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的收入差距日益分化，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极大不满，这种出于义愤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远不止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道义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说房地产泡沫和金融监管不力直接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收入分配则是经济危机不断积累的更深层原因。
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曾经向世界宣示，这个新生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心目中，始终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梦”，即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达到中产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黄金时期”的确曾经出现过。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到大约1975年的30年间，美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经济迎来了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其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繁荣兴盛。二战后的美国，各大城市开始向市郊扩展，大量高楼和购物中心拔地而起，全国汽车销售逐年上升，工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得以扩张，尤其是学费相对低廉的公立大学。1970年全国70%的四年制大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
当年的美国，经历了一场惠及全社会的大繁荣，中产阶级和广大劳工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普通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权利得到保障(见图2—3)。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斗争的洗礼，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美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异，远远没有今天这样严重。
然而从1973年开始，整个美国社会的走向发生了变化。
虽然劳动生产率仍在不断攀升，但普通美国人每小时的劳动报酬却长期停滞不前。“美国梦”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虽然美国经济总体凯歌高奏，但普通人从中分得的好处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图2—3 1948年以来的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人工资
20世纪80年代里根就任总统以来，随着保守主义理念的盛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大行其道。当年的共和党政府提高了公立大学的学费，并削减了劳动培训、公共交通等基本服务的开支，任由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老旧失修，政府疏于维护。同时，美国对失业人群的救助也在减少，到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大约只有40%的失业人群有失业保险覆盖。 [1]与此相对应，公司高管、银行家等高收入阶层分得了整个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份额，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图2—4是美国收入前10%的富人占全国收入的比重。
图2—4 美国前10%的富人的收入占比
通过图2—4不难看出，在192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约占全社会的50%。随着大萧条的冲击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美国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在战后的30年间，富人阶层收入占全社会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了一个深深的谷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里根政府保守主义的盛行，富人阶层收入重新开始陡然上升，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甚至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
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金融危机前的美国金融业也变得越来越集中，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即便是2008年经历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在大规模救助之后不到一年，华尔街就卷土重来。其中六家最大的银行比危机前规模更大，高管和交易员的薪酬比之前更高。
2014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美国经济有所回升，但只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依旧相信“美国梦”，为近20年来的最低，甚至低于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最严峻时的72%的调查结果。长期以来，以“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变得富有”为内容的“美国梦”，一直是美国精神的核心，也是美国社会活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对此，一位54岁的退休公务员迈克尔·翰德曼（Michael Herdmann）在调查后的采访中表示，“事情已经变化了很多，目前的形势不仅不利于底层阶级，同样不利于下层中产阶级。”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一路下降而负债率上升（见表2—1）。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不同，个人和家庭消费在美国经济构成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美国的消费成为其他贸易伙伴国的重要需求，拉动了全世界的经济。但随着储蓄的下降和负债的上升，美国的消费事实上是由负债支撑的，这也体现在其他各个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上——外国人手上持有的每一美元，在本质上就相当于美国享有的一美元无息借贷。
表2—1 美国的个人储蓄率
那么，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刻，这难倒仅仅是巧合吗？为了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00年前的美国。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他的T型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幅加薪到每天5美元的水平。这几乎是当时同类工厂工资的三倍，在很多人看来福特的做法太疯狂。代表大资本声音的《华尔街日报》评论道，福特的做法简直就是“经济犯罪”。但福特自有他的道理——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福特工厂的工人拿到了高工资，其中一部分又通过购买福特汽车回流到公司，市场需求得以扩大，销售收入又投入新一轮的设备改造和技术创新中，促进了生产的良性循环。
历史证明了福特的正确，他的眼光远远超前于他所在的时代，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在1870—1930年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美国多数的产业工人并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美国经济创造出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
在福特对工人实行高薪政策之后的1984年，也就是20年后，当年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1948年任职）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大规模生产需要有大众消费相匹配，而大众消费又有赖于新生产财富的合理分配，使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与国家经济机器的生产力相匹配。美国1929—1930年经济危机期间的情况正好相反，新产生的财富大量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对富人而言成为资本积累，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剥夺了大众消费者手上的购买力。因此就像牌桌一样，少数玩家积累了大量筹码，其他人只能依靠借筹码继续玩，而当借款能力达到极限时，游戏也就玩不下去了。”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叫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的收入越高，他日常花掉的钱占总收入的比例就越低。穷人家庭通常要把全部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的柴米油盐；而高收入家庭即使再奢侈，也总会有相当一部分的结余。当社会收入分配过分失衡、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时候，就会出现富人有效消费不足而穷人却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从整体上而言，在社会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是不均等，社会总体的消费就越发显得不足，而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就会引发实体经济的供给失衡。
对比本次金融危机和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是多么的相似。经历过大萧条，美国的执政者从中学到了运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但很少有人像福特和埃克尔斯一样意识到，没有了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回事。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至于中间阶层必须依靠借贷维持生计时，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当全社会的借贷远远超出其负担能力时，危机爆发也就不远了，社会必须经历非常痛苦的重新洗牌。
注释
[1]Robert B Reich,Aftershock：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Vintage Book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