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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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发展方法论的五年规划

中国犹如一艘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巨轮,这艘巨轮正是通过不断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并不断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步一步地驶向美好的彼岸的。

中国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三步走”、“新三步走”等宏伟战略目标,它们指引着新中国迈向波澜壮阔的现代化新长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伟大的长征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战略步骤,每个战略步骤又大体由4~5个五年计划分步实现。第一步是20世纪70年代末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共经历5个五年计划和1个调整时期;第二步是在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共经历4个五年计划;第三步是到2020年之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共经历4个五年规划;第四步是到2050年之前实现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体还要5~6个五年规划,很有可能提前实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每个历史阶段都要制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纲领性文件,最重要的是两大纲领,一是每五年制定的党代会报告,二是每五年制定的五年规划,前者是政治总纲领,也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经济总纲领,也是前者的重要补充。同时中国还制定专项中长期规划、地区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目标治理的蓝图,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发展台阶(参见图4—1)。

图4—1 中国“目标治理”的蓝图体系

资料来源:系作者设计。

五年规划是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一篇大战略文章,它既有骨头也有血肉这一点是毛泽东提出的。1964年12月,他在原国家计委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望你们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有毛的东西来。”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6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既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略性,更具有可以操作、可以落地的“干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期间,胡锦涛要求:要具有思想性、战略性、导向性,内容要充实、亮点要突出,对策举措上要有“干货”。温家宝要求:高、新、深、实、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诞生记》,新华社北京2010年10月29日电。

五年规划总体上包括主题、主线、规划目标、重大任务、政策与项目等部分。主题就是规划的主旋律,是灵魂与题眼;如果说主题是“远处着眼”,那么主线则是“近处着手”,是解决全局问题的突破口,是需要攻坚的堡垒;目标则是愿景,是可以衡量、可以预见的彼岸;任务是途径,是解决过河的桥与船的问题;政策与项目则是规划的“落地”,是实施的抓手。

发展目标是五年规划的根本属性,五年规划之所以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同于具体的政策,是由于它有目标。发展目标也是五年规划最突出的特征,正如房维中所说:“五年计划最重要的是量化指标,路线方针党代会已经确定,而计划、规划的作用就是通过具体指标来落实这一路线方针。”房维中先生谈话记录。访谈时间:2009年8月9日;访问人:鄢一龙、毛捷、王磊;访谈地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楼。

因此,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它是两种趋势的结合,一是市场驱动下的自发趋势,二是规划战略引导,是客观趋势值和规划引导值的叠加。

客观趋势值是在市场激励下社会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反映了该指标与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而发生的变化趋势,它与政府政策变量无关。

规划引导值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来影响指标的实际发展趋势,推动其加快发展(发展型指标),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控制型指标),它反映了政府规划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规划引导值的确定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治意愿的强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以政府对公共资源(财力、物力、人力)的汲取能力、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为基础。

中国既有充满活力与创新力的市场驱动的“看不见之手”的优势,也有长远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规划导向的“看得见之手”的优势,两者的有机结合又进一步加速了发展速度,同时,也正确地引导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参见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16~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