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会计：信任视角的理论构建
4.1 会计与会计信息：已有观点与信任视角的解读
4.1.1 资本市场演进与会计发展：一种历史观
市场经济中，会计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以一种包容性的态度来看，会计作为一个“条件”，既影响市场演进，也受市场演进的影响（普雷维茨和莫里诺，中译本，2006，6页）。以美国为例，可以将资本市场的演进与相应的会计发展加以简单的归纳（见表4—1），回顾会计发展的这一典型历史对我们建立会计和会计信息的历史观大有裨益。
表4—1 美国资本市场演进与会计发展[1]
资本市场和会计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表4—1中区分的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大体而言，可以将商业资本主义及之前的会计看作传统会计或簿记的范畴，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会计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商人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意。Pacioli（1494）论述道：
商业资本主义以一般性贸易为特征，在这一时期会计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现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产生于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葛家澍（2004）在回顾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发展历史时指出，人们通常将Sprague（1908）的著作《账户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ccounts）视为概念框架的第一本美国著作，也就是说Sprague（1908）已经提出了现代财务会计的一些基础理论。结合表4—1中的归纳，这一观点间接地佐证了财务会计发源于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判断。[3]金融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形成的，对于美国来说，工业化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是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事业对会计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铁路事业对公司制的迫切需要[4]：
工业化时代铁路等事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使得公司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和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纽约州1811年颁布了一部规范制造业的公司法，而到了1825年就通过了第一部普遍适用的公司法，规定所有公司均可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64页）。公司制的作用是为规模巨大的项目筹集资金，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5]公司制的这种作用也正是“金融资本主义”得名的原因，“金融”实际上就是采用公司制筹集资金的代名词，因此公司制的普遍使用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到来的标志。公司制的特点是出资人和资金使用人的分离，这种分离又促进了出资人转让公司证券行为的盛行，从而使得公司的金融行为波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在这种背景下，现代财务会计得以发源并逐渐成为必要：
与此同时，在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上，“著作者们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新的会计核算方法，在Sprague（1880）的代数学符号达到顶点”（7页）。Sprague（1880，1908）提出的著名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基础。“虽然斯普瑞格的讲解没有超越独资模式，但是……这不只适用于独资经营。后来，佩顿发展了该理论，使之可以用于公司主体”（166页）。
公司制所带来的出资人与资金使用人的分离影响极其深远。在铁路公司兴起以前，美国首批真正大型的企业几乎都是由所有者经营的（105页）。然而，随着公司制时代的到来，独资企业主的管理职能很快就被解除，所有者雇用经理人管理企业的多种业务，职业经理阶层开始兴起，公司的控制权开始从所有者向经营者转移。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标志着经理资本主义的到来，这也正是Berle and Means（1932）所描述的状态。
严重的两权分离给私有产权者造成的恐慌导致了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在政府管制方面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比如，早在1902年美国国会就要求大型公司每年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披露有关其资产、负债、利润和损失的细节内容，而且财务报告和对其的审计都成为政府监管的目标（197页）。公共会计师也因此变得至关重要，独立审计成为最早被用于调和私有产权与两权分离之间矛盾的机制。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过后，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财务会计引入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轨道。
时代特征也促进了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巨大发展。公司制和两权分离让人们对会计的定位产生了疑惑，定位于所有者的“业主权理论”和定位于公司的“主体理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会计理论因此突破了Sprague“账户科学”的层面，逐渐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Hatfield，Paton和Littleton等人受Sprague的会计恒等式的启发，通过财务报表建立了一套经典的会计体系，为经理资本主义时代服务（7页）。Paton和Littleton（1940）的著作《公司会计准则导论》提出了会计学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主体理论”，并为收益确定建立了一个“配比模型”，成为这个时代会计理论的代表（305页）。
公司制带来的权益的流动性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个人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的下降是新阶段的两大特征（7页）。养老基金和其他共同基金的权力得到迅速扩大，这些机构控制着美国最大型的工业和非工业企业，机构投资者和银行债权人、个人投资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410页），投资基金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了。然而，机构投资者并不是实体资产真正的管理者，他们的目的是投资和获利，而不是经营实体资产，两权分离下职业经理人对实体资产的控制依然牢固地存在，于是在这种环境中基金经理和公司经理共同占据着资本市场的支配地位：
多元化是这一时代的特色，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给财务会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财务会计不得不根据新的市场环境做出积极的调整。《特鲁伯罗德报告》（Trueblood Report）（1973）和FASB第1号概念公告（SFAC No.1）（1978）为财务会计在新环境中找到新的定位，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从财务报表拓展到财务报告，从而丰富了财务会计传递信息的手段，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成为财务会计期望实现的目标。新的定位清晰地认识到财务会计只是人们所需信息的一种来源，并为财务会计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规划了宏伟的蓝图，集中体现为财务会计重建了从概念框架到具体准则的庞大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体系。在新的架构下，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必须适应新的时代，财务会计信息针对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经理人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成为这个时代直至今日的会计主题。
历史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会计如何伴随着市场的演进而发展，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会计的发展不仅仅是人们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的变化过程，也是会计的理论和方法随着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Previts and Merino（1998）在总结美国会计发展史时指出：
