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言之过早的“历史终结”

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计划大论战的历史，哈耶克等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遭受严重危机时，对计划经济体系提出批评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的全面解体，哈耶克亲眼目睹了自己理论预言的实现。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是正确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运转，但是它确实比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低下，计划经济的高绩效水平由于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适应性问题是难以为继的，特别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内在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经济大解体，对于许多人而言，似乎这场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大争论已经最终以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而尘埃落定。1996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年度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对计划经济做出了历史总结式的评价，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这种制度远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其原因是计划方式内在的低效率是无处不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方式的深层次低效率日益凸显出来”。

部分是总结了学者们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计划方式存在四大弊端：（1）计划制定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替代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2）随着往来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基本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讨价还价的过程。（3）计划体制已经被证明对工业不利，对农业更不利。（4）对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最初，这些控制是建立在政治信仰以及为之献身的起先锋作用的党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方式随后往往演变成个人崇拜以及精英阶层滥用其社会地位。

即便是斯蒂格利茨这样“左翼”的经济学者也认为，国家计划已经是昨日黄花了，他认为计划只能集中在一个非常“局部”的水平，因为只有在这个水平上那些对生产能力和潜在需求有详细了解的人们才会以一种在全国性的计划框架内不可能产生的方式相互影响。

那么，是否这个问题的辩论真的以反计划化阵营的胜利而尘埃落定？这是否是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总结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的胜利？

这种断言恐怕还言之过早。事实上，反计划化阵营的这种胜利，不过是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双方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各有胜负，而最后的胜利，只不过是由于宣布胜利的一方独占了战场，而敌人则被禁止参与这场战役。随着，计划体制世界范围的瓦解，计划化阵营的“战士们”已经失去了己方的绝大部分阵地。

但是，随着中国计划体制出人意料的涅槃重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的阵地又重新开辟了。“中国例外”的经验实际上已经对这一场大论争的结论提出了新的智力挑战。如果真如新自由主义者断言的那样，计划体制根本就是虚妄的自负，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计划在中国所表现出的活力呢？

从理论论争来看，这一大论争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最为根本的一点，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体系“盲目性”的批判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社会的运行真的就如新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经济社会理想的协调秩序是“自发秩序”，人类的命运真的是操纵在自发的看不见的力量手中吗？人类的整体自觉性真的不能存在于国家层面吗？

与自发秩序和自觉秩序相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也仍然不能说已经得到了解决。经济社会运行中除了分散知识之外，还有大量的不依赖于分散个体经验的知识。如何有效地产生和运用呢？除了个体利益动机之外，人类还有其他激励驱动，如何发挥呢？经济社会的适应性除了来自自发的分散的创新之外，还有其他的来源吗？

如同人类的历史不会终结一样，人类的探索也永无止境，真理的认识是一个“二律背反”相互推动的过程，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围绕着计划化大论争的双方阵营并没有绝对的输赢。如同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敌手往往比朋友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更多。又如同彼此所挖苦的那样，其实大论争双方阵营的主将都有资格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占据一个或大或小的不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