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与“不要四面出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牢牢抓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制定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的工作纲领，正确提出并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领导全国人民紧张而有序地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这些战略策略，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1.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紧张战斗和艰苦努力，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使长期处于动荡颠簸的中国社会逐步趋向稳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先于经济基础而建立的，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新中国还有许多紧迫工作亟待进行。这些情况，要求党认真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以便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地实施伟大的建国纲领。为此，党决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通盘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各省、市、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43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要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以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刘少奇的报告就中共中央起草的准备提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审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央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农村生产的发展。

陈云的报告对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了具体部署。他指出，五种经济成分应当统筹兼顾，这对人民有好处。只有在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要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通过适当调整价格和农副产品收购的分工，使私商有利可图，农民可增加一部分收入。在整顿税收方面，在三五年内一般不提高税率，一部分商品的税率还可降低一些，这样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生产恢复了，税收面宽了，国家税收不但不会减少，相反肯定会增加。

全会还听取了周恩来等人分别对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军队整编和整党工作所作的说明。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人士，都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革命胜利后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和支援战争的巨大开支，给社会带来很重的负担，许多人对现状产生不满。民族资产阶级惶惶不安，他们把苦难的原因归结为人民政府的税收、公债，甚至怀疑人民政府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不少资本家遣散职工，关厂歇店；少数人弃厂出走，或将资金转移香港。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人民政府也有意见。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改，又要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这是社会关系出现紧张的一方面情况。另一方面，部分干部滋生了“左”的情绪，对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缺乏正确认识，主张乘胜挤垮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有的地方和部门用粗暴的方法对待其思想问题，做法过“左”，不让教授上课，不让旧艺人演戏，对文化教育部门粗暴改革。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也发生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现象也有发生。这些“左”的思想和行为，加剧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间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

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应采取何种策略呢？为了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和行动，调整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政治方面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对党在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斗争中，在政治方面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作了透彻说明。“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的核心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纠正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地主阶级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对势力，反对我们。同时，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农民也有意见。

为了胜利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集中力量打击和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毛泽东坚决反对“四面出击”的主张，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

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就要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毛泽东要求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样，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等几方面的敌人就在我国人民中间孤立了。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毛泽东具体指出：我们要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要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剿匪反霸，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并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但是不要过于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主动地去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放手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不要怕别人说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周恩来在全会上，也对“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作了说明，他强调在新的时期，对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四个朋友（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必须划清。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对资产阶级是有团结有斗争，但要以团结为主，斗争就是为了团结。他说，当前我们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是改组经济，而不是搞垮经济。节制资本，就是不要使他们获得非法的超额利润，对于投机倒把要去掉，但不要把他挤走。采取挤的办法，就可能把他们挤到香港，或者藏起来了，工人就会失业。周恩来说，“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必须要向工人阶级作解释，因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好处，它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繁荣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维持部分人的就业。如果把资本家挤走，还有什么工人阶级的利益。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是党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对国内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进行新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策略。它不仅体现了党历来“打击主要敌人，争取最大多数同盟者”的策略，更反映了党在执政之初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即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冲击和阵痛，党和人民政府的任何重要举措，都不可进行太猛，步伐过快，宁可慎重缓行，以便稳步地达到既定目的。会前，毛泽东在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同时，他在给上海市委书记陈毅的一封电报中指出：“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从战略高度划清了敌友关系，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孤立了少数敌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有力地保证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任务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