“底行”一词十分准确地刻画了会计和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探讨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底行”的。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是如何产生“底行”的，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而不断发展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导致了具有不同意义的“底行”，这也正是以上我们回顾历史时所刻意突出的。
4.1.2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现有理论及其信任解读
对会计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为我们理解会计和会计信息的作用提供了客观材料，下面我们将重点集中到现代财务会计上，回顾关于财务会计信息的现有理论，并尝试从信任的角度进行重新阐释。如无特殊说明，本节以下部分所称的会计和会计信息均指现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信息。
从前文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知道，现代财务会计是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发展的，而导致财务会计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公司制所带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使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一部分人花另一部分人的钱”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张维迎，2003）。从金融资本主义到经理资本主义再到投资基金资本主义，变化的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特征，他们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始终不变。如FASB在SFAC No.1中所说：
财务会计是在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市场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现代财务会计正是从委托代理关系出发，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现有理论认为，财务会计发源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投资者和管理者的信息不对称，公司管理者相对外部投资者更加了解公司的情况，从而具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会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前和之后产生不良后果。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即与某些管理者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前），由于投资项目良莠不齐，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会以平均水平来评估所有项目，从而低估了好项目的价值，高估了差项目的价值。这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即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好项目退出市场，使得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丧失（Akerlof，1970）。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这种问题称为“逆向选择”，Healy and Palepu（2001）将其称为“信息问题”。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后，即与管理者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此时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助长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可能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益，不顾甚至侵害投资者的利益。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这种问题称为“道德风险”，Healy and Palepu（2001）将其称为“代理问题”。
会计信息对于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投资项目的准确和详尽的会计信息，能够帮助投资者评估项目的优劣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从而缓解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会计信息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称为“投资有用性”（孙铮和刘浩，2006）或者“定价功能”（魏明海等，2007）。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投资者和管理者可以通过签订各种契约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这些契约要求管理者提供相关会计信息，帮助投资者监督和评估管理者的行为，从而缓解道德风险问题。会计信息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称为“契约有用性”（孙铮和刘浩，2006）或者“治理功能”（魏明海等，2007）。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为基础，会计信息在投资和契约两个方面的有用性已经被大量研究证实，Holthausen and Watts（2001），Kothari（2001），Healy and Palepu（2001），Bushman and Smith（2001），陆正飞和叶康涛（2007），魏明海等（2007），姚文韵和崔学刚（2011），逯东等（2012）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精彩的总结。
现有理论的逻辑十分清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计信息对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挥作用。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信息不对称是必然的事实，或者说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普遍存在，然而，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必然的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实质是什么呢？
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投资者不清楚项目的好坏，良莠不齐的管理者都声称自己的项目是好项目，那么投资者是否相信呢？显然，投资者并不会给予信任。投资者不信任的结果就是压低价格、避免风险。因此，逆向选择的本质是投资者对管理者的不信任。实际上，Akerlof在其经典论文的结论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讨论了‘信任’在其中至关重要的经济模型”[7]。再看道德风险，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侵害投资者的利益意味着管理者受人之托但未忠人之事，也就是说管理者不讲信用，是不诚信的。而投资者试图通过签订契约来约束和激励管理者，使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实际上是通过契约途径加强对管理者的控制，从而提高管理者的可信性。因此，道德风险的本质是管理者不诚信和投资者不信任，如果管理者诚信，投资者又给予信任，就不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由此可见，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来源于代理人的不诚信和委托人的不信任，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信任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几乎是一种常识。举中国近代的一个例子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公司制开始传入中国，186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为了解决兴办军工企业遇到的资金问题，“仿西国公司之例”开始自己发行股票，希望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当时股份公司和股票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最主要的中文报纸《申报》在1882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当时中国人对股份公司的反应是初见新事物时最自然、最本质的反应。“为自己之资财，反听他人之主宰，保无我诈我虞乎？”显然，中国人对这种委托代理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
