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德的阶级性问题上的对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道德的阶级性问题突出地呈现出来。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与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之间的对立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道德有没有阶级性，各自的道德学说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伦理思想明确主张道德有阶级性，公开承认自己的道德学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服务的，而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则恰恰否认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阶级社会中的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刘少奇对道德的阶级性作了深刻论述，他说：“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的生产着、生活着、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特殊的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们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2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之所以在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盖人们之间的阶级差异。“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各有不同：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被剥削者认为恶的，剥削者认为善，离开阶级关系而来讨论人们的性善或性恶，自然闹不清楚。”（注：同上书，221页。）他认为无产阶级道德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有根本不同，剥削阶级都要欺骗、压迫被剥削者，具有欺骗性、压迫性、相互争夺性，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其道德基础是“牺牲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全人类或最大多数人民弄到饥寒交迫与被侮辱的地位，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们特殊的权利与特殊的享受”（注：同上书，224页。）。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在斗争中解放自己，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

艾思奇认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要想找超阶级超时代的善恶标准是不可能的”。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道德的变化“常常是向上的、进步的”。相比于封建社会不合理的道德教条，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是进步的，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则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是把无阶级、无剥削，人类间真正亲爱互助的将来社会的精神，包含在自己的内部了”，因此，共产主义道德比资产阶级道德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艾思奇同时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必须依着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人民大众的需要来决定它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灭亡危机非常紧迫的状态下面，共产主义者如果只在空谈抽象的阶级道德，对民族的存亡问题置之不理，那明明是违反着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的”。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同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必须而且已经在继承着和发扬着中国民族的优秀的传统，不论是一般文化方面的或单单道德方面的”（注：《艾思奇文集》，第1卷，413、414、414~415、417、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张岱年认为道德有阶级性，“道德之阶级性，实本彰然显著，但在支配阶级的思想家，以其所属阶级之关系，常对此熟视而无睹。旧道德最注重在下阶级对于支配阶级之服从，在下阶级之自由，便是大逆不道，而在下阶级为支配阶级致命献身，乃是最高之道德行为”。“忽略了道德之阶级性而鼓吹超然的道德，只是欺骗。唯心论者想蔽盖道德的阶级性，乃是出于一定的阶级企图。”（注：《张岱年文集》，第1卷，78、3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因此，他强调伦理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伦理思想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矛盾的产物，“要研究一个哲人的阶级立场，固然要考察他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考察他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他对于当时各阶级所持的态度”（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张岱年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为公利人，剥削阶级的道德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种道德使被剥削阶级牺牲自己的利益，甘愿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也就是说，剥削阶级在道德的名义下从事着反道德的行为，其道德因此具有非道德性、反道德性、不真实性，而劳动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为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服务的，这种道德才是科学的、合理的道德。

地主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否认道德的阶级性。张东荪认为马克思的革命道德论“为居心不良之谬论”，旨在挑起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仇恨与冲突，使道德成为刀光剑影的工具。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进行激烈攻击，认为马克思的道德论“不外下列诸点：一曰，道德由进化而出，在动物为本能，在人类为风俗，皆以谋生存为背境；二曰，道德随生产关系之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变；三曰，道德止为阶级之工具，故止有阶级道德而无人类道德；四曰，社会之变化止为一阶级推翻他阶级，名此曰革命，道德亦然，止有革命而无进化”（注：张东荪：《道德哲学》，640~6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1。）。他主张道德是超阶级的，具有全人类性，“劳动阶级所需要之德即正为资产阶级所需要之德。故视劳动阶级之道德与资产阶级为两种不同之道德，实为根本上不合于事实。……事实上资产阶级之道德即与劳动阶级之道德相同，即为一种。纵使劳动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道德之内容亦不能有变化，故道德革命之说亦根本上悖于事实也”（注：同上书，645~646页。）。张东荪的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的伦理思想的反映。

地主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的实质是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维护其统治地位，证明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是，其伦理学说并不明确地承认其固有的阶级立场，相反，在这个问题上总是遮遮掩掩。无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坦率承认其阶级立场，公开地宣称自己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解放服务的。

1924年前后，瞿秋白对道德的阶级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在《社会哲学概论》中，瞿秋白指出，道德善恶，应该以是否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为标准。他说：“只能从人类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观点看来，说那在现时即能包孕将来的社会关系的道德说——无产阶级的道德说，是现时最正确的善恶标准——因为他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注：黄美真等：《上海大学史料》，301~30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提出了“劳工神圣”的伦理观，“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191页。）。

陈独秀指出：“我们所讲的伦理，不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就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女子与劳动者全是弱者，所以我们要帮助弱者抵抗强者。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106页。）陈独秀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520页。），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若是缺了这个“台柱子”，社会的大厦就会坍塌。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对劳动人民的力量给予充分肯定，他警告“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注：同上书，451页。）

被压迫者之间协同一致、共同奋斗的道德，被恽代英称为“高尚道德”。恽代英1926年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一文中认为，倡导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不是在提倡人类的自私心。“人要为自己利益奋斗，他便会知道仅仅他一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压迫我们的是社会的各种恶势力，我们必须将一切同样受压迫的人团结起来，大家都来为自己利益奋斗。”（注：《恽代英文集》（下卷），844页。）

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33年，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次经济大会上指出，要发展国民经济，把改善群众的生活当作一切工作的重心之一。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59~660页。）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赞扬张思德同志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04页。）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同上书，1094~1095页。），“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注：同上书，1096页。）。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没有超越阶级的功利主义，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只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最自私、最短见的伪善者。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同上书，8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