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逻辑结构

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群中的一座思想富矿，不仅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哲学名著，而且涵盖大量短论、讲话、序跋、书信、访谈、按语等简要阐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多体裁文本。基于MEGA2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等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辑的新近成果，梳理这些文本的数量与布局，分析其逻辑结构内蕴的理论要素，解读其主导线索及诸文本之间的思想关联，可以呈现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概貌。由此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理论实质，澄清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与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我们审视百余年来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思想争鸣的学术焦点的重要路径。

1.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群概览

MEGA2编者将恩格斯晚期著作界定为“他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83—1895年撰写的著作”（注：［德］雷特娜·默克尔-梅利斯：《论MEGA2中恩格斯晚期著作的编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这些著作全部被收入MEGA2第一部分第30~32卷，总计221篇。这种界定“晚期”的时间节点以“马克思逝世”为开端，即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精神领袖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独立撰写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时段。这种分类从编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角度是合理的，但从系统把握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思想连续性角度看，则需要附以若干与恩格斯晚期哲学著作直接相关的文本作为补充。如果我们从完整的角度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将晚年恩格斯为他和马克思的旧著所作序、跋或按语的哲学文本以及晚年恩格斯的重要书信、晚年恩格斯在重要政治活动中的讲话与贺信、晚年恩格斯与媒体记者的谈话以及致报刊的书信一并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构成的文本群呈现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整体轮廓。

MEGA2第一部分第30卷收入46篇晚年恩格斯文本，是恩格斯在1883年5月至1886年9月写作的；MEGA2第一部分第31卷收入67篇晚年恩格斯文本，是恩格斯在1886年10月至1891年2月写作的；MEGA2第一部分第32卷收入108篇晚年恩格斯文本，是恩格斯在1891年3月至1895年8月写作的。每卷由“Text”和“Apparat”两册组成，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晚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欧洲政局》、《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启示录》、《欧洲能否裁军？》、《美国的总统选举》、《布伦塔诺CONTRA马克思》、《论反犹太主义》、《马克思，亨利希·卡尔》等重要文本。

这三卷（六册）文集集中收录了恩格斯晚期著作，近乎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著述全貌，也涉及对与恩格斯晚期著作相关的文本的注释。可以说，这些文本数量可观且论域广泛，因为晚年恩格斯的大量精力用于写作，“恩格斯的健康状况归咎于他的超负荷工作，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注：［德］雷特娜·默克尔-梅利斯：《论MEGA2中恩格斯晚期著作的编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研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当然要充分研究上述文集中收录的重要哲学文章，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晚年恩格斯哲学是有思想连续性的多年学术积淀的结果，因而应系统解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论住宅问题》等未收入上述文集的恩格斯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重要哲学文本。这些文本中的哲学思想与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并无二致，甚至比多数恩格斯晚期哲学著作的论述更为系统，因而成为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既考虑到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从事哲学研究的独立性，又考虑到其晚期哲学文本与其在马克思暮年时写作的连续性，从而呈现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艺术整体”。

马克思逝世后，晚年恩格斯与同仁和亲友之间有大量通信，他自己撰写的书信共有约1200封保留下来，连同友人来信，占据MEGA2第三部分的10卷。他与欧美很多国家的朋友在通信中沟通政治、科学和文化的进展，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内容做简明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组书信当属他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和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这五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蕴含着重要的哲学论断，通俗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新世界观的实质以及在理解上需要注意的细节。晚年恩格斯还撰写了多封致报刊编辑部的信件，例如，《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以及《同〈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谈话》《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等晚年恩格斯与报刊记者或编辑部的谈话。这些信件或谈话体现了晚年恩格斯明确的政治主张，反映了他对欧洲时事政治的基本看法，浸润着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分析方法。

晚年恩格斯还给左翼政治团体和进步刊物读者撰写了大量信件，例如，《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和二十一周年时写给法国工人的贺信，给奥地利党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贺信，给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893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写给德国工人、奥地利工人、捷克同志、法国工人、西班牙工人的信。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晚年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鼓励和建议。晚年恩格斯也在一些重要会议和集会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讲话，例如，《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从这些演说和讲话中可以看到晚年恩格斯对左翼社会运动走向的判断及其澎湃的激情。

此外，晚年恩格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校订出版了新版《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这些工作占用了他的大量精力。不得不说，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马克思的手稿多为“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用做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恩格斯在编辑中力图使马克思的原著“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6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仅晚年恩格斯校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就占据MEGA2第二部分的7卷（15册）。此外，恩格斯还校阅了他和马克思的著作的大量译稿，并提出合理翻译经典文献的原则。例如，他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67、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恩格斯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细致分析比对了翻译的失误并提出合理意见，从中可见他编译马克思著作的文化底蕴和认真程度，由此理解马克思文本编辑中的“恩格斯问题”可以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2.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逻辑结构