委托代理关系只是一种关系而已，信息不对称也只是一种现象，这一关系和这一现象之所以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它们引发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信任才是问题的实质。现有财务会计理论将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作为会计信息发挥作用的背景、前提和逻辑起点，只是描述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忽视或者简化了现象背后的实质性问题。
在信任视角下，会计信息发挥作用的背景是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那么又当如何看待会计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呢？我们仍然延续现有理论进行分析。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或定价功能意味着，管理者披露的会计信息（自愿的或强制的）与投资项目的真实价值之间存在相关性。投资者依据这些会计信息可以比较准确地评估不同项目的优劣，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这种功能体现为投资者依据会计信息做出买卖证券的选择，证券价格与会计数字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机制。那么，投资者“用脚”投的是什么“票”呢？是“信任票”。投资者选择买入就表达了对这种证券、这家公司、实际上是这家公司的管理者的信任，相信这样做能够为投资者自己带来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或定价功能意味着会计信息是投资者“信任投票”的依据，如果没有会计信息，投资者就无法进行信任投票，只能给予不信任。
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取决于会计信息本身是否可信，管理者“实话实说”，投资者才能做出正确的“信任投票”。好项目的管理者自然愿意如实表明自己项目的情况，差项目的管理者则肯定不会实话实说，投资者必然置身于一个真假难辨的处境。因此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总是包含两个方面——管理者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和投资者的信任选择，换句话说，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意味着投资者将“信任票”投给“值得信任的人”。因此，如实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和相关性（relevance）成为会计信息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要求。
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或者治理功能是为了缓解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的道德风险或代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管理者受托经营投资者的资产，此时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助长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有动机极力谋取自己的利益（如偷懒、支付自己高额报酬、在职消费等），不顾甚至侵占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投资者希望采取一些手段约束或者激励管理者，使其为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很清楚投资者必然知道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为了避免投资者对自己的误解和惩罚，管理者也可能主动寻求表明自我约束的机制。双方共同的意愿使相应的控制或治理机制得以建立，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投资者与管理者签订一系列的契约。会计信息在这些契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投资者与管理者经常签订薪酬契约以激励管理者的行为，在薪酬契约中会计数据广泛用于评价管理者的业绩并据以决定薪酬（Bushman and Smith，2001）；作为债权人的投资者还会与管理者签订债务契约，防止管理者通过发放清算性股利或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来侵害债权人利益，债务契约往往对某些会计指标做出限制，超出限制就被视为违约（Watts and Zimmerman，1986）。会计信息成为保证各类契约签订和执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投资者为什么要和管理者签订契约呢？很显然，原因是投资者对管理者不信任，投资者不相信管理者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会没有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为什么会愿意签订契约呢？原因是那些诚实守信的管理者担心投资者不信任他们，从而急欲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双方签订了契约，管理者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投资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心并给予信任，而管理者也借此表达了自己诚实守信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契约能够增进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契约本身就是一种信任机制。契约必须是明确、可操作的，投资者不能含糊地表示“你表现好就奖励”，“表现好”需要明确的判断依据，会计数据就是这种依据，因此会计信息（当然必须是如实反映和相关的）在契约的签订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使契约增进委托人与代理人相互信任的功能有了切实可行的基础，这就是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或者治理功能的意义。
由此可见，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表明会计信息是投资者给予信任的依据，契约有用性则表明会计信息是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信任的基础。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前和之后，会计信息对建立和维护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任并不是无条件的，会计是信任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刘峰，2006，9页），这也正是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信任本质。
总结以上从信任角度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会计信息有用性的背景和逻辑起点是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第二，不论是会计信息的投资有用性还是契约有用性，在本质上会计信息的作用都是为了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会计是一种信任机制。
回想《申报》1882年的评论，“生意进出无从询之，伙友臧否不得而问之”，公司的经营情况我不知道，代理人的好坏也不清楚，能保证不欺骗我吗？而会计信息正是反映“生意进出”、控制“伙友臧否”的手段，近代中国人的疑虑为我们理解会计信息作为信任机制的有用性提供了最真切的阐释。
注释
[1]冒险资本主义和巴其阿勒时代的会计不能说是美国的，但很显然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
资料来源：根据加里·约翰·普雷维茨、巴巴拉·达比斯·莫里诺：《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7页整理。
[2]如无特殊说明，本小节的直接引用均引自加里·约翰·普雷维茨、巴巴拉·达比斯·莫里诺：《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括号中为页码。
[3]Sprague（1880）的著作《账户代数学》（The Algebra of Accounts）是《账户的哲学》的先导，会计恒等式等主要思想在前者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普雷维茨和莫里诺，中译本，2006，164页）。
[4]关于工业化对会计的影响，可参见刘峰（1996）的详尽分析。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对FASB财务会计第1号概念公告（SFAC No.1）的直接引用均引自\〔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论财务会计概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7]George A.Akerlof（1970）的著名论文“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提出了逆向选择的思想，而该文结论部分的第一句话即为：“我们讨论了‘信任’在其中至关重要的经济模型”（We have been discussing economic models in which "trust" is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