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

戊戌变法尽管没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但其失败却深刻揭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道德革新开辟了道路。“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在进行推翻君主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更为有力的批判。他们指出，“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它“杀人于无形”，其害“甚于洪水猛兽”。（注：参见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1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有文章则将矛头直接指向孔子，“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因此，“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注：绝圣：《排孔征言》，载《新世纪》第52期，1908年6月20日。）。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出发，大声疾呼要进行“三纲革命”，痛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号召实行父子平等、夫妻平等。他们指出，人只有拥有自由之人格，才可以称为“国民”，并为人权而革命。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民权主义的内容就是要“创立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民有平等的参政权；民生主义的内容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抱着这样一种道德价值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革命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他们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无数志士的鲜血终于换来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一、辛亥革命后的道德新生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冲决君权、建立民国的实践，使伦理名教失去了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依托，从而极大地铲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影响，在推进伦理道德的进步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发布了“整饬吏治”的命令。他在临时大总统令中指出：“清朝末年，仕途腐败，已达极点。亲贵以财贿招诱于上，士夫以利禄市易于下，奔竞弋谋，相师成风，脂韦突梯，恬不知耻。以致君子在野，自好不为。事无与治，民不聊生，踵循不悛，以底灭亡。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略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25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因此，在选拔官员时，一定要悉心考察，慎重铨选，遏制非才滥竽、贤能远引的现象，并杜绝钻营奔竞、趋炎附势等恶习。

除了官僚政治外，为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遗毒，进一步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民的文明开化，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公文、命令，如禁止男子留辫、劝禁女子缠足、改良民众服装、革除体现官员之间不平等地位的称谓等，以铲除积弊，澄清社会。1912年3月2日颁发的《临时大总统令内务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指出，在前清官厅中，视官等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实在不可取，要求以后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遍称呼则曰君、曰先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皇帝被从宝座上拉下马。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老百姓的道德地位、道德资格极其卑微，平等、尊严更是空谈。尽管历史上也曾有过数次的王朝更替，有过数次行政上的无序，但“君权神授”的天命价值观一直得以延续。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这里所说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平等。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人为的不平等，以实现人人“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或者说是在政治上的立足点的平等。辛亥革命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天命”无所依归，传统的道德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担。此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帝王思想被彻底破除。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也曾遭遇专制还魂和共和无实的坎坷命运，孙中山建立共和制度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的民主、平等观念已在全国基本形成。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张勋复辟丑剧更是昙花一现，这一切正应了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马克思曾经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辛亥革命对封建遗毒、恶习的大扫荡，极大地改变了清朝末年腐朽的社会风气。从人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来看，旧时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多以轿子“肩舆”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后，乘坐新交通工具以及男女同车而行皆为时髦。就当时的上海而言，“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疾驰而过者”。从人们的穿着来看，“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推动了妇女解放，使妇女挣脱三从四德的枷锁。革除缠足等恶习，促使社会上渐对“涂朱傅粉穿耳缠足之习”等“视同怪物”。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根据其亲身经历回忆说，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清代那些卑贱、颓废、放荡行为减少了，有的甚至完全消失了。例如“大老爷”、“老爷”、“少爷”等称呼很少见了；“磕头”、“三跪九磕”、“打千请安”没有了；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解放了，人们一致认定，民国以后生的女儿一概不缠足；吸鸦片之风没有立即消失，但有所减少，并且在一般人看来，这已不是什么体面事了（在辛亥革命前，一般认为鸦片烟瘾越大，就越体面）；满族倡始而渐及汉族的男妓风，也逐渐消失了。总之，辛亥革命后，广大群众在体格上、品格上有了相当的提高。（注：参见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下卷，85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二、辛亥革命后价值承当的丧失与伦理观念的碰撞

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武力胁迫下，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便夭折了。袁世凯公然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先是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后来悍然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直系、皖系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相继把持北京政权，各派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争杀不已，混战连年不断。

