影响。

根据上文所述，“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都并未充分关注技术应用的多阶段性以及这些不同层次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两者也都基于当时的技术及组织发展状况，以及简化分析需要，更多从单一技术与组织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层面展开经验研究，但试图从整体上对包括不同技术在内的技术体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斯格特，2002:225）。这种研究思路注定要饱受争议，并无法应对技术与组织复杂性都大幅提升的变化趋势，因此亟待出现新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