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原理
可能很多朋友把这次来势汹汹的埃博拉病毒当作一种人类从没见过、更无法清楚认识的新型病毒，但实际上，埃博拉病毒的年龄比我们很多读者都要大。最早关于埃博拉病毒感染人类的记载发生于1976年，在非洲的苏丹和扎伊尔边境的埃博拉河地区的热带丛林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如此致命、如此危险的病毒存在。它的第一次亮相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两国的数十个村庄，并最终夺去了近700条生命。至此，以这种病毒的发现地命名的埃博拉病毒开始闻名于天下。
埃博拉病毒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科学的结论，但是传言，它与另一种致命病毒——艾滋病一样，都是源自猴子。据推测，埃博拉病毒应该是从猴子、猩猩等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产生，并逐渐感染到人类。此外，经过多年的传播与扩散，埃博拉病毒也在不断变异。根据其变种的发生地，我们可以把当前已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主要划分为苏丹变种、扎伊尔变种和科特迪瓦变种三种病毒新变种。其中，最危险的扎伊尔变种的死亡率居然达到90%，堪称恐怖。
自埃博拉病毒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它就再也没有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在非洲大陆，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埃博拉疫情，而每一次的情节都像是同一个拙劣的编剧所捏造出的雷同的肥皂剧剧情。每次总有一位边远乡村的居民可能在丛林中无意接触到带有埃博拉病毒的动物或人类的尸体、粪便，或者其他分泌物之后，出现发烧、腹泻、呕吐、体外出血等症状，随后被紧急送到医院，而缺乏警惕的医护人员在没有完备的防护装置的情况下，对病人采取一些常规的救治措施后，发现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死去。然而，这并不是事故的最终结局，通常过不了多久，死者生前接触过的人，包括其家人、亲友，特别是医院的普通医护人员，甚至包括在死者葬礼上接触过病人尸体的人们，都会很快出现与死者完全类似的症状，并同样无助地死去。
从目前的研究看，埃博拉病毒在人们之间传播时，主要是通过体液传播。埃博拉病毒在进入人体后，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对除了骨骼和骨骼肌之外的所有人体器官发起攻击。当病毒入侵到人类的血细胞后，血细胞就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量死亡，并凝结成血块堵塞人的血管、切断人体的血液供应。此后，病毒又将对各种器官上的胶原蛋白发起攻击，导致器官出现孔洞并逐渐液化，此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已经毁坏了的器官开始从皮肤的孔洞中不断涌出脓血。至此，病人的生命也基本终结。这样的死亡过程与我们很多朋友喜欢观看的恐怖电影中人类遭遇生物武器攻击，结果中毒悲惨死去的镜头很相似，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我们所幻想出来的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存在的死亡事件。
在埃博拉病人死亡的过程中，病人呕吐、腹泻、出血所带出的各种体液中都包含大量的病毒，当身边的人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与病人身上的体液发生直接接触之后，就有极大的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风险。
最可怕的是，埃博拉病毒居然还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极为顽强的生命力，沾满了病人体液的床单、衣服在非洲干燥的气候下，几个小时后还有极强的传染性，如果埃博拉病毒留在死尸或者液体中，其在5周后仍可以感染接触者。即使病人已经痊愈，但是在7周内，男性病人的精液中仍然会含有该病毒，并能通过性交将其传染给自己的性伴侣。
在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瑞斯通陆军实验室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实验结果。一些医学专家在这个实验室中研究埃博拉病毒时，居然发现病毒在猴子中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在很短时间内，实验室中的猴子都因为生存在共同的空气之中而全部死亡。该实验室的很多专家一度担忧自己也因为和猴子呼吸共同的空气而通过飞沫被感染上致命的埃博拉病毒。事实上，这次实验却发现了一种新的埃博拉病毒——瑞斯通变异，这种新型的埃博拉变异病毒对猴子等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有着极强的致死作用，但对人类却不致命，因此很难将其与另外三种埃博拉变异病毒相提并论。然而，其病毒的构造却与致死率最高的扎伊尔变种埃博拉病毒极为相似，目前仍没有一种实验方法可以准确区分出这两个变种。这也许是埃博拉病毒在向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一旦对人类具有致死作用的埃博拉病毒具备了空气传播能力，那么也许将把人类引向灭亡。这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但科学家并不否认埃博拉病毒存在这样的变异可能性。当然，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对人类具有致死作用的三种埃博拉病毒的变异中，仍没有发现通过空气传播的案例，体液传染仍是当前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最主要途径。
比较具有希区柯克戏剧效果的是，拥有如此超强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之所以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摧毁人类，其根本原因既不是现代医学的进步研制了有效治疗埃博拉病毒的特效方法，也不是人类社会群策群力、有效防范住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其真正的原因是埃博拉病毒对人体组织具有超强的破坏力。与另一种知名的致命病毒艾滋病病毒不同，艾滋病病毒可以在人体内悄悄潜伏，慢慢破坏人体机能，并通过较长的周期才把病人带向死亡。然而，人一旦传染上埃博拉病毒，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表现出很多剧烈的反应，比如呕吐、发烧、腹泻、出血等，一方面，这些症状提醒病人家属尽快隔离病人、控制病毒的传染；另一方面，染病后病人的行动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能力继续远行，只能卧病在床，这反而极大地制约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特别地，包括2014年这次突如其来的埃博拉疫情，大多数疫情最早都是发生在人口稀少的丛林、乡村等偏远地区，人丁稀少减缓了病毒的传播，这也在一定限度上控制了埃博拉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作为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和致死能力的恶性病毒，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其实与本书所介绍的六度分隔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2014年，突然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更令世人回想起，在埃博拉病毒被人类发现后的30多年，其给人类造成的巨大人身伤亡事件。
