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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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玩资本主义游戏”

计划经济体制还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激励不足。市场经济成功的另一个奥秘在于,竞争本身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鱼翔浅底,鹰击长空,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为战的生存竞争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潜力和工作热情。

计划体制是通过官僚系统的指令运转的,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被动地执行计划指令。不同于市场的经济激励,计划体制的激励主要是一种官僚系统的行政激励,科尔奈将所有动机列了个清单,并将这些动机总结为都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下级依赖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得到上级领导赞许的目光。”科尔奈认为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动机、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平静的生活、害怕惩罚。参见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12~1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无疑,计划体制提供激励。问题在于与市场体制相比,这一激励既不够“严厉”,也不够“精明”,这使得计划体制虽然能够运转,但是经济绩效远低于市场经济。计划体制下虽然上级对下级也进行奖惩,但是相比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法则,这种激励要温和得多,充满了温情的“父爱主义”。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是计划体制下经典企业的基本特征,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如果企业支出超过预算会导致破产的硬预算约束,社会主义企业的超支能够通过成本外部化得到外部的帮助,包括软补贴、软税收、软信贷、软价格管制。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企业就像被政府的父爱主义宠爱坏的孩子,缺乏市场经济残酷的生存法则淘汰出来的竞争力。参见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32~13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与此同时,虽然上级能够对下级进行绩效上的考核,但是绩效信息一定意义上也是“分散信息”,上级并不能充分掌握,同时考核也不会集中于绩效,这使得计划体制无法像价格机制一样锱铢必较,及时地对企业行为进行激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激励背后是深刻的自利的人性动机,“一个使用自己劳动来为自己生产商品的人,具有强烈的激励去努力、高效的工作”,而“一个使用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人,会受到激励去最好地使用它”弗里德曼:《市场机制与中央经济计划》, 《弗里德曼文萃》,上册,35页,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计划经济体制是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其无法具有私人占有的那种强大的经济激励。兰格、勒纳、泰勒等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改良方案,由于缺乏私人产权的保护,市场的价格是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不可能分开。参见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94页~1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弗里德曼进一步总结:在市场机制条件下,价格机制除了提供了信号功能之外,也同时提供了激励功能。


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我是非常慎重地使用“美妙”一词的)之处,正在于依信息行事的激励是与价格所传递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


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中,信息通过指令性经济自上而下传递,这些信息却并不提供依信息行事的任何激励。生产者实际上并不会像资本主义体制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边际成本和价格相等的均衡点进行生产。参见弗里德曼:《市场机制与中央经济计划》,载《弗里德曼文萃》,32~34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市场机制这种计划体制所没有的“美妙之处”,使得任何计划体制内的运用价值法则的尝试都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玩资本主义游戏”。出于对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得意之情,弗里德曼也像当年兰格提议社会主义要给米塞斯等人塑像一样,提议市场经济国家要对兰格等人对市场机制运行法则的发现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