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国内形势都在朝着有利于新中国建设的方向发展，全面展开工业化建设的前期准备已大体就绪。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施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项建设逐步得以展开，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工业化的目标和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关键所在，也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曾不同程度地尝试工业化的方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即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146~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注：同上书，146页。）。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还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1页。）这是毛泽东较早的系统的关于中国工业化全面发展的表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而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注意的是，“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3页。）。可以说“工业化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设想。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加注批语：“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207页。）进入1952年后，解决民主革命遗留问题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为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一部分部队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毛泽东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223页。）

从历史上看，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注：同上书，299页。）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实际上走不通的，中国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旧有工业的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2949度。”（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0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工业的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329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改变原来先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结合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以怎样的发展战略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初党内意见一般认为，我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资金缺乏，工业化应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以便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然而，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和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以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敌的侵略威胁。经过对经济、政治、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综合考虑，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

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我国有一个集中统一、比较高效并有很强组织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经济环境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社会就业率高；国际方面，有苏联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提供全面的经济技术援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但在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也存在着一些不利条件，比如，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口庞大，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等。但总体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是“大仁政”。毛泽东指出：“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20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历史表明，没有工业化的大发展，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能使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实现真正彻底的独立自主。

2.“一五”计划的蓝图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53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开端。

“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四年。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着手编制“一五”计划。接着，中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一五”计划编制工作，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个草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出访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交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并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大力支持。同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对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进行了讨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确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等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1953年初，中财委对五年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弥补了以往计划草案在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年度之间相互配合、基本建设投资在各个部门分配等方面资料不足的缺陷。同年6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要求，参考苏联提出的建议，对五年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对原计划作了一些重大调整，例如，把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20%下调到14%~15%，要求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8人工作小组，对五年计划进行第五次编制。这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明确，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已经确定，同时经过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编制详细具体的五年计划条件基本成熟。陈云接连主持举行了17次会议，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和修改。同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时间共同审核了修改后的“一五”计划。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计划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自治区、市党委讨论。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此后，又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其作了适当修改后，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

“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它包括绪言和11章，共计11万余字，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根据上述指导方针，“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注：在这里，限额的含义是对一个工业建设单位的投资数额。国家为了便于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进行管理，规定了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3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凡一个项目的投资大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下建设单位。）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

在“一五”计划中，突出强调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在五年计划中国家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总额为766.4亿的总投资中，55.8%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其中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又把工业基本建设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单纯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同样注意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间的综合平衡。计划规定，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相应地发展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银行贸易、文化教育等部门。同时，“一五”计划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工业发展布局上，计划规定，五年中将建设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工业部门；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同时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改善我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一五”期间，国家在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53%分布在内地。同时，为合理利用东北和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计划中确定的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把222个放在了这些地区。这就体现了内地工业有发展，东北和沿海地区工业生产仍然发挥主要作用的要求。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从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经过反复推算和调整，确定工业生产年均递增14.7%，农业生产年均递增4.3%。这些指标既积极又比较稳妥，经过努力是可能完成的。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苏联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对中国工业的起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党仍然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自己能解决的就不能依赖外援。在5年中，国家财政来自国外的贷款仅占国家总收入的2.7%，并从1955年开始，以我国对苏贸易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由此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中的内外关系问题。

从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摆到重要位置。为保证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央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充实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这样，基本上满足了我国工业建设初期对各方面干部的迫切需要，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提供了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之中。工人阶级是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料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充分挖掘企业潜力，保证全面地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各个工厂、行业部门不断涌现革新技术能手，极大提高了本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广大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他们努力发展生产，积极缴纳粮食税和缴纳粮棉，向城市居民和工矿区职工提供各种农副产品，以保证其生活需要。他们还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提高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由于基本建设战线的扩大，大批青壮年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工厂，直接投身工业生产。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我国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在价格上存在较大的剪刀差，在短期内不能消除，这实际上成为国家为工业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中国几亿农民为工业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大批知识分子也在工业建设中施展才华，大显身手，同工人一道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以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在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事业。大批高校和中专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奔赴工业建设的主战场。一批批地质工作者为勘探地下宝藏，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不辞辛苦，为国家建设找到了丰富的资源，无愧为“国家建设的标兵”。

3.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事业，被突出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达550亿元。其中，用于经济和文化教育部门的总投资额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五年中，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1万个以上，在限额以上的达921个，比原计划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的有428个，部分投产的有109个。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企业纷纷在祖国大地上建立起来。这些新工业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工业建设的许多空白，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原有工业部门，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分布不合理的布局。

在工业建设方面，发展速度很快，工业面貌变化很大。到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量达78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4%，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14.7%的速度。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轻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9%，都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同时，手工业也超额完成原定计划，1957年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1957年的45%，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在五年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40余种全部完成计划，27种提前一年达到规定指标。钢产量1957年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原煤产量达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发电量达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提高52%，部分工业部门的产品成本降低29%。

在农业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量达604亿吨，完成规定指标的101%，平均每年增长4.5%。其中粮食总产量达19505万吨，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平均增长4.7%。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1亿亩，农用拖拉机由1952年的2006台增加到1957年的24629台。总的来说，农业的发展与世界农业的发展相比速度不低，但与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相比，就落后了。粮棉产量增长的速度未达到人们乐观的期望，紧张局势一直未能显著缓解，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速度。

在交通运输邮电方面，发展也很快。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新建铁路33条，修复3条，穿越崇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都在这个时期先后建成。1957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5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全国内河航运里程与1952年相比，增长51.6%，空运线路增长101.5%。1952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通达邮路，到1957年底已经基本上乡乡通邮。

在科学教育方面，形成了全社会重视科学教育的风气，科学教育得到较快发展。1957年，全国高等院校有229所，比1953年的181所增加26.5%。五年内共招生56.3万人，毕业生26.9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1.9万人，毕业生84.2万人。普通中学共招生874.9万人，毕业生430.5万人。小学共招生5898万人，毕业生1852万人。全国共建科研机构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

五年中，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一五”计划期间，正确地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比例关系。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108元，比1952年提高24.5%，其中非农业居民为222元，比1952年提高31.7%；农民为82元，比1952年提高16.8%。五年中，职工人数增长较快，大批失业人员得到了安置，城市失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其中广大妇女广泛就业，对改善城镇人民家庭生活、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男女政治平等有着重大意义。农民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1957年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加30%左右，消费水平提高15%左右。市场商品增多，物价稳定，五年中除1956年出现财政赤字外，其余各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经济建设之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5年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底，我国终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也为以后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编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中国建设的成功实践。在执行“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照抄照搬的问题。正是在总结“一五”期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