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
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长久以来探索并坚持处理好、对待好的问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
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除了作为“例外”的巴师夏和凯里“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外，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可以析分出四种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为代表的“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领域研究中的某些“新发现”；三是以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尽管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但“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四种理论倾向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流派跌宕不定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张，对具体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潮应该作出不同“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应该作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45页注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来不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种经济学和流派有意义且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从来不抹杀其中存在的学术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对“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的论述中，马克思在提到洛贝尔图斯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这一著作时提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08页注释（1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后来特别提到，“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08页注释（1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在对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关于资本积累观点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也提到：“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注：同上书，705页注释（65）。）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在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等方面的研究，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其作出善意的评价。（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些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称，“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明言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实也为国外其他许多经济学所认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各经济学流派对其“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马歇尔新古典学派提出的“效用”、“均衡”、“生产要素”和“等待的报酬”等概念，体现的就是新古典学派“基本思想”的重要变化，它们“把重要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进而“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注：J.罗宾逊、J.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