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70年代的伦理思想
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459亿美元，17年间翻了四番多。同期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10%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1330美元。国民经济结构也逐渐趋向“近代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对外贸易方面，同期内出口由0.5亿美元增加到127.1亿美元，进口从4.2亿美元扩大到149.7亿美元。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寻求自己的“主体意识”。如在哲学领域除了对西方分析哲学和现象的研究外，加强了对“韩国哲学”的研究。因此，有人说这个时期是“确立韩国人主体意识——哲学”[1]的阶段。“韩国哲学”的研究又带动了伦理道德学科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在这时期韩国当局特别重视对国民的伦理教育和实践，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
这一时期的伦理教育之所以引起当局的重视，是由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引发的。据有关材料，1970—1975年（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阶段）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中形成了高消费、高享受风气。这种风气给社会带来了颓废、堕落的思想和情绪。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这同忽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直接的联系。韩国政府组织撰写国民伦理教材，力图通过系统的伦理教育，遏制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不断发生。由韩国高教部组织编写的《国民伦理讲授大纲》（1970）以及由国民伦理教育研究会编写的《人和国家》（1970）、《现代国家和伦理》（1978）、《现代社会和伦理》（1980）等相继出版。《现代国家和伦理》与《现代社会和伦理》的理论体系包括：（1）社会的发展和现代韩国的伦理问题，其中阐述了现代社会和人的问题，人的存在和伦理问题，以及现代韩国面临的问题。（2）民族思想和传统伦理，其中讲到韩国精神原貌，佛教、儒教的传入和发展，韩国哲学和智者精神，近代思想和忠孝伦理。（3）韩国的政治理念。其中讲到韩国政治发展和自主性的确立，维新体制和自由民主主义，韩国民主主义的理想和现实。（4）民族振兴之路。其中讲到民族统一问题、新的历史创造、韩国的未来。（5）环境问题。其中讲到环境、人口和城市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自然生态保护问题等。此外还有阐述韩国的实际以及批判共产主义的内容。
上述伦理教材尽管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内容上是一部伦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教材，以强化对民族传统伦理、民族意识、民主主义、民族振兴的教育。要求学生牢固地树立民族意识和伦理观，争当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有贡献的有用之才。对学生的国民伦理教育，在某些程度上减少了少年犯罪，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结果不理想，少年犯罪仍然是韩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
进入70年代，韩国社会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问题。农业是基础，农村问题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形象。以封闭的小农经济闻名于世的韩国农村进入7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幅度为7%左右，而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为7%左右。农村人口减少是由农民放弃农业，大量流入城市所造成的。
第二，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从实际所得看，农民所得和城市工人所得之比较差别很大。据统计，从70年代起，农民的实际收入已超过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第三，在农村独居者增多，结婚人数急剧减少，婚姻关系不稳定。如1955年成年男子婚姻率为74.8%；1966年下降为67.8%；1970年下降为60%以下；成年女子结婚率1955年为80.2%；1966年下降为57.9%；1970年下降为48.7%。
第四，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有了很大变化。在宗教观、婚姻观、职业观等方面，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明显地向着意识“近代化”方向发展。有调查材料表明70年代韩国农村的变化是很大的。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采取了克服和改造的态度，原有的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开始发生动摇。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牢固树立民族价值观念，造就健康的社会风气，韩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村运动”，力图在农村通过全体农民工人的辛勤劳动，发扬自主和协同精神，创造幸福生活，加速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具体地讲，第一，“新村运动”是以崭新的姿态共同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运动，要求所有的农民以高度的责任感，端正生活态度，尽自己的义务，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一运动是所有的农民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的捷径。第二，“新村运动”是变革旧观念的运动。国家的发展需要和依靠国民的健康精神，“新村运动”正是提倡相互协助，共同奋进的精神。第三，“新村运动”是实践运动。它要求全体农民积极动员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新村”经济生活的更富裕，为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尽自己的义务。
所谓“新村”精神源自于韩民族的传统精神。韩民族自古起就在自己的国土上辛勤耕作，养成了一股刚毅倔强精神、自主自立精神和相互协助、同力协作的友爱精神。“新村运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广泛热情的响应。
“新村运动”对确立韩民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村运动”加强了对农民克勤克俭的传统伦理的教育。政府大力宣传，朝鲜先民在半岛上，祖祖辈辈艰苦创业，凭借双手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养成了世代相传的勤劳刻苦的劳动品质。由于对儒教及其他宗教的长期崇拜，人们在生活中养成了轻视体力劳动、轻视经商、轻视技术的旧习。这种旧习与当代“近代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要改变以往的劳动态度，热爱劳动热爱农村，发扬勤奋、勤勉精神，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他们提出劳动是神圣的，人不能离开劳动，力图通过劳动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确立科学的、合理的、民族的价值观念。
韩国政府通过“新村运动”所得到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其表现之一就是遏制了高消费、高享受的强烈影响。人们普遍地感到脱离劳动的高消费、高享受是一种巨大浪费，是一种腐败行为，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只有通过辛勤劳动，付出自己的代价才能得到健康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只有辛勤劳动，尽自己能力，努力生产才是真正的富民强国的道路。
“新村运动”使农民的“自主”意识得到了增强。韩国原是“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的社会，是由君臣、父子、夫妇纲常维系的家法制农业社会，每一管理层次都是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意志，都有相应的权力与尊严，并用一整套规范礼仪来维护尊严。人们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群体对于个体的限制，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个体没有自由，社会缺乏民主。“新村运动”特别强调“自己开拓自己的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创造新的生活，不能寄希望于别人或别国。没有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自立、自主。只有对自己行动有充分的自主性，才能努力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为别人、别国劳动的奴隶是谈不上有主动性、积极性的。政府号召所有农民都要继承和发扬祖辈们的自主自立精神，为确立民族的主体，为确立自我人格和尊严而努力。每个农民都要明确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把建设韩国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自觉树立自由、自主、自立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采取积极引进的态度。
韩国政府的宣传和鼓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排美主义”的倾向，也反映了通过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意识，摆脱美国殖民统治的强烈愿望和独立精神。
“新村运动”使韩国人民保持和发扬了“相扶相助”、“和睦相处”的传统精神和协同团结精神。协同团结精神是韩国人民的优秀传统，韩国人自古就以“乡约”的形式体现全村互助团结友爱的精神。韩国政府为了提高农村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大力宣传倡导团结协同精神。政府号召全体农民积极努力，自觉提高责任意识和参政意识，有效发挥整体力量。“一个箭头折断易，十个箭头折断难”，为了创造新生活，建立富裕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邻居与邻居之间要和睦相处，携起手来，发挥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团结协同精神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精神力量，是保证农民个人幸福生活的伦理原则。
韩国政府利用韩民族“相扶相助”、“和睦相处”的传统，强调矛盾的融合，减少矛盾激化，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这对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这种协同和和谐在韩国社会很难真正实现，但这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70年代韩国通过“新村运动”给农村带来了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某些转变。“新村运动”赢得了整个社会和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政府号召国民把“克勤克俭、自主自立、团结协同”切实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并把这作为确立新的国民伦理的三项主要原则和振兴民族精神的主要支柱，号召国民坚决抛弃“空理空谈”的传统恶习和影响，大兴重实际，重效益，重自主，重团结的风气，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真诚团结，共同奋进，加快速度，努力实现国家的“产业化”。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起飞起了重要的精神促动作用。
注释
[1]赵要翰等：《韩国的学派和学风》，40页，宇石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