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
日本的“家庭”这一概念产生于明治维新时期。在学校教育的普及过程中，文部省逐渐认可了家庭教育的地位，认为教育孩子的责任主要在于父母，孩子行为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家庭教育。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家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年11月6日，战争中解体的文部省社会局恢复伊始，就多次向地方当局发出通知，指出“家庭是教育的场所，父母的自觉教育是确立国民道义的源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家层面，日本是如何在法律和政策方面赋予家庭教育地位的。
（一）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
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发展，首先着手建章立制，从法律上明确其地位与重要性，并进行规范管理。1947年5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在该法第2条（教育方针）中规定：“教育的目标，必须是实现一切机会均等、一切场所普及。为达到此目的，要通过尊重学术自由，结合实际生活，培养自发的精神；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合作，努力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造”。这里所指的“一切机会、一切场所”，可以理解为包含着家庭。第7条（社会教育）中明确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鼓励家庭教育以及在工作场所和其他社会场所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同条款第2项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通过设置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利用学校设施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来努力推广教育活动的开展。”该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社会教育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根本目标就在于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所，为所有国民文化教养的提升提供环境。该法律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国家及地方政府和团体，在振兴家庭教育中应承担的职能和任务。通过法律最终把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另外，作为实施教育活动的场所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也都受到了重视。
2006年12月，时隔60年后，日本修订了《教育基本法》，其中新增了（家庭教育）第10条，在该条款中规定：“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于孩子的教育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在保证其生活和养成所必需的条件同时，要努力培养其自立能力，以求获得身体和心理的和谐发展。”同条第2项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要尊重家庭教育的自主性，努力为监护人自身教育能力的提高，提供学习的机会，并提供其他家庭良好的教育信息。”另外，还在新增加的（学校、家庭及地域居民等携手合作）第13条中规定：“学校、家庭、地域居民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在自觉履行各自教育义务的同时，互相之间要努力携手合作。”由此可见，作为培养人的基础教育，日本把家庭教育摆上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1949年6月，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日本制定颁布了《社会教育法》，该法第2条（社会教育的定义）规定：“依据本法律，社会教育是以《学校教育法》（昭和22（1947）年法律第25号）为基础，在通过学校教育课程开展的教育活动之外，主要针对青少年及成年人开展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包括体育及娱乐活动）。”该定义把青少年及成年人的教育活动明确归属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从法律上确认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使得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此后，日本又相继于1950年颁布了《图书馆法》，1951年颁布了《博物馆法》，这些法律的颁布，主要完成了日本社会教育设施的立法工作。自《社会教育法》制定后，虽经过了几次修订，但立法初期的原则和法制体系至今仍保持不变。2001年7月，日本再次修订了《社会教育法》，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社会教育法》修订前的动向以及修订后赋予了家庭教育一个怎样的地位。
（二）围绕社会教育法修订的动向
自20世纪末的1997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积极推进家庭教育支援事业。文部省于1998年4月增设了“家庭教育支援室”；同年6月中央教育审议会以“关于从幼儿时期开始的心灵教育的理想”为题，发表了《为了开拓新时代的心灵——丧失培养后代心灵信心的危机》的咨询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当今家庭教育问题已不能视而不管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就有关家庭教育的现状，提供积极的帮助，为此国家提出了家庭教育应遵守的35条建议。此后同年9月在终身学习审议会上发表了咨询报告“关于应对社会变化的今后社会教育行政的应有状态”，在其第二章第3项（对应地域社会及家庭变化）中指出：社会教育在努力提高地域社会的活性化作用和地域教育能力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有助于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对策。
