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宪致康有为（1920年9月）

炳宪稽颡再拜白，沪宁车站奉承相见匪遥之教，谓当庙期拜谒，得证未了之因果矣。胡乃事与诉左，颠沛东归，伊时三陈情之私，安敢望必其下照耶。逋来天序屡迁，秋气载殷，伏惟大耋颐养，或不以伤时忧道之有所损否，实劳心祷。炳宪还省以后，奉老粗遣而云房，长夏细读大作三部书，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二千年儒门之疑案已决，伪经之罪人斯得，名为儒者生逢斯世，未知天下何事更有快于此者乎？数部书已传达于李君忠镐及大东斯文会诸君，然而数君者现已沉酣于宋学，恐不能得其力也。盖孔教复原，非有世界眼光千古心衡者，实难下手。顾炳宪虽唇焦舌敝，而不啻若寸胶于黄河然。窃欲使先生之 光，又求得所示书目中今文诸种以为后接耳。余在后录更陈，不备上状。

后录

炳宪自十数年以来，尝留意于《春秋》，最不喜世儒论尊华攘夷则守畛域之见，尊君抑臣则尚专制之习。且敝邦盛行者只左氏、胡氏《传》而已，然尤不喜左氏于经文任意加减，入小注于孔父嘉之传，决其非为孔门宗旨矣。往在香江楼上初谒先生，得见手定《笔削考》，意颇跃如，红圈黑圈留在眼，其后更读《公》、《穀》二传及《繁露》，始悟三世之义，而犹不胜其 牾矣。今闻同经异传、异经同传及《公》、《穀》合一之义，而后十年之疑渐释矣。此实先生百世独见也，晚生后学骤闻至论，何快如之。

《公羊传》则非汉初公羊寿之所传欤？今闻《公》、《穀》皆卜商之转音，则著竹帛之公羊寿亦不过乌有先生欤？或云公羊高即公明贾，伏乞详示。

《国语》何以谓相斫书乎？

今年庚申实孔子生后二千四百七十一年，而又当诞降之月，则感时生疑。盖孔子生庚戌，或以为生于己酉。《公羊传》注云：岁在己卯春秋。若诞日则《公》、《穀》及《史记》皆不同，而十一月当是十月，而如云夏之八月，则二十一日当为诞日。今以二十七日为圣诞者何也？

孔子所生昌平乡，则果邹之鲁源村耶？

按先生诗文集中，闻高丽止赋三章云云，第三章起句自注云：“吾年十五亲见之。”同治辛未岁也。又闻光绪甲申为二十七岁，则先生之生或丁巳或戊午，不可的知，后生之于来世不亦有己酉庚申之疑乎？虽事之易知，而往往有如此者，天下之理岂可易穷哉？更乞明示。

《尚书》之增古文几编，想因不修之本，而未必刘歆辈之所自纂，则无害于义者不必深攻。二千年来古文壁墨深固，难与一一可辨，且古文中坚乃伪《左传》，则必看破此关，而后可与语矣。

按汉成帝时，博士孔衍请立孔安国所传述古文经传（《尚书》、《孝经》、《论语》等），奏上，天子许之，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刘向又病亡，遂不果云云。衍乃安国之孙，则此非古文家耶？抑此亦歆辈之附会者耶？

太史公云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然亦不明言卦辞、爻辞之出于孔子。今以《系辞》详考之，则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且据爻辞之下辄有“子曰”字，而释至释解之六三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其非孔子之作至明矣。然则文王之作卦辞当文王与纣之事，周公之作爻辞王用享于岐山箕子之明夷，决非文王时，岂非铁证乎？

先生尝云六经皆孔子所自作，然以是考之，则《诗》、《书》不过删定而已，《礼》、《乐》只是述正而已，《易》因羲、文，《春秋》修鲁史而已，乌在其为自作耶？炳宪于此积费心力，谨据平日考索者而略述管见。盖孔子之于六经，《诗》要无邪，《书》资稽古，《礼》复天叙，《乐》导天和，《易》之神，《春秋》之义，虽曰述而不作，然其所以集群圣之大成，赞天地之化育，譬如水之合江淮河济而成大海，室之具栋梁欀桷而成一屋。其所述者文为之著，而所作者精义之以是玩绎，或未知为当于理否？三年丧虽云孔子之制，而子张问谅暗三年，则子曰古之人皆然。《中庸》述周公之礼，而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此礼虽未尽行，而制定则久矣。如之何必言孔子之制欤？

《礼运注》“男有分，女有归”之“归”字，旧注作“岿”字云，则果谁氏注欤？

五帝称号，太史公亦据《尚书》，只补尧舜，则何必强充其数乎？

《论语注》季氏篇“政在大夫”云云，据《繁露·竹林篇》，则政不在大夫为《春秋》之法。先生则依旧注删“不”字，旧注果谁注耶？

《繁露·五行对》河间献王有问《孝经》之事，则此为相传古经明矣，而太史公未尝言及，何也？今日现行之《孝经》，则属伪古不可信欤？

《论语·为政篇》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两节为东韩数百年斥邪攘夷之大题目，盖东韩儒者专主宋学，虽真传孔子之学说者渐有异于程朱之宗旨，则目之为异端，嫉之如仇敌，痛斥之不遗余力。论华夷畛域，则判为人狄之界限。在古代则虽吾东君子之国而自命为陋域，居现世则虽欧米诸邦而目之为蛮夷戎狄。呜呼！此实愚昧不通之论，而岂可推委于孔子之作俑者哉？于是乎默察先圣之用心，更究经文之主旨，则孔子之于异端何尝攻乎哉？其所尊敬者老聃，所与交者原壤、孟而反、子弃伯，而世所谓异端之尤也。子之类则儒者之于异端，亦当包容而反经而已。且以《论语》考之，“攻”字有三，曰攻其恶、攻人恶及攻乎异端而已，故曰此三字同一攻击之意，而盖言异端不可攻击也。今欲主攻老佛耶回，则非惟势不可行，实非孔子“并行并育”之主旨也。孔子之于华夷之辨，亦不过因当时文野之别，如清斯濯缨、浊斯濯足，随其自取而已。若“君子居之”之君子，则实非自况，而指东方先辈也。故东韩先民皆以为君子指檀君也。据《十一经问对》，则以为君子指箕子也。然窃又念君子国之名已著于《山海经》，而伯夷之北海为青邱之海州，小连大连，皆可以逸民称，则君子之云，当有所归。且先圣平日不以自居，如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君子之道三，我未能行焉”，“躬行君子，即吾之有未得”之类是也。如是看破，则于义果无伤否？

今日东韩儒教界亦殆哉岌岌矣！尊崇儒教者曲专慕宋学，诋斥儒教者必排孔子。炳宪自十数年来粗窥先圣随时制中之义，而今得先生今文学说，不敢自私而窃欲公诸一世，然四顾域内，颇知大势者过疾世儒，反不念国粹所在，欲并与至圣配天之教而刬绝，堕在宋学者自占偏安，虽至圣《春秋》之义而并欲不闻。自念穷途颠沛，立身无地，鼠肝虫臂，夙知攸措，况宇内万国以孔教自命者，惟中东两国而已。伏乞先生念此墒埴之行，特赐指南之针焉。

前日书目中《仪礼》、《小戴记》及《春秋》之《公》、《穀》二传、《繁露》，已求得耳。此外宋忠正公纲《论语说》及黄黎洲、龚定庵集则甚愿一见，或有可求之路否？《培山书堂记》则尚无暇缮定否？惶恐不敢再禀耳。

（录自《李炳宪全集》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