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反响。由于人们对中国国家前途、革命方式以及具体国情的认识不同，对如何改造中国的目标、方法的理解有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大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争尤为引人注目。

1.“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前后，实用主义风行一时，影响极为广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发生是必然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救国道路之间的争论。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人们对中国国情、对世界情形的认识不同，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救国救民方法。而一旦认定某一种方法，人们往往会坚持己见，由此产生不同认识、不同理念之间的争论实属正常。“问题与主义”之争亦属这一范畴。

“五四”时期，由于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胡适所推崇的实用主义思想声誉日隆。与此同时，五四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许多青年学生都为之兴奋。一时间，各种媒体上充满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1919年7月20日，胡适有感于“主义”的泛滥，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认为：“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1号。）

此言一出，引起了思想界的重视。1919年8月3日，蓝公武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批评。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再次进行批评。胡适很快作出回答，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刊于《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四论问题与主义》（刊于《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原打算发表“五论”，因《每周评论》被北京政府查封而未面世，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也暂告一段落。

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限制在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青年学生需要多多注重学术的积累和“一点一滴的进化”。与此相对应，李大钊1920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社会的新要求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表明了与胡适观点的鲜明对立。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从1919年7月开始，到1920年1月基本结束。

从争论双方的文本分析来看，争论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主义”。胡适认为，不需要空泛无用的主义来作为旗帜，空谈主义，不如实地行动。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空谈“主义”的危害在于“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了”。他认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因此，他提出，青年学生、舆论界的专家们，“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1号。）。

对此，李大钊、蓝公武在回应胡适的文章时，都曾明确反对这种只注重实际问题，忽视主义功效的观点。蓝公武曾指出：“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注：知非：《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3号。）。李大钊则认为，谈“主义”是解决或是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因为“主义”与“问题”之间“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的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高谈主义的人，还要“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

第二，要什么样的“主义”。胡适所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胡适终生坚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就是说，胡适不是不谈主义，而是要谈实用主义，要以实用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由此一点一滴改进中国社会，实现救国救亡之目的。李大钊则明确地表示，自己是喜欢谈谈主义的，而且要谈社会主义。

第三，实现“主义”的手段。胡适提倡的实用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方法论，没有明确的目标。唯一明确的是要点滴改良。这既是实用主义运用到社会改造时的核心精神，也是实现实用主义的唯一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主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至于改造社会的结果如何，实用主义从来都没有任何期许。李大钊曾指出，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劳农专政，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别无他法。在争论过程中，双方的观点都曾发生过一些细微的变化或修正。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中，对“根本解决”的主张不再一味反对，不谈主义则更正为“不谈抽象的主义”，并表示“对输入学理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注：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7号。）。李大钊也从胡适的论述中，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他“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因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新文化、新思潮、新主义产生的根源，也可以算是将谈论主义与解决中国问题的结合。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论争双方思想观念的进步与完善。

“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产生的影响颇为广泛。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以往曾被描述为“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胡绳认为，胡适派在当时属于中间力量，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政治斗争，而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的，不赞成革命。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3）。）。实际上，很多人曾受胡适问题意识的影响。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制定了章程——《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里，提出了亟待研究和解决的140多个问题，并通过《湘江评论》寄给全国各地的许多团体和个人。（注：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467号刊载了北京大学邓康（即邓中夏）的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恽代英曾说：“我信我并非决不参加流血事业，总只认他是最后手段，亦只认他是利害参半的手段”（注：《恽代英文集》，上卷，247页。）。这种态度极有代表性，反映青年人期待温和改良的愿望。因此，胡适的主张在论争初期甚至略占优势也就可以理解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论争，论争双方态度平和，私人关系良好，甚至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结成盟友。这场论争，促使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目标及手段。论争促使中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形结合起来。

2.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之争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在“五四”时期，这是任何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者、政治活动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当然适合中国。然而，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却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对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尤其是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却主张资本主义的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很清醒：“社会革命底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人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注：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共产党》月刊第2号。）这些非社会主义论调主要包括“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等诸如之类的内容，实质上主张资本主义，反对实现社会主义。对此，李达明确指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注：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共产党》月刊第2号。）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想中，尤其以张东荪、梁启超大力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突出。

张东荪、梁启超是学界名人，他们的主张颇能影响一些青年学生，混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李达曾指出：“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字，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正是由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迷惑性，加上梁启超、张东荪以及其他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蒋百里、蓝公武、彭一湖、蓝公彦、徐六幾、郭梦良等人的社会知名度，使基尔特社会主义得以流传广泛。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争，是从1920年5月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开始的。论战延续数年，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方才平息。有关学者将这一论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5月到1920年11月；第二阶段是从1920年11月直到北伐战争结束，这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1921年至1922年间。（注：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211~213页。）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中国国情为由，名义上宣扬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发展实业，发达经济，实质上反对中国走苏俄道路。而如何发展经济，基尔特社会主义开出的药方则是：通过协社、工会，依托资本家来发展中国经济。对此，施存统曾指出：这实际上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聊以自慰而已”（注：施存统：《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见《社会主义讨论集》，445页，上海，新青年社，1922。）。

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国情特殊。按照张东荪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集中的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只能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注：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12-15。）。张东荪认为，中国是军阀当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资本家，资产阶级是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唯一者。中国不能像苏俄一样实行劳动专政，因为中国缺乏真正的劳动阶级，不具备俄国劳农革命的条件。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自己说产业发达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兴盛的国家，方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本是农业国，产业不甚发达，有很多的地方，简直无产业可言。产业不发达，就依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注：勉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载《合作》，1922-10-02。）。总之，中国如果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只能产生伪劳农革命，这样“只能是破坏的不能是建设的，只能是假借的不能是真正的”，“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注：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12-15。）。

