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之中的个体行为
在我们长期生存的地球之中，虽然各种自然物质也存在自然而然的演化，但这样的演化往往需要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积淀，才能缓慢形成。在更为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物质系统仍是以一种相对静态的姿态，依赖于自然的风化而产生适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地质、水文与生态环境。
虽然植物与生物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与人一样能够相对主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一种自然演进的优胜劣汰，实现生物物种的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会形成多个物种或者多个生物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群体性生物系统，比如孕育多样化生物物种的森林、过着群居生活的兽群等。
在很多由多个生物体所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中，也会出现个体因素对于群体的极大影响，比如在极寒地带、沙漠地带等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群体性的生物系统的彼此依赖程度相当明显。曾经有地质学家发现，当地质学家只是为了考察需要，在这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挖去一棵植物，希望带回去做生物检验与考察。然而，就是由于这一小棵植物的缺乏，导致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被打破，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导致其他的生物资源如同次第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陆续丧失原有的生命力并走向崩溃。也许在人类看来，只是采掘走了一棵小小的植物，但也许用不了三五年，整片林地都会因此而退化为一片沙漠，所有的生物最终走向死亡，而导致这一恶性结果的，却是一小棵不起眼的植物的采掘。
然而，由于缺乏主观能动性，物质生物系统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影响力都是自然形成的，由此自然而然地影响了物种或者生物体之间影响力的传导。与自然界所存在的物质系统网络相比，人类社会网络的发展要复杂得多。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拥有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智能，也使得人类具有了其他生物所不可能拥有的高度计划性和主观能动性，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同人类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人类经过了数万年的演进才进化到今天的人类社会，我们经历了蛮荒时期的原始社会、残酷野蛮的奴隶社会、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野蛮与文明激烈碰撞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拥有光明前景和曲折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决定社会属性的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把这种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归纳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真实的含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改变社会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又会反过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比如说少数人可以野蛮支配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存权，这就是奴隶社会；通过土地的占有实现一部分人约束与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则是封建社会；如果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法律体系，通过契约的方式，根据资本的占有情况划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则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当人与人之间实现完全的平等，可以自由分享达到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时，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划分标准恰恰是各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构建。这又反过来证明了笔者所说的，一个整体系统的众多个体成分之间关系的打破与重构，将会彻底改变该系统的整体属性，个体联系也就成为了决定整体性质的根本元素。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定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环境，而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根据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政治权力的授予，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角色。人生就像一场戏，当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又反过来维护和发展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及社会生产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往往也会提供一定的角色转换路径，以确保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从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转变的可能，哪怕是终生的龙套角色也有机会在下一部戏中成为主角，也就是通过希望与梦想，维系低层级成员对于社会系统的认可度与承受力，进一步维护当时的社会制度稳定。
相反，在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特别是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各种剥削制度下，不同的社会层级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这种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会进一步激化这种不同层次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低层级成员出于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只是简单维护自己生存权的考虑，必然会向高层级成员发起激烈的挑战，从而导致不同社会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日益激化，这又会危及该社会中的现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高层级成员可以通过微调式的革新与改革，改善低层级成员的生存条件，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通过低层级成员所采取的激烈革命，彻底颠覆原有的社会制度，迫使社会制度向下一种类型转变。改革与革命这两条道路基本构成了现代社会不断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演进的不同路径选择。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维护或者是更替，其原因都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行为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会根据地缘、血缘、亲缘、学缘、资源占有、生活经历等标准，组成一系列社会交往的圈子，也就是一系列小的社会组织。由于每一名社会成员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跨界进入不同的社交圈，从而形成与不同社交圈内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进而组成一张像网一样的社会网络体系。
在社会网络体系中，每一名社会成员会根据自身社会角色的差异，决定它的社会权利，并以此沿着自己的社交网络链条向其他社会成员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能力水平以及他与其他个体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将决定在两者的互动联系过程中彼此所施加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个体本身、双方所在的社交圈，乃至整个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力。
当代社会学正是通过严密的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在一系列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研究每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影响的变化。传统的研究往往运用静态的研究视角，分析在社会网络系统中社会力量的传导路径，以及个体行为对社会网络影响能力的传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收集网络系统的相关信息，并通过信息的排查与筛选来确定最终结果。
简单地说，上述传统的静态研究所关注的是，笔者应该如何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形成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对其施加影响力。因此，首先需要确定与我直接产生联系的所有行为人的名单，再继续围绕所有的目标名单的社会联系，一步一步排查最有可能与奥巴马先生产生联系的人际交往环节，并最终确定从笔者到奥巴马先生的最优传导路径。要完成上述工作，所需收集和处理的信息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上，即使是目前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系统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正如在第一章曾经分析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找寻出从笔者到奥巴马先生的最近联系关系，确定笔者与奥巴马先生的六度分隔，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环节的力量传导，比如在奥巴马先生身边或者美国白宫可能拥有数百，乃至上千名工作人员，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奥巴马先生在相同的工作地点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彼此认识的可能性相当大。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人际关系的传导，联系到某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其实就可以再多花一个环节联系到奥巴马先生。
如果是作为一国总统的奥巴马先生要求某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完成一项任务，当他的要求并不过分的时候，对方会有很大的机会接受奥巴马先生的任务。毕竟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够有机会帮助到总统先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然而，如果是白宫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向奥巴马先生提出某一项要求，哪怕是一项并不麻烦的小事，奥巴马先生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
事实上，尽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从一名白宫工作人员到奥巴马先生，或者从奥巴马先生到同一名工作人员，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社交网络链条和影响传导路径，但两者之间影响力的传导却不平衡。也就是说，即使我可以通过自身的关系联系到某一位白宫工作人员，但指望他把我的意愿或者要求传达给奥巴马先生并让对方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相反，如果奥巴马先生通过身边的某一位工作人员托人找到我这儿，委托我帮他办一件小事，也许我会给美国总统这个面子。
同理，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在工作繁忙时，有时我会委托某一名较为熟悉的学生帮助自己取快递或者帮忙去购买一份快餐，尽管这些工作并不是这些学生的本职工作，但我的这些请求通常并不会被拒绝。但是，如果有某一名学生提出麻烦我替他去取快递或者买快餐，相信除非特别熟识的学生，而且自己的确也顺路、不会太过麻烦的话，我的第一选择通常就是拒绝对方的请求。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人际交往关系的梳理，找出我和这名学生之间的联系，但它并不代表影响力能够顺畅地双向传导。这样的影响力传导在不同的方向上往往并不平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社会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影响力的传导是不可逆的，即在方向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即使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社会网络动力学，花费大量的资源与精力，回溯出社会网络的传导路径，然而其影响力的传导却是不可逆的，由此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影响力按其研究结果进行传导，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就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我们的六度思维并不是单纯静态地发掘人际网络的构成或者人际交易的联系，而是着眼于影响力的单向传导机制，用以构建出一套能够实现行为人的行为决策通过网络化的社会体系，有序地向指定方向或者特定社会成员的传导，借以影响其行为选择，实现既定的行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