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定量分析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社会学界一直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分析与科学研究的方法争论不休。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是美国社会学界的领导者。很多芝加哥学者十分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实际调查和对社会问题完整的历史描述，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是定性的。直到20世纪中期，芝加哥学者才基本上接受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同一时期，密歇根大学的库利（Cooley）明确反对实证主义，而哈佛大学的索罗金（Sorokin）则是30年代实证主义在美国的代表。

从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社会学者对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还是能够容忍的。芝加哥大学的个案调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研究学会”里一直能相安无事。直到在40年代，沃思（Luis Wirth）所领导的芝加哥学派仍然十分看重就城市化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冲击而进行的定性研究。然而，到了沃思逝世后的50年代中期，科学主义逐渐变成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那些采用非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便受到了清理。社会学在很多社会学者的眼中俨然成为一门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学科。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思费尔德（Lazarsfeld）的应用社会研究部门逐渐变成研究方法的专家及实证主义的中心。默顿（Merton）也变得更加喜欢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阿尔珀特（Harry Alpert）到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分析办公室工作时，他就明确表示只有那些以硬科学为核心的社会研究项目才应该得到资助。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系，实证主义也先后取得了主导地位，主张定性的或人文分析的观点几乎消失了。即便是那些长于使用定性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也必须同时采用一些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来改进他们的研究工作。例如，贝克尔（Becker）和他的同事在研究医学院的学生时，既采用了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界最通行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的科学分析在社会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Platt,1998a）。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事统计分析和社会问卷调查的人员大批转入政府部门工作。美国主要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及主要基金会的官员也都奉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极为盛行。统计学也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中，并变得日益复杂。社会学主要刊物的文章，也大多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报告。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博士生论文和社会学学术刊物论文的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包括对相关理论或文献的陈述，提出假设的问题，说明研究的设计，综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解释对主变量和因变量的量定方式，分析研究结果的报告和讨论——研究结果通常由数据表格来体现，最后提出结论并为将来的研究提出建议。到了60年代中期，这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几乎已成标准模式，在美国社会学界达到了十分普及的地步，数据分析的方式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Turner and Turner,1990）。

由实证主义主导的适用于社会学范围内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期盛行于美国。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一开始就由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主导。吉丁斯（Giddings）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位教授，他在社会学界享有40年左右的重要影响力。吉丁斯一直坚信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认为统计分析就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虽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一些教授不断批评实证主义存在的问题，然而，主张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观点主导着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学教材的编写、主要社会学期刊论文的发表、著名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及基金会对研究项目的资助。

1946—196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有一半的博士论文完全采用了统计方法来做研究，而该系教授发表的论文，有三分之二采用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的垄断地位直到70年代才有所改变。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也为实证主义所主导，其1956年使用的教材的前言明确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群体的科学，社会群体可以采用研究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目的是要找出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系统而又能观察到的关系。虽然哈佛大学社会学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属于社会关系系，并十分强调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但大部分社会学教授及博士生仍然推崇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帕森斯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50年代终止了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同时指出指导自然科学的哲学原则也是社会科学的中心（Steinmetz, 2007）。

这种变化也具体地反映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研究》和《社会问题》这三种主要社会学期刊上的论文所采用的不同研究方法的比例上。1915—1924年，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占35%，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比例占53%。而在1955—1964年，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下降至18%，而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比例则上升至76%。同样，1940—1941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美国社会学研究》期刊上的论文，有53%采用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而在1965—196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5%。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论文中，采用翻译性的定性分析方法的论文比例从1936—1949年的50%下降至1960—1964年的27%。在同一时期，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的论文比例则从48%上升至71%。同时，定量分析的方法变得日益复杂（Platt,1998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和美国政府及各种基金会对社会学研究资助的大幅增长，统计分析的方法日益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中。当美国社会进入60年代的时候，问卷调查成了社会学者收集数据的主要方式。在60年代，几乎每一个重点院校都有一个计算机中心在从事社会调查。到了70年代，虽然比较研究、历史性分析、实地研究等方法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统计学和数学模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更加广泛（Smelser, 1999）。

这些变化除了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发展外，也受到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要求美国政府和社会学者对社会群体中存在的问题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和掌握，而问卷调查则是最快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很多可能继承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学生离开了学校，而战后进入大学教师队伍的人，很多是战争期间从事民意与社会思想调查的政府研究人员，这些人大多熟悉并重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随着老一代社会学者的退休或去世，旧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新的研究方法取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社会学者进入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者也逐渐转向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Platt,1998a）。

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盛行，不仅排斥了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削弱了社会学理论在社会学教学中的地位。自20年代开始，一些热衷于定量分析的社会学者，就开始削弱理论在社会学范畴内的地位。当定量分析的论文在五六十年代大量涌现的时候，社会学者对社会学理论的掌握与发展严重滞后。这种理论与研究脱节的现象首先表现在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当中。例如，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中，学生虽然学习帕森斯、默顿以及欧洲社会学家的理论，但是其他美国社会学家的理论则被省略了。在芝加哥大学，连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家的理论都被排除了。在很多其他大学里，虽然学生还在坚持学习社会学理论，但是，教授对他们学习理论的要求也不十分严格。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从19世纪末期开始发展，至20世纪中期几乎垄断了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学领域，直至今天仍在发展并盛行于北美社会学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20世纪中期致力于寻找社会群体行为规律的认识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认可的人的行为规律的概率的变化。第二是用来陈述可以进行实际观察的事物之间发展变化的经验主义的本体论。在这里，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第三是认为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事物都应该采取同一方法进行研究的科学主义。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行为和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一样，都有其自然的客观规律，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定量或实验的方法去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加以研究（Steinmetz,2007）。

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是美国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无论是学生对社会学学习的兴趣还是美国政府及财团对社会研究的资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于7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社会研究中定量分析的进步和结构功能理论的发展，也同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社会矛盾在60年代的加剧，在理论上又促进了社会冲突理论及互动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反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者在不断提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并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断提出批评。事实上，问卷调查的使用虽然不断在改进，但其使用的广泛程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确实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这种状况，至今仍没有根本的改变。问卷调查和定量的数据分析在美国社会学界仍然十分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