早期共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无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谓的发展实业，实质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将中国实业发展寄望于资产阶级是十分可笑幼稚的。针对中国没有劳工阶级，因而不能进行劳农革命，实行劳农专政的说法，李达撰文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陈独秀致张东荪信中提出：“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该制造资本家。”（注：《独秀先生复东荪底信》，见《社会主义讨论集》，67页。）因此，即使“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注：《独秀先生复东荪底信》，见《社会主义讨论集》，66页。）。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者“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儒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注：施存统：《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见《社会主义讨论集》，446页。）。

在论争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坚持中国只能走俄国人的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泥潭。他们指出：“向资本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顺而必胜之道。”（注：李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见《社会主义讨论集》，364~365页。）与其“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注：S.C（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见《李大钊全集》，3卷，272页。）。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反对民主、自由的独裁专制，从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早期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底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形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注：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见《社会主义讨论集》，369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上面的”（注：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专政底研究》，见《社会主义讨论集》，441页。）。

通过这场论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同时也促使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中国国情，更深入了解、分析、研究中国实际，从而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融合中国古代老庄的虚无、出世思想，儒家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形成了一种为当时一些中国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注：参见董四代、李经纲：《社会主义在中国》，55页。）辛亥革命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形成了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等人。

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反对政府。因为“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而“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在手段上，“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暗杀、暴动以及平民大革命等方法，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对象主要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以及封建主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将主要的斗争目标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明确地提出：“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社会主义”，“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奉集产主义为瑰宝、为家珍”（注：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进化》第1卷第2号。）。《奋斗》杂志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明确表示“反对布尔扎维克主义，换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斯主义”（注：《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载《奋斗》第2号。）。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加以分析和批评。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刚刚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争。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指出，没有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自由社会永远将无法实现，只能是脑子里的空想而已。甚至“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注：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双方书信往来，拉开了论战的序幕。

陈独秀、李达（江春）、施存统等论战主将陆续发表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评。如李达、施存统等在《共产党》月刊发表《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4号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陈独秀与区声白辩论的书信）》，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7号上发表《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

区声白、郑贤宗、郑太朴等人也通过发表论战文章，回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如郑贤宗在《新青年》上致信陈独秀，郑太朴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回应施存统，区声白在《新青年》上致信陈独秀等。

从根本来说，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区别。二者的分歧在于，通过怎样的方法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也是论战的焦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方式，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呢？无政府主义要求通过互助、思想道德的提高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排斥所有的“强权”，也就是反对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并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鼓吹通过“经济的总同盟罢工”来保障无产阶级的权利。对此，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批评。

第一，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保障劳农利益的有力工具。陈独秀曾指出：“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而“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谐的一个证据”。因此只能“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以改造它，不必将它抛弃不用”（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7号。）。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却先要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注：《蔡和森文集》，79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主张：“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来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注：同上书，72页。）

第二，只有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一切约束。区声白曾说过：“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注：《区声白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在这种自由思想指导之下，中国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只能通过个人奋斗而无团体的可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现实生活中，处处显示着“绝对自由”的荒谬。因为“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一社会的各团体有各团体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注：《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因此个人非“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注：《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在批判“绝对自由”错误观念的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走苏俄的道路，仿效苏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按照李达的说法，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头脑以及阶级斗争的参谋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注：《李达文集》，第1卷，133、134页。）。与此同时，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毛泽东回信表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注：《蔡和森文集》，73页。），赞同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对待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与对待基尔特社会主义决然不同。虽然“马克思主义如果想要获取更普遍的支持，就必须在理论上战胜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各派社会主义，从而扫清歧异，以统一的理论形态组织社会革命”（注：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14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用“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我们的同志”（注：江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也许更能够概括当时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认同无政府主义终极理想——未来社会中没有阶级、国家、政府等一切强权，“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的目标”，而且“无政府主义确实比共产主义好得多”，“就思想上说，共产主义确是不如无政府主义这样彻底”（注：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阶段：“我底意思，乃是说他设若不经过一种阶段，决不能实现；即退一步说能勉强实现，也是办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所主张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乃是为达到无政府主义造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注：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却并不彻底，两者存在着极大区别，因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注：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从实践上来看，无政府主义相比于共产主义来说，不具有可行性。然而，“一种主义，我们只要在理想方面空想一想就可了事，还是要在实际上来实现呢？”（注：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虽然“革命家不可无宗教的热情，而革命的思想却不可有宗教的内容。革命思想，要有实际的理论的内容，要在现时可以彻底实行的”（注：江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而且“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注：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也就是说，社会革命的理论最终要能在社会革命中实行，没有可行性的理论再好也只是空想。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也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这里既有未来社会的蓝图，也明确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有效途径。在强调区别和差异的同时，早期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者还抱有较大的期待。正如《新青年》上发表的《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所言：“我国无政府虽只做文字宣传，不如各国无政府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实际参加革命运动，然大部分确系纯洁高尚的青年。”“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高尚纯洁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注：国焘译：《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载《新青年》季刊第2期。）当然，这种合作主要建立在无政府主义者思想转变基础之上。从这种认识出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多为苦心劝告：“热心改造社会的朋友呀，你们不要只向着空想方面走啊！——实行！实行，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注：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这里所说的“热心改造社会的朋友”，就是指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制的，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并无二致。因此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殷切地希望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注：《短言》，载《共产党》月刊第1号。）。在思想、行为、志向等方面呼吁、期待以及促成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所以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而“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注：江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载《共产党》月刊第4号。）。历史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很多共产党人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向信仰共产主义的。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三次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这三次论争中，“发表的文章共计150多篇，参加论争者达90多人。针对反对者的各种诘难，社会主义者从学理上一一作了回答，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极为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127页。）经过这三次论争，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56页。）。经过比较鉴别，他们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