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

第一节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新起点、新机遇、新约束、新挑战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起点

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规模上看，截至2014年年底，GDP总量超过63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为改革开放初期的28倍左右，年均增长率高达9.5%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历史新纪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汇率法折算为美元计量，中国的GDP总量达到9.2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上升至12.2%，由世界第十位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10年起超过日本跻身世界前2名，相当于美国GDP总量（注：16.77万亿美元。）的55%左右）。人均GDP到2014年年底已达到近5万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升了19倍左右，年均增长率达到8%以上，同样创造了当代经济发展的新纪录。按汇率法折算为美元计算，人均GDP超过了7000美元，达到了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属典型的低收入穷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1998年首次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首次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从经济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8.2%、47.9%、23.9%，不仅落后的农业经济比重过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更是达到70%以上），而且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工业化进程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脱节，加之以牺牲其他产业的发展来换取工业的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虚高度”，到了2014年，农业产值比重已降至10%以下，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8.2%（注：考虑到统计上的偏差（在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往往被低估，从2004年、2008年、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修正上看，调整后的GDP数量的增量当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分别达到93%、81%、71%以上，表明在历年统计中第三产业产值被漏算的最多），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比统计反映的水平更高。），净上升24.3个百分点，并且自2013年起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的前十年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已十分接近，但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以价格水平表现的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4.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仅上升了0.8个百分点（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对经济进行强力刺激，重要的便是增大投资，而投资首要的是刺激第二产业，导致第二产业增速重新提升并超过第三产业，从2012年到2014年，伴随“择机退出”，第三产业增速又重新超过第二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并已开始形成某些“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相应地，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以下上升至目前的55%左右，超过了当代世界平均水平（52%）。上述GDP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数量水平上，还是在经济质态结构上，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后期加速完成阶段。

