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衰落和“知识产权”的崛起
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主导的经济中，在有形产品占产业主导地位的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人类利益争夺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们集中关注的问题。然而，在无形产品居主导地位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争的核心地位被“知识产权”之争所取代。
在第一产业主导的时代，占有耕地和牧场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对地球上有限农地的所有权之争是利益之争的根本标志。在第二产业主导的时代，占有工厂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争夺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利益之争的根本标志。
因工厂的利润日渐稀薄，制造业时代“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之争的最高潮，或者说最后阶段，表现在资本强烈要求侵入传统的公营领域，与社会利益疯狂争夺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主要金融机构，企图占有物质生产的“制高点”[1]。换言之，要求“盐铁私营”。自汉朝早期，“盐铁官营”就代表“社会利益”。
然而，互联网的应用促成世界骤然进入无形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夺迅速退出主导历史的地位，占有“知识的所有权”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即便占有了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生产资料，其利润也远不及无形产品的利润，甚至还会因社会利益的压力而亏损。因此，在发达国家，工人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执已经不再围绕“天然垄断”部门或“基础设施”的国有化或私有化问题进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这个问题仅仅延续了半个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无果而终。
在无形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仍然重要，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已经不复是社会利益与资本利益之争的核心问题了。
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争与知识产权之争有三大不同特征。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容易界定，无形产品的所有权不易界定。人类知识都是相通的，界定知识的范围若非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界定知识的困难导致了界定知识产权的困难。基础科学知识的突破很难，大多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点点进步。但基础科学家们得到的是“国家”赞助，有责任向全民免费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基础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没有精力去研究自己不擅长的应用领域，无法获得技术专利，只能获得“荣誉”。然而，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的分际并不清晰，而且越来越模糊。高科技的知识，只要不用于大众产品就可以“保密”（比如宇航工业的知识）。一旦应用于大众产品，高科技的知识就难以被“保密”。一般知识，比如产品的外形外观设计、服务企业的方法等等，所有权的界定就非常困难了。因此，有形产品的产权可以界定到个人，可以“清晰”；而无形产品的产权往往属于群体，归“公司”所有，难以“清晰”。
第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永久”的，无形产品的所有权会被迅速“淘汰”。拥有庞大的工厂、机器和厂房，曾经意味着占有“永久”的财富。银行也是以城市中心漂亮高耸的大楼来增加存款人的信心。但对技术的占有非但不“永久”，反而会被“淘汰”。1995年，如日中天的“网景”把浏览器上的搜索按钮链接给1994年才创建的“雅虎”，为他人作嫁衣的“网景”从此走向衰落。2000年，“雅虎”把搜索引擎业务外包给刚刚兴起的“谷歌”，为他人作嫁衣的“雅虎”从此走向衰落。比起“落后”企业，“先进”企业独领风骚的年限从以往半个世纪以上缩短到10~20年甚至更短。世界各国对技术专利的保护也为一二十年。随着服务业技术的迅速更新换代，“小鱼吃大鱼”的现象越来越寻常。“品牌”的财富效应貌似神奇，比产品本身重要得多，利润随品牌滚滚而来。但品牌的衰亡，如同其崛起，也可以是一夜间的事。股市和移动互联网能造出利润之“神”，也通过造“新神”迅速淘汰“旧神”。
第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容易保护，无形产品的所有权不易保护。无形产品靠“独门知识”来获得暂时的巨额垄断利润。尽管知识产权官司呈爆炸式增长，但移动互联时代的“山寨”产品和“盗版”产品却日益不可能被禁绝。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手段并非法律诉讼。“微软”尽管最终输掉了侵犯“苹果”视窗专利的官司，但在耗时十来年的司法程序里，微软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公司，并让争议中的技术落后。而今，各公司之间对“知识专利”是交叉占有的，主要通过争夺技术人才和公司并购来实现。
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争衰落以后，“社会利益”与“资本利益”的矛盾集中于两个新问题。（1）发达国家内部关于第三产业的“利润分配”问题——工资及税收之争。（2）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强化版权的右翼与主张弱化版权的左翼之争，比如在潜在利润颇为丰厚的制药业[2]。
注释
[1] 《控制制高点》一书曾在世界风靡一时，颇有代表性。DANIEL YERGIN，JOSEPH STANISLAW.Commanding heights.Simon&Schuster Inc.，1998.其“序言”的第一节标题就是谈拍卖政府资产，“The Greatest Sale”（最大规模的拍卖）。
[2] 针对“版权”，世界上兴起了“削弱版权的左翼运动”。典型的争论出自涉及“人道”或“人命”的制药业。这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印度药业与中国药业对外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不同，所以印度药品比中国药品便宜很多。非洲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是否应该因为相关药品的昂贵价格而死亡？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大“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