2000年11月在终身学习审议会的社会教育分科审议会的报告中“关于为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完善社会教育行政体制”中的第1条即“关于家庭教育的体制完善”中提出：“在现行的社会教育法中，就有关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事务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在社会教育法中，就有关家庭教育力提升的任务，制定适合的法律规定”。同年12月，又召开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改善教育的17条建议”，并提出“教育的原点是家庭”。而且在此基础上提议“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要积极准备为所有的育儿父母提供参加讲座和咨询的机会等，以进一步提升对家庭教育的支援”。
2001年7月，又对《社会教育法》进行了修订，在（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义务）第三条中新追加了第2项：“鉴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彼此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在履行前项义务时，在努力确保与学校教育进行携手合作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有助于家庭教育的提高”；还有，（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的事务）第5条中追加了新的第7项：“为提供有关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鼓励开设讲座及举办集会”；（社会教育委员会的构成）第15条第2项：“社会教育委员应从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有影响力的人中产生”（在此项中追加了对家庭教育的提升产生影响的人）。第30条：“市町村设置的公民馆，其营运审议会的委员应从对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有影响的，对家庭教育的提升有帮助的并有学识经验的人中产生，且须由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委派。”该法还明文规定了教育委员会的事务，即提供有关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开设讲座等。其中育儿小组的负责人可以委托社会教育委员和公民馆营运审议会的委员担任。这些条款都以明确的法律形式规定，以一种行政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对家庭教育的支援体系，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三）其他有关家庭教育的法规
早在1951年5月，日本政府便制定了《儿童宪章》，该宪章第2项提出：“所有的儿童在家庭中都应得到养育和关爱，都应获得知识和技能；对家庭环境不好的儿童，须给予环境的更换。”该款项以寻求儿童得到幸福为目的，明确了儿童的社会权利以及父母与社会对儿童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儿童宪章》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但它寄托了全体国民对儿童幸福成长的共同期待，是具有社会道德规范的自我约束，也是政府制定相关儿童政策、法律与法规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基准。
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颁布了《男女共同参与策划社会基本法》，该法第6条（男女双方在家庭生活中以及在其他活动中的两立）提出：“构成家庭的男女双方，在互相合作与社会的支援下，作为家庭成员对育儿、照顾家庭其他成员都要尽其责任，并且能够参加除该活动以外的活动。”该条款以实现男女平等、共同参与、平衡家庭及工作生活为目的，并通过发挥企业的作用来提升对在职父母的家庭教育支援。根据该法的精神，一些都道府县等地方政府也制定适合各自情况的相关条例。如：2001年3月北海道制定了《北海道男女平等参与策划推进条例》；2012年5月“大阪维新会”大阪市议会员预定了提案《家庭教育支援条例（案）》等。
2003年7月，为解决家庭教育能力低下的问题，本着全社会支援家庭教育、共同承担培养下一代的初衷，日本政府制定了《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同时，针对少子化问题还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为少子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综合性措施。2004年6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的基础上，内阁会议又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并于同年12月制定了《以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为基础的具体实施计划》（幼儿、育儿支援计划）。2005年至2009年度又重新修订了《幼儿、育儿支援计划》，其中还制定了极为具体的支援地域育儿和防范虐待儿童等的对策。另外，日本政府还开展了社区育儿支援活动，为在育儿过程中感到不安或困惑的家长和家庭提供咨询和沟通的场所。
（四）日本家庭教育支援的对策
日本社会家庭教育能力之所以低下不仅仅是因为父母个体的问题，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它是伴随着社会进程的快速发展，都市化、核家庭化、少子化、连接地域的地缘活动逐年减少、育儿环境的变化，育儿父母从身边人学习有关育儿知识和家庭教育的机会减少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物。另外，在日本工作优先已成为社会风气，要想改善工作的雇佣环境，为育儿提供宽松的时间是很难的。基于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在国会的审议会、咨询会等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提升对家庭教育的支援。
