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收入不平等：历史、现实及未来政策选择
———从皮凯蒂《２１世纪资本论》谈起
曾湘泉
曾湘泉，于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等职。2003年，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研究”授课。曾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很高兴参加“老博士论坛”，论坛希望我讲讲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讲讲“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皮凯蒂这本书英文版有600多页，我认真看了一遍。国内外对此书都有热议，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写了一个评论，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的评论也比较正面。我想从皮凯蒂这本书的观点讲起，就收入不平等的历史、现实及未来政策的选择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皮凯蒂告诉了我们什么？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国内讨论的一个热点。最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央企高管限薪标志着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提上议程，甚至导致国有企业员工都有些紧张，担心自己收入会减少。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跟我们当前面临的这一问题有关。
皮凯蒂这本书出版以后带来不小争议，但总体来说，正面的肯定比较多。比如世界银行研究全球收入分配的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认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十年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反对的意见如基金经理丹尼尔·洛布(Daniel Loeb)，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怒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
那么，皮凯蒂在这本书中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是他认为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失效。库兹涅茨在1955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文章所用数据是1910—1950年，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皮凯蒂认为这期间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是战争导致的。而1980年以后，美国收入不平等情况不断加剧，皮凯蒂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向历史的回归。皮凯蒂没有用基尼系数，而是用不同阶层收入占比这一指标来描绘收入不平等程度。他使用的跨度最大的数据是从公元起点到现在，主要的数据是1870—2010年。从总数据图上可以看出，1930年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最富裕的前10%的阶层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历史的高点，随后一直下降，从1980年又开始上升，2010年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高点。1910—2010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最富裕的1%阶层国民收入占有率变化，也存在着同样的趋势，即下降后又开始不断上升。同时，当皮凯蒂把总收入再细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占有时，也发现了不平等的存在。就劳动收入而言，虽然各国不平等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劳动收入前1%的群体占总劳动收入的份额偏高，皮凯蒂的许多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就资本占有而言，皮凯蒂研究了不同阶层占有的总资本比重，发现这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很严重，在最不平等的美国，前10%的群体已经占有了社会全部资本的70%。
特别应提到的是，皮凯蒂解释了为什么收入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断扩大。在国际上经济学家对此已有很多的解释，而皮凯蒂的观点很明确，这就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第一，皮凯蒂通过数据展示，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包括从现在往后延长预测的数据都有这一趋势，这就否定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占总收入比重不变的卡尔多典型事实。第二，皮凯蒂研究1870—2010年的世界资本税前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发现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过去300年之间，资本回报率大约在4%~5%之间，而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2%之间。第三，皮凯蒂用数据展示了遗产流量占国民收入比重很高，说明遗产的代际相传强化了财富地位。以上几方面都导致在收入分配中资本收益远高于劳动，强化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皮凯蒂选取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即欧美的一些主要国家。因为研究要获得300年的数据，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数据记录保存方面的问题而无法提供。从方法上来看，他的研究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这个结论确实还是有震撼力的，为什么？他确实发现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比例是严重的不平等，尤其是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占这么高的比例，这意味着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个人致富主要依靠上代人遗留的财产。
对于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后果，皮凯蒂也提出了一些分析，虽然在这本书里讲的不是很多。比如，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常巧合，1929年的金融危机在资本收入比最高的1928年之后爆发；而2007年的资本收入比是最高的，2008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不断增长的不公平性使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持续偏低，这样的家庭会从极端自由化和缺乏监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借债，杠杆率非常高，最终会爆发危机。
皮凯蒂对我们启示最大的、有很大冲击的结论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他发现，没有极高的财产存量就不可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已经被固化，一般阶层已经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社会流动的降低无疑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就是皮凯蒂告诉我们的内容。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和挑战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研究表明，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如果算上保障福利，大概已达到0.52。当然，我们知道，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西南财经大学做了一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1，尽管收入分配的专家都认为这项调查的计算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样本及计算可能不是很严谨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收入差距的确在不断地扩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呢？有很多解释，通过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与户籍、性别、经验、所有制等因素都有关，但是这些影响都在下降。而教育、垄断、企业规模等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上升。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个税的累进性较高，但平均税率偏低，导致个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
那么，对于皮凯蒂描绘的事实是否也适用于中国，李实等教授做了测算，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资本收入比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只是与皮凯蒂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中，国有资本占相当大的分量，它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但是，中国的财产分布的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国家，甚至超过部分欧洲国家。最新研究表明，现在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7。