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不仅应探究自《自然辩证法》到《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之间浩瀚多样的文本之间的学术关联，而且应把握这些哲学文本与之前相关哲学文本的逻辑联系。考察这些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既需要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也需要关注百余年来国际学界围绕晚年恩格斯展开的学术论争，这些论争作为理论事实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判断，而且这种论争和影响还在进行中，这种考察因而也是对这种论争和影响的学术回应。全面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思想内涵与问题域，首先应确定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布局，在一种合理的逻辑结构中探究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久远的学术价值。

概言之，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体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住宅问题》和五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这一组系列文本群组成；其两翼由晚年恩格斯的相关历史著作和晚年恩格斯的序、跋或按语组成。晚年恩格斯同时期写作的相关文献丰富了上述一体两翼的内容，从而成为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群主要结构的补充要素。下面分而述之。

首先，作为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体，五部著作和五封书信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简言之，晚年恩格斯在历时十年写作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问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并阐明新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史，在《反杜林论》中通过驳斥欧根·杜林的学说而相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论住宅问题》中通过驳斥蒲鲁东主义者而提出实现实质正义的社会平等原则，在五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更为清晰地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些哲学文本延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维，体现了自然科学、工业和实验对社会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明显促进作用，论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引文来源，这些哲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普及，百余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作为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两翼，历史著作和序跋按语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及其理论视角。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最初几年，恩格斯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历史，包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1848—1849年革命史、史前史、德国史、农民史、英国史、基督教史、哲学思想史、巴黎公社史、沙皇俄国史等。他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和历史论文，包括《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法德农民问题》《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以及《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等手稿或写作提纲，他还对考茨基为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所写的书评、施留特尔关于英国宪章运动史的著作等文本提出修改建议，因肖莱马等友人逝世而撰写悼文。他在这些文章中勾勒了欧洲社会运动的历史图景，从中可见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以及他分析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视角。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述语境，“恩格斯总计为马克思或二人共同撰写的著作发表了约10篇序言。如果绝对必要，他还会加上这样或那样的注释，表明自己的观点”（注：［德］黑克尔：《几种马恩著作集的编辑原则的演变——从恩格斯到MEGA第一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11）。）。这些序、跋、前言、导言或按语包括《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序言》《〈《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与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1884年和1891年单行本前言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多语种版本序言。此外，晚年恩格斯还为其他同仁撰写了《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等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共同的观点的连续性思路以及他编辑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现实视角与问题意识。

再次，作为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补充，政论贺信和谈话讲稿等文本反映了恩格斯判断现实走向的实践思路。晚年恩格斯在于上述文本同时期写作的政论文章或在重要政治活动的讲话中以历史唯物主义思路辩证论述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实际问题，其中致英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等国工人或进步政治团体的信件体现了他判断社会走向的敏锐视角及其重要指导意义，他在写给《纽约人民报》《柏林人民报》《人民之友报》等左翼报刊的信件中论述了进步媒体的导向意识，他在苏黎世、维也纳、柏林等地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上的讲话使“会场大为活跃”，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他在对《每日纪事报》《费加罗报》《闪电报》记者的谈话中表明对当时欧洲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问题的合理判断和鲜明的立场。尽管这些文本并非晚年恩格斯的哲学写作，但其中浸润着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路，在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过程中有必要以之作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进行互文解读。

由是观之，可以在由一体两翼和补充内容构成的逻辑结构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思想整体及其内蕴的哲学主题，这组内容丰富的文本群呈现了晚年恩格斯阐释哲学问题的历史语境。晚年恩格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中撰写推动这场运动的哲学文本的，因而这些文本并非纯粹学院派写作，而具有明确的政治主题和实践导向。这个一体两翼的逻辑结构体现了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路，其大众化笔触和面向实践的话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东方国家的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全面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进一步将恩格斯在同时期撰写的政论贺信及其谈话讲稿等作为其哲学文本的补充内容，了解恩格斯撰写的传记及后人对恩格斯的大量回忆文章，“经传互文，交相显发”（注：《南史·儒林传·司马筠》。）。同时，应在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逻辑结构的过程中确认其主导线索，从而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做提纲挈领的解读并在当代语境中丰富和发展其核心思想观念。

