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话语的回归

科学研究从来就有两个不同的方法论传统，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top-down），即从先验理论形成的推论出发，再对推论进行实证的方法；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groundup），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传统，即从经验出发，从中概括出解释，再将这一解释进一步放到经验现象中加以检验，从而进一步提炼解释的研究范式。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是后者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先要采集葡萄，然后榨出葡萄汁去酿酒。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理论提出之后，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大行其道，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当性。波普尔说这种方法是培根归纳法的残余，并嘲笑说培根期望科学之酒从一堆葡萄中流出，只是科学方法的神话。事实上，培根提出的“真正的归纳法”并不等同于波普尔所批判的从单称叙述到全称叙述的归纳。培根的酿葡萄酒比喻并非指赤手做工：

我所举以祝福人类的杯酒则是从无数葡萄滤出的，那些葡萄都是当熟到恰好的时候一簇簇被摘下来，聚在一起，在压榨器中将汁挤出，最后还在大桶中加以纯净和净化。

这实在是观察世界、采集资料、去粗存精、抽象概念、精炼认识的经验研究全过程的最为生动的比喻。培根力图破除的恰恰是那样一种迷信：“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如同科学之酒是从象征着人类丰富实践的“无数葡萄”中滤出的，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从具体实践上升到较低原理，再上升到更高原理的过程，而不是相反，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强调这一归纳法不仅可用于发现原理，也可用于形成概念。这一点对于中国恰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培根这些话犹足以振聋发聩。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方法论困境岂不正是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巨大分裂？我们是要让中国独特的实践成为西方思想的奴隶，进而成为西方话语的奴隶，还是尊重实践，还它以本来面目，基于实践重新构筑一套话语体系？波普尔说得没错，观念是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的仪器。问题在于，有时候，现有观念的仪器不但不能使得我们更清晰地看待世界，反而极大地扭曲了真实的世界。王绍光明确反对所谓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实践的接轨策略，他援引赫希曼的“寻找理论范式反倒阻碍理解”的分析，指出：“一些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黄宗智更是进一步指出了在中国的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可能落入的四个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

是时候重新让思想回到中国的大地，回到培根的传统，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中倡导的传统。重新去构筑反映真实世界的概念体系，促进理论自觉，重塑体制自信。“从认识方法上，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这也正是本书所遵循的研究路径。

与研究路径相一致，本书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的尖顶就是本书的核心概念——目标治理，支撑这一尖顶的是个两层结构的建筑，中间一层是理论建构，宽大的底座则是不同角度的实证研究。

第二章回顾了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国家计划的大论争，这场大论战似乎以反计划化阵营的全面胜利而终结：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运转，但是它确实比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低下，它的根本弊端在于对竞争机制的抑制，不论是从知识运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激励机制、适应性效率来说，都是如此。

然而，从更深一层意义来看，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体系“盲目性”的批判——这是他提出计划体制的出发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三章是目标治理的理论建构，这一概念源于哈耶克，但是又恰恰是他的理论的对立物。目标治理是指通过有意识地运用整体知识，制定国家规划，引导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目标实现的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国家需要目标治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和私人产品不同的知识属性——整体知识，这一知识不是给定的，也不能通过分散的知识合成。国家面临着和厂商一样的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要根据对变动的环境的认识和有限的资源约束来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需要像企业一样制定“计划”的原因，它需要像企业一样制定特定时间段的（公共）产品的类型和数量的目标，并推动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治理模式，而只有更适宜的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与知识属性的匹配性是决定其相对效率的关键。对于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私人产品生产，依靠的是分散的、特定情境的知识，更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分散治理；对于公共产品的生产，依靠的是集中的、整体状况的知识，更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目标治理。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活动依赖的是分散的知识，在这一领域运用目标统制，可以说是治理体制的错置，第五章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五年计划体制总体上是低效的，在“一五”计划短暂的成功之后，就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低效率循环上，分散知识的集中运用的结果是经济运行的信息紊乱。

与此同时，我们本章也提醒读者注意中国的独特性，中国并没有建立所谓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而是实行了一套相对松散、相对分权的体制。这反映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务实主义精神，并为后来的体制转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六章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计划体制的转型，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改造，五年规划体制已经脱胎换骨，获得新生，转变成目标治理体制，“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提供公共产品、运用整体知识的强大政策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之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造就了繁荣，五年规划将这种繁荣引向了正确的方向。

看得见的五年计划之手推动着中国不断迈步向上、阔步向前，新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国家的梦想，先是写在党代会的报告上，接着绘制在五年的规划蓝图中，并最终写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转化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现实。第四章描述了中国如何通过目标治理体制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从世界范围看来，中国的这种将观念转化为实践、将理想转化为行动、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是强大的目标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强大的国家能力的核心。

那么，国家目标如何转化为地方的行动呢？第七章讨论了中央与地方目标治理。中国已然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指令让地方服从中央的意志，而是发展出混合了授权和集权的目标治理体制，使中央地方目标相互匹配、激励相容，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了国家规划的统一性和地方自主性的有机统一。

国家目标又如何转化为全社会特别是全体企业的共同奋斗目标呢？第八章总结了四个目标治理机制：目标管理、选择性软预算约束、规则调整、项目动员。国家目标一旦提出，就成为引导企业发展的巨大时代潮流，顺之者水涨而船高，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逆之者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面对着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适应性问题一直是体制生存的核心。一个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体制，不但需要自发的适应性，更需要自觉的适应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目标治理不但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大脑中的主观世界，并使得我们的客观世界变得更加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建构更加适应客观世界。这就是中国五年计划体制适应性的方法论，第九章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

如同诺斯所言：“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第九章也对五年计划的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价，发现它的历史轨迹是波动中上升，这是根据实践反馈自我调适的学习曲线，也是目标治理成功转型的学习曲线。

中国数十年的五年计划历史，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它在历史长河中的跌宕起伏与世界的潮流息息相关，同时又显得如此独一无二，不同寻常。它的大变迁、大转型与重新崛起的壮观演出已经超越了人类理论知识的范围。它所具有的崇高的美感吸引着我们不懈地去探索它、认识它、解读它，这也将改变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