劳动份额在要素分配中不断下降的原因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包括二元结构论、劳动关系论、制度论等。二元结构论认为，我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这可以解释过去一段时间的情况，但现在，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青年劳动力下降，出现了劳动短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劳动关系论是从雇主与雇员力量对比角度分析的，其含义是，中国的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的缺失导致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制度论则认为，我们的地方政府为提高GDP政绩，竞相压低工资、吸引外资，即以损失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恶化对中国社会今后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中国面临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虽然迄今对此缺乏很好的理论分析，但它的确描绘了一个事实。即统计上发现，相当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时候，比如说阿根廷、巴西、菲律宾等国，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导致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掉进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走不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呢？中国人民大学美籍教授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认为，这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跨越贫穷之后，由于缺乏创新，无法获得新的价值增长点，同时又失去了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导致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主要依靠的是劳动的低成本，出口获得外汇，获得我们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现在，国家要转型，要向高收入过渡，需要找新的增长点、新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将遇到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统计数据表明，凡是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4之上，而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都是收入差距比较低的。
未来政策的选择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来讲，很多问题讨论得已比较充分，包括对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等。但是，实际推动也很缓慢。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设想，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现在才开始有所动作。我认为，未来改革的政策选择无非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短期的政策选择，另一个是长期的战略考量。
就短期而言，第一涉及税收制度的改革和推进。首先，我国应该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税，在个人所得税模式上实行综合制的个人所得税模式而非我国目前的分类所得税模式。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已经突显。30多年前中国不存在的贫富代际传递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有一个因果循环累积原理的表述，即穷人为什么穷？其原因就是因为穷，没有钱就不能接受好的教育，没有钱，儿童幼年没有好的营养和健康，最终使下一代子女沦为贫穷。富人为什么富呢？因为富，有钱，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最终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好的工作，较高的工资。即“穷即穷，富即富”的原因。所谓因果循环累积原理，就是贫富的代际传递，国内最新的收入分配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所以，从税收功能来讲，到了针对遗产、财产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要推动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健全集体谈判制度，保障职工的正当权益。我们强调要提低、扩中、限高，其中提低，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包括公务员的工资，包括企业员工的工资等，这样才能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内需。最后，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力度。
从长期战略来讲，第一，中国要确立长期的收入分配战略，包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愿景和目标，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并推进增长和发展的战略举措等。我自己认为皮凯蒂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甚至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空想或构想，比如全球征收财富税。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是事实，各个国家的政府都看到了，为什么行动起来却慎重得多，这与各国的发展战略有关。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八国集团开会，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就提出，要对华尔街这些金融巨鳄实行限薪政策，而美国却迟迟未能有实质性的举措。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能就分配来谈分配。大幅度的压缩金融领域员工的收入有助于缩小差距，为什么美国不做这件事情呢？因为美国的发展战略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西边是IT，东边是金融，号称美国的两个发展支柱，什么东西能支撑这两个产业，要靠人才，靠高端人才。如果大幅度压缩华尔街金融高管薪酬，那些人才可能会流向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等国家。所以，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国家的发展战略。第二，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视教育和健康的投资。特别是要重视改善贫穷地区的幼儿教育和幼儿健康问题。我认为，皮凯蒂一书最大的问题是对人力资本财富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重视不够。迄今人类的财富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资本，还表现为人力资本，尽管人力资本财富形态很难计量和测算。未来收入差距等于什么？未来的收入差距等于现在的收入差距加现在的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应当关注哪些方面，新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应当高度关注幼儿教育和健康问题。我们要推动教育改革，减少机会不公平造成的不平等。第三，要完善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反歧视制度，构建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中国目前存在着性别、户籍、学历等各种各样的歧视性的做法，这些都不利于部分困难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提高。中国的城乡隔离破除，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在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建设和完善中逐步得到解决。这些都是长期战略中应当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由《21世纪资本论》看当前中国的分配问题
任若恩
任若恩，于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数学与经济金融交叉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国际经济部顾问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顾问。曾担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学术顾问，国家开发银行特邀经济学家。入选国防科技工业“511人才工程”。曾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以及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谢谢，前面的学者讲了很多，我听得非常感动，有很多联想。我马上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刚才曾湘泉教授已经把大的框架问题都说了。我大概从2014年年初就看过这本书，而且我跟李实教授和岳希明教授有多年的学术联系，虽然我不懂，但是很尊重他们的研究。我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有收入分配方面的专家，就是岳希明教授，有很多收入分配的数据结果都是岳希明教授算的。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讲三点，给曾湘泉教授作个补充。