马波罗·洛克拉作为非洲小国扎伊尔的一名普通教师，也许他生前永远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是以第一个被感染并且死于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身份，而被永久记入了历史的档案。如果从直接的联系上看，洛克拉死于1976年，他去世的时候，也许在本次疫情中死亡的大部分受害者都还没有出生，更谈不上在某一个历史瞬间与倒霉的洛克拉先生发生交集。也许看上去，洛克拉先生与本次疫情中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众多受害者的人生就像一条条平行线，似乎永远也不会有相交的时候，更不可能发生任何的直接联系。
然而，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作为第一名被记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洛克拉先生已成为埃博拉病毒传染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也许我们不会知道，这条充斥疾病和死亡的黑色传染链的尽头在哪里，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这条黑色传染链的最后一名牺牲者。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洛克拉先生就是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源头，此后所有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所感染病毒的最终来源也只能是洛克拉先生。
在洛克拉先生的病毒传播链条中，第二环应该是被洛克拉直接传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一些不幸者，他们可能是洛克拉的亲友，可能是在洛克拉住院期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也可能是举行葬礼的宗教人士，由于他们直接接触到从洛克拉先生的身上分泌出来的一些带来埃博拉病毒的体液，自己也不幸成为埃博拉病毒的牺牲品，其中应该有相当比例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不幸者因此走向了死亡。
此后，每一位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都将成为新的病毒载体和传染源，进而威胁到所有患者身边的人。埃博拉病毒的超强传染性，更是导致了该病毒在人群中的连续传播，最终使得这条源于洛克拉先生的传染链条处于不断延伸之中。
尽管在这条病毒传染的链条上，只有相邻两环的患者才有可能发生直接的联系，然而病毒却是沿着每一个患者的人际关系链持续向前扩散。也就是说，病毒仍是从源头，通过不同的中间环节，也就是依次感染上病毒的众多患者，呈现一种单向的延伸。无论某一位患者究竟是被身边的哪一位之前已经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所传染，但追溯病毒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看上去每一名病人都有一条独一无二的病毒传播路径，但无数名患者的病毒传播路径最终汇集在一个点上。
这就好像从某一个水源地涌出一股清泉，在一路流淌的过程中，可能会分为多条支流，在河流沿岸也会有众多的居民取水用于生产生活。我们根本不用考虑最终这水到底是取自哪条支流，也不用考虑这水是用来饮用，抑或是冲洗车辆，所有的水追溯到源头，最终指向同一个水源。饮水思源，我们在享用珍贵的水资源时，就应该关注水的来源，关注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关注水到底应该怎么用、应该用在何处，而不是它来自何处，这才导致国内的水污染愈演愈烈，也许这恰恰是缺乏六度思维的最终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六度思维更强调通过网络状的系统构成，实现影响力沿着社会网络或者自然生物链所进行的传导，它主要关注影响力度的变化与传递。埃博拉病毒的人际传播恰好验证了这个思想。
从这个方面来说，病毒会沿着每一名患者生前所接触的生活圈子向他人传播，而其他人接触到这些病人之后，只可能有两种结果：①受到影响，也就是感染上病毒；②没有受影响，即没有感染上病毒。对于很多医护人员或者科学家来说，他们似乎更加关注接触病人的人感染上病毒的概率，把它视为反映病毒传播能力的科学指标。
其实，对于很多患者的亲属或者接触过患者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其实并不关心该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当他们接触到患者或者已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的衣物、体液之后，到底是有80%的概率感染上病毒，还是有10%的概率感染上病毒，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即使只有1%的概率感染上病毒，但当他们感染后，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100%；相反，即使有99%的概率感染上该病毒，但某一个幸运儿成了那个1%时，对他来说，就是没有影响、没有变化的零风险。
正是因为所有人都担心被感染，却根本不考虑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才导致每当有埃博拉病毒患者被发现时，他们身边人的第一选择不是在第一时间送他们去医院接受系统全面的医治，而是出于自保的考虑，把病人关在其他人接触不到的小房里，将病人与外部世界隔绝开，以确保包括自己在内的病人周边人的安全。
事实上，每一次恶性传染疾病的爆发，无论是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或者是早些年的麻风病、SARS，抑或仍为不治之症的艾滋病，每一名感染上这些传染性疾病的不幸者都会发现，自己遭受的不是期待中的关心和呵护，而是歧视、隔离，甚至是强制死亡。这反而导致更多的人在感染上这些疾病的初期，选择隐瞒患病的事实，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平常对待，甚至细心呵护，其结果反而导致疾病的传播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