二、新机遇

所谓新起点上的新机遇指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现阶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代化的目标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过去我们讲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近代史上也有诸多先贤探讨过将传统中国文明发展至现代世界文明先进水平的道路，包括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方略。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终于使我国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按照“两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2020年，即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经济含义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水平，按2010年的汇率折算成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现在的GDP规模（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按货币购买力平价法折算，中国GDP总量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成为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由于所选取的商品、服务的结构不同，同样数量的商品在各国不同市场上的货币购买力相差甚远，一般来说，由于落后国家总体收入水平低，其物价绝对水平相应也低，因而，运用货币购买力平价法时可能高估其购买力水平，从经济史的比较看，通常会将其发展水平高估10年左右。）；人均GDP水平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7万元人民币，按2010年汇率折算成美元，达到12500多美元，超越世界银行划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最低人均GDP标准。从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70个国家的历史来看，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到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以上的时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人均GDP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那就意味着我们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同时，在经济结构演进方面，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另一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后，即2050年前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就经济总量而言，按趋势演进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按汇率法折算，在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总量也极有可能超越美国），尽管经济规模的大小能够说明的问题有限（一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和质量，重要的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结构升级），但规模毕竟是基础。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看，19世纪初我国GDP总量在比重上是占据世界首位的，达到36%以上，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的占比还要高（美国2001年GDP占比最高，达到32%以上），但质量落后，在结构上是传统农业，在组织上是封建小农经济，与西方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迅速沦落。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中国进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世纪末，伴随“英国病”的发生（注：“英国病”即指英国在发展过程中因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而出现的长期衰落，这种衰落趋势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又被称为“20世纪英国病”，但其病因在19世纪即已开始形成，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有所体现。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德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且一直维持至今。我国若能在21世纪30年代之前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那么从我国自身成长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人均GDP水平看，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中国到21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就是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决温饱（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取消粮票制度表明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98年按世界银行规定的人均GDP标准，我国真正进入温饱阶段）；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计划经济的传统物质资料生产核算体系转变为包含三次产业在内的以GDP为核心的核算体系SNA，调整为人均GDP达到或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其中的基础性经济指标即指人均GDP。（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换句话说，若我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那么就人均GDP水平而言我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统计上中等数与平均数大体是一致的）。从经济结构看，到21世纪中叶，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均应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高度和均衡状态，只有规模和人均水平的数量增长，而无经济结构高度的实质性提升，不是真正成长意义上的现代化，甚至可以说只是经济增长而并无经济发展，当然，结构高度的提升在构成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同时，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真正困难。总之，在新起点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有：再有5—6年时间即到2020年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再有十几年时间即到2030年前后可能在总量上实现赶超重回世界第一；再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即到2050年前后可能实现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们的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注：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三、新约束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条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这一新阶段上的经济成长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对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路径等均提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要求。这种经济约束条件的变化概括起来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供给侧的变化，即国民经济生产方面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相对于低收入阶段和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国民经济的生产总成本进入加速提升期。其一，伴随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伴随二元经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的推进，劳动力成本逐渐趋近均衡（达到刘易斯拐点）；伴随劳动力总量扩张速度的逐渐放缓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日趋加剧。其二，土地、淡水、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价格上升趋势明显，经济规模扩张形成的巨大需求和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及稀缺性，会推动其价格上升，从而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总成本的推动力。其三，环境资源价格上升，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经济与环境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必须努力缓解的矛盾，环境对经济的承载能力面临极大的挑战，使用环境资源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破坏环境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其四，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升，在低收入阶段甚至下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技术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学习和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可以是简单模仿，并且模仿学习的“空间”广阔，而模仿学习是各种技术进步方式中投入最少、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则这种模仿方式更是低成本的，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一般可再模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而这种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在各类技术进步方式中最具根本性，但也是投入最多、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总之，在这一阶段各种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从而在短期里形成不断增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长期里使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减弱。依靠要素成本低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要求改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难以均衡，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另一方面，需求侧发生了变化。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总需求存在疲软的可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需求增长总体上是强劲的，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供给的绝对或相对不足，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突出特征表现为短缺，因此企业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投入以扩大生产，而不是如何销售，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如何抑制需求以防止严重的通胀，而不是产能过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这种失衡状况有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逆转。就投资需求而言，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但这些未必能够转化成有效的投资，形成市场投资需求，其关键在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提升。由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的要素成本上升，相对成本优势减弱，如果发达国家停止或放缓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的再投入，而自身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又不足，那么我国就难以创造出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银行系统尽管有大量储蓄，但在市场上按照效率准则，找不到有效的机会，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行扩大投资，那么结果只能是低技术状态、低竞争力水平下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遇到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便会成为经济泡沫而被淘汰，因而导致投资需求疲软，有钱投不出去。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其基础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若这种投入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那么当物质资本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便会遇到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短板限制，使经济发展受阻。就消费需求而言，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体在上升，但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能否相互适应，重要的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甚至两极分化，那么就会出现以下情形：收入越高者其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尽管其绝对量较其他人更大，而同时社会其他广大成员收入低，甚至绝对或相对地积累着贫困，即使需要增加消费也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对未来则越缺少信心，进而不得不通过减少和放弃现期必要的消费来增加储蓄（未来的消费）。整个社会形成所谓的富人不花钱，穷人没有钱、更不敢花钱的局面，社会消费倾向严重降低，尽管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速同时放缓，共同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萧条，失业率上升。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此前下滑，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甚至更低的速度，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

四、新挑战

能否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便构成极富挑战性的命题，如果不适应新阶段的新挑战，那么经济发展就难以持续，甚至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却由于不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危机不断加深等。典型的例子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把当时的非洲和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甩在了后边，但由于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长期跨越不过去，直到现在仍未进入高收入阶段（被称为“拉美漩涡”），算下来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了。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其经济发展当时也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于应对不了新变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挫折，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成为缺乏竞争力的过剩产能被淘汰掉，直到现在也未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被称为“东亚泡沫”），算下来也有三十年左右了。又如当前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的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约旦等，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样因为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危机，算下来也有近二十年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深刻的挑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社会都存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