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挨饿的青春

但凡研究中国企业，华为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企业案例，华为不仅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重研发的中国企业。在短短30多年里，因为技术创新，华为超过了爱立信和思科，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

华为官方的数据显示： 2017年，华为全年销售收入高达6 036.21亿元，同比增长约15% 。华为能够取得如此业绩，离不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功劳，因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华为成了世界级的“独角兽”企业。

为了揭开华为成功的秘密，我们团队经过数月的研究，梳理了华为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当然，在书写华为的传记时，我们需要回顾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创业故事以及他的那段与众不同的燃情岁月。

贵州山水情

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孕育什么样的民风。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正是因为磅礴的山川和清冽甘甜的泉水养育了贵州人，因此贵州人拥有吃苦耐劳、敢打硬仗、坦率执着的性格特点。作为伟大企业家的任正非也是如此。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写道：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的，他是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

任正非与贵州就此结缘，这也孕育了任正非日后低调、内敛的性格。众所周知，位于西南边陲的贵州省风景迤逦、山脉绵延，用高原上的明珠来描述它再恰当不过了。贵州不仅拥有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还有世界知名的白酒品牌— — —茅台。

但贵州这些荣耀与梦想的背后，却是众人皆知的贫穷。基于此，有学者用“四无”总结了贵州的地理风物— — —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身无三分银，人无三分情”。

头两句介绍了贵州的天气和地形。贵州的天气较为恶劣，晴雨莫测，贵州的山路较为崎岖，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后两句介绍的是贵州一带不仅地方贫瘠，而且人情寡淡。

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些失实，但比“黔驴技穷”“夜郎自大”要客观公正得多，至少是在了解贵州的基础上来表述的。对于久居贵州的人来说，如此描述如鲠在喉。

对于贵州的印象，原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公开场合坦言：在外人眼里，贵州就是“一棵树（黄果树）、一瓶酒（茅台酒）、一栋房子（遵义会址）”。

在贵州的三张名片中，有两张名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市是贵州省下辖的地级市，“遵义”其名出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遵义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位于贵州省北部，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古为梁州之城，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黔北重镇。名酒茅台驰名中外。遵义的两张名片都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该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也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茅台酒是中国的外交酒，甚至是国酒。

贵州的第三张名片就是华夏引以为豪的中国最大瀑布— — —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位于镇宁县境内），任正非就出生在那里。 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毗邻著名的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瀑布高77.8米，其中主瀑高67米；瀑布宽101米，其中主瀑顶宽83.3米。对于黄果树瀑布的美景，徐霞客是这样描写的：“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飞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

贵州山水孕育了任正非，而贵州文化的含蓄与内敛造就了任正非的低调，同样也影响了华为的经营策略，间接地造就了任正非这位伟大的中国商业领袖。

挨饿的青春年华

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虽然贵州拥有仙境般的居住环境和被徐霞客誉为人间仙境的黄果树瀑布，但我们不能忽视贵州省较为贫穷和落后的现实问题，出生在贵州的任正非也不例外。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就回忆了在贵州的那段挨饿经历。任正非写道：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一共九人，全靠其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由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异常困难。

随着任正非以及弟弟、妹妹们的一天天长大，他们的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所以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每到交费时，任正非的母亲都要为此发愁。

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由于孩子上学等原因，任正非家的困难就更大了。任正非写道： “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在很热的天气里，任正非仍然穿着一件厚厚的外衣，同学们曾建议任正非向母亲索要一件衬衣。这样的要求对懂事的任正非来说，无疑是难以开口的。任正非回忆道： “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任正非即将离开家去重庆上大学时，其母一次给了任正非两件衬衣。看着衬衣，任正非的心里很不好受。任正非回忆道： “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更难了。当时，我家是2～3人合用一条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正非的家遭到造反派抄家，造反派以为任正非的父亲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里肯定很富有，但他们都被任正非家里的情况惊住了。

由于任正非在上大学时拿走了一床被子，结果家里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由于没有被单，任正非的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并清洗干净，而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此时的任正非正好就读高中，而对于任正非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根本无心读书。因此，任正非在高二时还补考了。

在初中时，别人把任正非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而他在上高中后却补考了。任正非回忆道： “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但他们现在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而且人口多，当时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大。”

此后，由于饿的经历多了，因此解决的方法也相对多了一些。任正非回忆道： “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把青杠子磨成粉以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但一吃就拉肚子。后来，我们又在山上荒地里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发明了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的吃法。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都没有事，胆子就大了一些，每天晚上我们这些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整个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我们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在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其乐融融。”

任正非度过的这段艰难的岁月，可谓是“挨饿的青春”，这也间接印证了贵州“人无三分银”。在改革开放中，贵州的经济才开始缓步向前发展。在这里，我向读者展示一下1978—2012年贵州省历年GDP的主要指标，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