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倒退，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经学会”等复古团体，肆意攻击共和，鼓吹“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的谬论，宣传封建伦常。他们宣称政体虽变，但封建纲常乃是根源于“人心”、“人性”的永恒的道德准则。1912年10月，孔教总会在上海山东会馆召开成立大会。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陈焕章等人指出，“惟立国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准，定于宗教……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有必然者”。该请愿书不仅引起各处孔教会分会、支会的强烈响应与支持，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认为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的局面。与此同时，该请愿书也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质疑，尤其是国内其他宗教团体的反对，“各教人士以利害切身之故，纷纷然力起反对。天主教上书，耶稣教上书，佛教、道教、回教亦各上书”（注：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154页，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孔教会上书请愿失败后，1916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再次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声称“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若孔教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不仅孔教复兴活动猖獗，当时以佛教、基督教作为中国人精神信仰及道德规范的方案，也均被提出过。

孙中山幻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但皇帝没了，旧有价值骤然失落，合乎时代要求的新思想道德又难以及时确立起来，面对这样一种信仰及道德的相对真空状态，相当多的人感到无所适从、茫然困惑，或意志消沉、自甘萎靡，或自我解嘲、逆来顺受。于是出现了“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注：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9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的文化失向、道德失范局面。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谈到辛亥革命后的心情时，曾说自己“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我的自学小史》，2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面对当时“道德败坏”的现实，更是深感绝望，决定以自杀来唤醒国人。1918年，在留下《敬告世人书》后，梁巨川投身北京净业湖，期望这一举动“或许还能挽救社会上日益堕落的道德水准”。梁巨川之死虽然在知识分子之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社会道德现状。李大钊当时也表现出极端的痛苦和迷茫。他说：“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廉耻丧尽，贿赂公行，士不知学，官不守职，强凌弱，众暴寡，天地闭，贤人隐，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稽神州四千余年，社会之黑暗，未有甚于此时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轻生，而自杀，社会现象激之使然，乌足怪者。”（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三、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的强烈批判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们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通过对残酷现实的痛苦反思，一批启蒙思想家认为，民国以来之所以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民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对革命行为“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倘使国民性不改，则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把目光集中于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重铸民魂入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等发动了一场以批判旧文化、旧道德为使命的思想启蒙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公开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展开猛烈轰击，并号召中国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317页。）。他们认为：“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族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此种道德之在今日，已无讨论之价值。”（注：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3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它深刻的道德危机。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陈独秀指出，统治中国人民的儒、道、佛三种思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学空无”，均缺乏一种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同时，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唯一人之意志是从，人格丧尽，异议杜绝。在他看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宪法与孔教》）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三卷第3期。）在《警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青年发出了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的号召，并对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纲领性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这种新人格的人才算得上是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心胸开阔、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人，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要求，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和领导人李大钊认为：要使中国避免灭亡，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让人们懂得“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沈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沈滞者必败”（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312页。）的道理，从而自觉地致力于“青春中国”之再造。针对封建遗老遗少建议将孔教写进宪法的建议，李大钊反击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注：同上书，423页。）因此，在中国，要寻求“自我之解放”，就必然要“破孔子之束制”，“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注：同上书，286页。）。

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旧道德和孔教的猛烈批判，引起了反动守旧势力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纷纷打出“尊孔”、“卫道”、“保存国粹”的旗帜进行反扑，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为祸之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咒骂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是“叛亲灭伦”、“人头畜鸣”。对于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旗帜鲜明地做了全面、有力、义正词严的反驳。1919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对于尊孔派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的几条罪案，均表示“直认不讳”。在这篇文章中，他鲜明地指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篇宣言表现了激进民主派们反封建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同时再次鲜明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把现今的种种流弊都算在孔老先生头上是不公平的说法，胡适反驳说：“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要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注：《胡适文集》，第2卷，6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一文，这是一篇“打倒孔家店”的战斗檄文，它和《我之节烈观》、《二十四孝图》、《灯下漫笔》等散文和杂文一起，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为许多人的共同呼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中国传统道德，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还不能算是一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但他们在社会上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却极大地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准备了合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