3.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导线索

晚年恩格斯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需要，系统论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本以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著述。负责MEGA2第一部分第30~31卷编辑的资深编辑学家雷特娜·默克尔-梅利斯认为，“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首要关切是传播、维护和继续完成他与马克思共同创作的学术和政治著作”（注：［德］雷特娜·默克尔-梅利斯：《论MEGA2中恩格斯晚期著作的编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恩格斯在这项工作中是否提出与马克思迥然不同的观点，是我们确认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导线索的前提。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早期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就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出严重质疑，并力图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正名。例如，悉尼·胡克认为，恩格斯试图将自然规律和思维方法纳入同一历史进程，“酿成一种神秘的‘双重真理’论——一个是普通的、科学的世俗真理，另一个是神秘的、‘辩证的’、‘更高级的’真理——铺平道路的自然哲学，它最终会助长一种肆意检查、命令、迫害科学家的态度”（注：Sidney Hook,.Reason,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Row,1960,pp-223-224.）。这种观点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著述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和论证，由此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在冷战结束之后仍然是国际马克思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论调。

合理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需要拨开冷战思维的迷雾，“回到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这时恩格斯文本的主题涉及鲁尔矿工的罢工、帝国国会选举、码头工人罢工、意大利工人运动、南特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欧洲战争与裁军问题、俄国的社会问题、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内容。他一方面鼓舞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议会道路做有限肯定，后者也引起长期争议，例如，伯恩施坦认为，“人们恐怕可以正当地把”《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这篇文章……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决不会过分的。它所包含的比它许诺的还要多”（注：［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5。）。而卢森堡则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活生生存在或者毋宁说葬送了党的那个思想观点作出经典性概括的文献”（注：《卢森堡文选》，下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认真研读这些具有争议的论述有助于全面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现实价值，而合理把握晚年恩格斯哲学实质，需要回到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恰当把握其主导线索，理解晚年恩格斯论述相关思想主题的缘起与初衷。

当我们将视野投向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阅读其字里行间凸显的哲学主题时，就会发现浮现在眼前的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相关问题构成的主导线索。晚年恩格斯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正如他在《资本论》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在他这时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命名者约瑟夫·狄慈根的有限肯定和具体批评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后来一度在苏联流行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意见。晚年恩格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阐释是同唯物史观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但他的思路实乃面向实践的历史的思路，而非超历史的永恒真理。晚年恩格斯固然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其运用到历史领域，但综观其晚年文本群，自然辩证法从未成为其哲学阐述的根基，而更类似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史的拓展。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晚年恩格斯论述哲学问题的侧重点与马克思不尽相同，但并未提出与马克思迥然不同的观点。

西方马克思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诟病晚年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晚年恩格斯并未提出这一概念，他的相关论述与后来苏联哲学教科书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相反，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在致施穆伊洛夫的信中也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21~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里所说的“附录”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然，晚年恩格斯系统论述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自然观，这基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和工业与实验的发展，但这也是他和马克思早年所谓“自然史”和“人类史”分类的延续，而它们构成“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是“人的科学”或曰“历史科学”。

之所以强调晚年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唯物主义自然观，因为恩格斯此时的论述主要指向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走向，唯物史观是其主要分析视角，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的走向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没有直接关联，在晚年恩格斯全部论述中所占分量并不重。“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17~6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更不会在自然科学中去寻找。

可以说，晚年恩格斯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研究实则在丰富和发展“一门科学”，这些研究一经完成就立即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与马克思确实有一种学术分工，而且他也确实自青年时代就喜欢自然科学，但其更关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对奥地利和美国的情况特别感兴趣……对奥地利感兴趣，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相反地，他对美国感兴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将使这个国家上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定点，首先使那些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组织得以发展。他这时最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无产阶级中刚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注：［德］卡·考茨基：《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这时，他最感兴趣的也不是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手稿未予完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精力分散于其他领域的结果。因而，将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核心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要求其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陷负责，实乃在一种缺乏对晚年恩格斯文本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过度解读。

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必须把握这条主导线索，而这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领域。正是因为秉持这种历史观，恩格斯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的谦逊，他认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7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阐释与通俗解读在其晚年诸多文本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表述沿袭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新世界观”，因而用晚年恩格斯哲学观点佐证马克思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注：参见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20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当然，研究马克思哲学文本，要“回到马克思”，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也要“回到恩格斯”，只有完整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逻辑结构与主导线索，才能更好地审视国际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展开的百年论争。当全部问题聚焦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条主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工作40年”的过程中形成的共识就得到了合理的确认，而将晚年恩格斯哲学单向度归于唯物主义自然观从来没有符合实际的文本根据。

概言之，综观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群，可以发现由五部著作和五封书信构成的主体以及由其历史著述和序跋按语构成的两翼，他在这个一体两翼的逻辑结构中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同时期撰写的政论贺信和访谈讲稿等文字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因而也应结合这些相关文本作互文解读，由此浮现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主导线索。这一主线不同于西方马克思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多种误读，晚年恩格斯确实论述了自然辩证法及其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但此举旨在凸显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并阐发其时代精神，需要促进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时代化，以开放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解析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这是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功能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理解和丰富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