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的困惑

1.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政府（亦称北京政府）。由此，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1912年3月，孙中山领导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教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106~1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尽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是希望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维护民主共和。然而袁世凯根本就不打算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他先是通过制造北方局势紧张的假象，迫使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后是以武力胁迫搞垮了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的唐绍仪内阁，继而安排其亲信赵秉钧担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内阁。对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力图以组建政党，赢得国会选举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一度出现了政党政治和议会制的高潮，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纷纷组党参与国会竞选。1912年8月，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派别组建国民党，成为国内第一大政党。1913年3月，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席位。国民党选举的胜利，使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组建国民党内阁。这为袁世凯所不能接受和容忍。3月20日，袁世凯指示亲信赵秉钧派刺客在上海刺杀宋教仁。这对民初政党政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预示着政党政治的失败。4月，袁世凯不顾临时参议院反对，以盐税收入作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应镇压革命之需。6月至7月，国民党党员担任都督的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以武力在两个月内镇压了“二次革命”，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流亡海外。国民党失去了与袁世凯相抗衡、能制约袁世凯的有生力量，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1913年10月4日，在袁世凯逼迫下，国会炮制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其为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加紧独裁专制的步伐。11月，他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并通令撤销各省议会；5月1日，悍然废除被视为中华民国象征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炮制推出《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代替责任内阁制。他还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他公然进行复辟帝制活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12月31日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举国反对。1915年9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制造反袁舆论。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昆明宣布独立，建立护国军政府，护国运动开始。其后，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举国讨伐声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北洋军阀分为皖系和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得到日本的支持，控制了中央政府。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得到英、美的支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成为皖系和直系之外的第三大割据势力。此外还有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等。大小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致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连年混战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1917年5月，围绕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府院之争”。大总统黎元洪在美国的支持下反对中国参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日本的授意下，力主中国参战。段祺瑞自恃武力，胁迫国会讨论参战案，引起多数议员的强烈不满。5月21日，黎元洪借机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祺瑞则指使直隶、安徽、黑龙江等八省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在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准备武力倒黎。6月初，黎元洪在窘迫中邀请张勋进京调停“府院之争”。6月14日，张勋进京后，即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段祺瑞见形势骤变，于7月3日在天津组织军队讨逆，7月12日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誉，再任国务总理，但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军阀干政，1917年7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由于护法军政府内部各个派系矛盾重重，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历史再次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北洋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支持军阀、大地主和大官僚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从而导致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北洋政府通过“清丈地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压榨。北洋政府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一方面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民族工业中发展较快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另一方面民族工业依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然超过本国民族资本。与此同时，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壮大。军阀和官僚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控制、垄断了全国的财政金融业、工业和运输业。总之，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远未实现经济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在外交上，北洋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民族国家利益。北洋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的军阀专制政府。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纷纷寻找代理人。军阀也纷纷依靠西方列强，以建立自己巩固的统治。

袁世凯统治时期，不惜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向列强借款，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1913年4月，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企图。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使日本支持其称帝，竟然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延长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与他国；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有铁路修筑权；在福建有投资修筑铁路与开矿的优先权。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除第五条外的全部要求。

段祺瑞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武力统一中国。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总称“西原借款”。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开采矿产等一系列主权出卖给日本。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反苏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大量出卖国家主权，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和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借此条约，日本随即进入东北，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北三省的侵略地位。

这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边疆危机。一是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1913年11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沙俄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承认其“自治”，中国政府不得在外蒙驻军设治。1915年，袁世凯又与沙俄签订《中俄呼伦条约》，划呼伦贝尔地区为“特区”，规定中国军队非经沙俄同意不得入内，沙俄在该地区有修筑铁路、借款的优先权。二是英国策划西藏分裂活动。1914年，英国与西藏地方“代表”签订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并非法在中印边境东段划定所谓“麦克马洪线”，悍然将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尽管北洋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但它并不能有效遏制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非法行径，并不能有效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外，与政治上复辟倒退相呼应，北洋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思潮。1913年6月，北洋政府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也纷纷组织尊孔复古团体，发行尊孔刊物。1913年，康有为回国后设立孔教会，发行《不忍》杂志，攻击共和，鼓吹尊孔复古。当时除了孔教会外，孔道会、圣教会、孔社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尊孔反动团体，在各地纷纷出现。它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纲常伦理，甚至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一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界乌烟瘴气。

总之，北洋政府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文化上，均表现出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状况并没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事实证明，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根本行不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中国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先进的中国人陷入了新的疑惑和彷徨之中。

2.先进的中国人的苦闷和彷徨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华民族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国家和社会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先进的中国人一度处于苦闷和彷徨之中。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心路历程，毛泽东后来做了如下描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4页。）。因此，先进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注：同上书，1470页。）。“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同上书，1469页。）“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注：同上书，1514页。）“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注：同上书，1470页。）

由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和若干历史难题，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系列重大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先进的中国人面前。

其一，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如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运动之前，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资产阶级究竟能否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能否行得通，中国是否需要由新的领导阶级、以新的指导思想、用新的革命方法来赢得革命的胜利？

其二，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挑战，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之前就突出地存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实际上有一种比较纠结的心态。中国面对的西方，既是先进的西方，又是侵略的西方。中国陷入到要想战胜敌人，得先变成“敌人那样”的尴尬境地和悖论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迫使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

其三，如何迅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求强求富，实现现代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从地主阶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农民阶级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到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实业救国”，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探索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现代化仍是畸形的、失败的，屡遭挫折。这就迫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思索：中国如何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如何变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其四，如何实现政治制度的更新，实现和发展政治上的民主？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经历一个由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发展轨迹。其中以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蓝本，实现中国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型，是先进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尽管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封建专制制度依然有深厚的土壤和环境，民国只是徒有虚名。对此，孙中山曾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不过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97页。）。这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如何在浓厚的封建主义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推动和实现政治上的民主？

其五，如何实现思想文化的更新？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不绝、自成一系的发展历史，使中国人有着对本民族的自信和文化认同。辛亥革命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纷繁复杂的乱象。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得到了迅速传播，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凸显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质疑。另一方面，北洋政府推行文化复古主义，使封建主义思想沉渣泛起，中国思想界笼罩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先进的中国人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看到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和社会理想。这就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思索：如何突破封建主义思想的牢笼，既吸收继承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又结合新的时代实现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革新与发展？

总之，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就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站在横向的中西问题和纵向的古今问题的十字路口彷徨和思索。他们先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为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