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士风与世风
在中国古代，世道人心与士林清议一向是政治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内容。在基层社会没有被国家行政机构高度管理的时代，地方民风、世情是尤其需要充分尊重并关注的，基层的风气变化往往预兆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同时，作为统治基础的士人阶层所拥有的信仰、共同价值和文化观念，也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固、健康与否的关键。因此，从世风变迁、士风流变，也可看出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转向与更新。本单元所选25篇，分别选自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的《昌言》、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北朝隋唐之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以及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
《昌言》的《理乱》篇主要着眼于天下治乱兴衰的原因，从君主个人素质对政治兴废的影响、社会生活对统治基础的影响、政治风气健康与否对国运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强调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风气的作用，突破了汉代儒生、政客以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解释历史发展与王朝兴衰的陈腐框架，将对政治的关注从虚无缥缈的“天命”转向了“人事”。《损益》篇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入手，探讨了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而提出如何管理国家、驾驭百姓的问题。此文体现了仲长统将政治、经济、社会与风俗等方面综合考察的一贯风格，立足于东汉末年法律废弛、民不聊生、政治败坏等社会现实，提出了政策、法令的制定与修改应符合社会现实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与汉代许多大臣师古、崇经并以儒家经典作为治国守则的倾向有所不同的。《法诫》篇具体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角度阐述了汉光武帝刘秀削弱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权力后所导致的国家政治危机。这是仲长统比较集中地讨论东汉政治危机历史原因的一篇文章，他强调政治应遵循自身的原则，君主不可任意破坏；国家大政应交付给值得信任的、有能力的大臣进行裁决，不应交给能力不高、地位低下的官吏处理；政治应与君主的私人感情分清，不应与重臣联姻，更不可轻率任命亲戚为重臣。此篇的核心思想，就是想要恢复西汉时期以丞相总揽朝政、统率群臣的政治制度。
《世说新语》的《德行》篇记载了在道德上有过人之处的名士、名臣，他们的道德修养，更多地表现为自律而非他律。从汉代向魏晋南北朝过渡的历史背景来看，他们的道德自律，是从汉代“名教”下的繁文缛节、僵化教条中解放出来，以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进行自我修炼、自我考问，从而达到道德上的至善境界。《雅量》篇着重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器量，即待人接物的态度。这不但是一个人的个人修养问题，更是政治上士大夫阶层整体风气的问题。从《雅量》篇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人物，在个人的气度上，不但继承了先秦两汉时的士人传统，更是将其推向了极致。在面临险境时，能够安然自若；在人前人后，能够保持同一风格，不做虚伪的掩饰；在人生、事业的大悲大喜面前，也能做到泰然处之、置身事外。显然，《世说新语》的编者对这种士人气度是十分赞赏的。《赏誉》篇则是从正面来呈现当时士人之间互相欣赏、互相赞美的言辞。这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特殊文化现象，更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现象。通过人物之间的品评、赞誉，士大夫们形成了独立于现实政治之外的价值观、政治观，又凭借他们的影响力将这些观念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使他们的风气、好恶也成为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标准与习惯。从具体的条目来看，当时人比较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器量与能力，而不是“名教”观念下的因循、守礼等特征。纵观这三篇的内容，可以简单归纳魏晋时代的士林风气为：道德上，脱离教条，回转向先秦诸子时代的哲学与伦理的基本命题，强调自律；个人修养上，崇尚自然，强调超然物外，以平和态度面对人与事；而这些表现，也正是当时士林所标榜、赞扬，并将用来改造现实政治风气的。
《颜氏家训》记载了大量前代与当代的社会风俗，虽为教诫子弟之书，却是关乎政治之作。本书选编的《风操》篇中详细记载了南北朝时期江南与北方在礼仪、习俗上的不同特征，将当时的社会习俗非常生动地展现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南北风俗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趋势。《涉务》篇强调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应专一、重视，而不是夸夸其谈、毫无实践能力。本篇中选取了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的梁世士大夫，遇到侯景之乱，只能是“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又如南朝的贵游子弟，“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颜之推记载这些事例，正是为了说明忽视实践、脱离现实的恶果，也从反面证明了关注现实的重要性。又如本书未选入的《勉学》篇，将学习的重要性与古今事例做了比较，尤其强调研读儒家经典的重要性。非常特别的是，作者没有把学习儒家经典作为一个道德上、政治上的原则问题进行陈腐的说教，而是以古今事例来说明儒家经典对于提高个人修养与知识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君王服务这一现实作用。其立意虽不可取，但其教育方式还是值得借鉴的。《名实》篇通过近似哲学概念的分析，强调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应更多地注重“实”而不是“名”，并对当时一味追逐名声，并以名求利、求官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这一篇中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即道德修养为了完善自身、利于社会，而不是通过伪装或炒作来实现个人私欲。
《大唐新语》的《识量》篇，从国家政事出发，表现了名臣们对政治的见解、主张，并由此体现了唐代如何一步步走向兴盛，又为何在唐玄宗时期出现了权臣、乱政，虽然只是用“侧影”的方式来表现，但也极具启发意义。《容恕》篇主要讲政治人物对“国事”与“家事”，即“公”与“私”的不同态度。重于国事者，有政敌而无私敌。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状态，但在唐代，这种情况部分地实现了。从这些鲜明的例子，我们可以体会唐代之所以会出现宏大、包容的气象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社会风气的背景，也可以为今天的管理与议政提供借鉴。《知微》篇中主要表现的是政治人物对政治局势的洞见能力，这与迷信的预言无关，而是一个人政治敏感性的集中表现。简单地说，这种洞见能力可以用“科学的政治观”这一现代词汇来概括，即了解政治、能够客观地根据自己的了解做出评判、预见。虽然古人在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免带着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但如何客观、科学地看待政治、预见局势，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门有“世风”一类，他对“风俗”的看法具有鲜明的个性。他认为所谓社会风俗，其实是受到政治极大影响的，特别是高层统治者的引导。因此，他认为如果要建立一种社会风气，必须要统治者亲力亲为，倡导并实践；而如果要瓦解一种社会风气，只要统治者处处表现出与之相反的行为即可，因此风俗变化的最终责任者是君主和权贵，而不是没有号召力的普通民众。应该说，这种观点虽然带有特殊时代的特殊思维方式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的论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他关注的是一种社会上的活力与思潮，而不是细碎的生活习俗。因此，他眼中的“风俗”就带有政治文化、国内风气的含义。这既是中国自古以来重教化传统的集中总结，又与近代西方强调“权力”对基层与大众的意识形态所起到的塑造作用遥相呼应，颇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