1994年12月，文部、厚生、劳动、建设四大臣协商制定了《关于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针》（安琪儿计划Angel Plan）。该计划中指出：“育儿方面，往往被认为是夫妻和家庭的问题，然而，国家和地方自治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地域社会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把该计划中的第5条作为重点对策，提出了“推进宽松的学校教育，充实校外教育与家庭教育；通过完善有关育儿的咨询体制来充实家庭教育”等。其后，1999年12月，日本的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治6省的大臣对《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以及对以此方针为基础的相关重点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达成了协议，重新修改了“安琪儿计划”，制定了“新安琪儿计划”（2000年度至2004年度），其中确立了包括推进家庭育儿在内的多种支援形式。其主要内容有：（1）充实保育服务等育儿支援服务；（2）完善在地域养育孩子的教育环境；（3）提供儿童快乐成长的环境；（4）减轻伴随教育的经济负担；（5）通过住宅建设和城市建设支援育儿等。
2001年9月，以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完善社会教育行政体制为目的，文部科学省的生涯学习政策局设立了“关于充实今后家庭教育支援”的恳谈会。其目的是研究探讨有关家庭教育支援的对策，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2002年3月，该恳谈会在“关于充实今后的家庭教育支援”的中期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基本对策：（1）整体性观点；（2）充实学习机会的对策；（3）充实地域的育儿支援对策。同年7月，在“关于充实今后家庭教育支援”的恳谈会上，提议全社会都来支援家庭教育，把孩子作为“社会之宝”来养育，并针对不同的人群提出了六项基本对策：（1）把孩子作为“社会之宝”养育；（2）针对正在育儿的父母；（3）针对企业等职场的相关人员；（4）针对生活在地域的人；（5）针对学校的相关人员；（6）针对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等。
2003年3月，在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中提出：“作为教育行政的职责，尤以充实家庭教育支援最为重要。”作为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团队和育儿支援团队，共同携手家庭支援，要提供有关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和相关信息；要培养家庭教育的指导者；要完善家庭教育的咨询体制；要实际调查研究家庭教育的现状；要推进建立全国性家庭教育支援的机构。同年5月，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组建了“关于促进家庭教育支援的行政组织与育儿支援团体携手合作的调查研究委员会”，并提出了家庭教育支援研究的三个课题：（1）以所有父母为对象的家庭教育支援；（2）全社会的家庭教育支援；（3）发挥地方公共团体主导作用的家庭教育支援。这三个课题也可以被视为家庭教育的三个对策。同年7月，为应对家庭与地域育儿力量低下的问题，本着全社会支援家庭教育、共同承担培养下一代的理念，日本制定了《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依据少子化对策（下一代培养支援对策）提出的观点，提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事业单位等要形成一体，配合完善并充实家庭教育支援体系。同时，还针对少子化问题，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为解决少子化的问题提供了综合性措施。
2006年，日本修订了《教育基本法》。要求各相关单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开展家庭教育支援的对策研究。国家层面的研究是以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为主体，联手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的研究；地方自治分为两个层面开展研究，一个是以都道府县的行政（教育委员会）部门为单位的研究，另一个是以市町村的行政（教育委员会）为单位的研究。此后，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都设立了“家庭教育支援研究中心”。
2007年，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的现状，决定每年11月份的第3个星期日为“家族（庭）之日”。2010年11月，文部科学省联合地方居民、企事业单位、学校、PTA、NPO等民间组织，以创建全社会关心育儿、相互支持家庭教育的社会氛围为目标，在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家庭教育支援研究协议会，设立了“全社会支援家庭教育和育儿”的研究论坛，具体议题为四项：（1）再检讨育儿、家庭教育的快乐与重要性；（2）促进父亲参与家庭教育；（3）通过与企业协作共建决策；（4）借助地域的力量，开展育儿、家庭教育工作。这次论坛是由文部科学省主办，内阁府、社团法人、日本PTA全国协议会协办，厚生劳动省作为后援共同创办的。此次研究论坛针对都市化、核家庭化、少子化以及雇佣环境的变化等问题，提出要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策划支援育儿和家庭教育，改善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由此推进家庭育儿计划和家庭教育支援的必要性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文部科学省就有关家庭教育支援的研究从未间断过，2011年，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又增设了“推进家庭教育支援探讨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12年3月发表了报告《创建丰富的家庭教育》。在该报告中提出了家庭教育支援的四个决策：（1）扩大支援父母学习的机会；（2）努力推进建立亲子与地域的关系；（3）建立支援网络的体制；（4）培养从儿童到成人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