第一，因为皮凯蒂在书上做了很多预测，都是长期预测，即对未来几十年的预测，我做一个短期预测，就是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收入分配是恶化的还是改善的。当然，收入分配肯定是恶化的，你可以看皮凯蒂的书，皮凯蒂的书上有第一资本主义定律、第二资本主义定律。这本书的实际结论就是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收入分配肯定是恶化的，从他的书上能看出来这个结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未来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大家谈金融危机谈得非常多，大家都在讲关于金融危机的各种各样的预想。我的基本判断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有发生金融事件的危险。我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金融风险，就是未来损失的可能性。第二层次叫金融事件，比如几个信托项目出问题了，甚至几个小的金融机构出问题了，但是不会出现第三层次即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整个金融体系失去功能了，这种事我认为不会出现。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国的金融资产大部分都是银行资产，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目前看很不错。简单的数字就是3万亿元的呆坏账准备金，10万亿元的经济资本，加上央行的再贷款等的支持，以及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资产。我做了很多年金融风险研究，发现对于金融风险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拿钱去顶，哪儿出了窟窿，你只要有钱把它顶上，这件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会出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低迷，即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估计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可能性是肯定会有的，低于6%的可能性也是会看到的。它的表现是失业增加，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轮的经济下滑没有造成失业的增加，对这一点我不太认同。我认为之所以人们认为没有，是因为你没有进行好的统计。正如刚才金碚教授讲的，你有了概念，有了逻辑，你还得有指标，最后得有统计。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失业率统计不足以帮助我们正确看待宏观经济形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很多年前听说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位教授做过调查，就是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之间的差距大概是3倍，现在调查失业率5%多一点，登记失业率4%多一点，我不太相信。在失业率恶化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也会恶化。我做了文献检索，居然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所以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数字化，以IT、移动终端、智能设备为代表的这些东西，对收入分配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现在猜想，我的假设是不利的，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那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所谓机器和工人的矛盾，工人毁坏机器，最近已经有书在讨论本次工业革命的这个问题，它的结论只怕也是对工人不利，是不是可以研究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下面我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分配，怎么办？刚才曾湘泉教授已经说了，有很多政策。我觉得现在国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讲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点是在一次分配上，我不太同意。我相信一定是二次分配，而且要靠财政。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想皮凯蒂也有这样的意思。不管用基尼系数，还是用资本收益率，按金碚教授说的，那是指标层次的问题，我们谈的是思想层次的问题，一定是财政，只有国家财政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这方面有一个例证，就是联合国大学做的一个项目，关于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改善的问题。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一直非常恶劣，但是人家过去十几年在改善。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刚才曹远征教授说的，在实行“华盛顿共识”政策时期，它的基尼系数是增加的，在结束“华盛顿共识”政策后，它的基尼系数是减小的。所以，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大。
最后，我再说一个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问题。皮凯蒂的书不管再怎么样了不起，它没理论，或者是没有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就是刚才金碚教授说的第一层次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收入分配平等，它是哪个层次的问题。现在有些说法认为，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金融危机，那它就成了第二层次的问题了。我觉得收入分配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应该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哲学层次的问题，这方面其实在哲学、政治学上有很多研究，我们其实也要想一想，就是效率和分配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老问题。那么，我们是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公平？而当两者必须要牺牲一个的时候，我们牺牲哪一个？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涉及我们有没有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来支持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我为这个事还查了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收入分配手册》，它的前言是英国最有名的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阿特金森(Atkinson)写的。他说到现在为止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贡献并不多，就是没有太多理论。最早也是陈平教授跟我说，收入分配问题有理论吗？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经济收入公平呢？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好的理论来支持，至少是在曹远征教授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没有太好的理论支持。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教育受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太大了，英国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谈了很多收入分配问题，罗宾逊夫人的理论中有很多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都扎在美国式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你要回去看罗宾逊夫人的很多东西，这些事她都讲过的，包括资本积累，以及其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准备发言的时候我查了查文献，忽然发现物理学家做了一个研究，用的是非常高深的概念，即玻色-爱因斯坦分布，它的结论就是如果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最后就是导致金融危机。谢谢！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21世纪资本论》
马庆泉
马庆泉，于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原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原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广发证券总裁，嘉实基金董事长，广发基金董事长。现任香山财富论坛副理事长，《香山财富评论》主编，北京香山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各位校友，各位朋友，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论坛，还是很激动的。我是发起“老博士论坛”的积极分子之一，今天下午坐在这个地方，心情还是比较紧张。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自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和方法还是马克思那一套。就我30多年来对社会和青年人的学术和思想趋向的了解，感到我的方法未必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第一点不自信，也是比较担心的。第二，我从1993年开始，从中共中央党校到南方从事证券市场的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期间担任过数家大型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一直是公司一、二把手。大家知道，公司里面领导讲的就是“真理”，所以，这20多年下来不会讲理了。所以，今天在这里，也只能讲观点，论证就免了，时间也不允许。这是不自信的第二个原因。但是，既然来了，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从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后，到今天为止，这么长时间，有两个人的书会使人们把他们和马克思产生某种联想，第一个就是皮凯蒂的书，这本书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西方世界和中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那么这个现象一定有它的原因。究其实，它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用实证的方法得出了如何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的结论；这与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交集。据说北京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是0.73，这个报告在科学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尚待探讨，但是，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那么，我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也对皮凯蒂表示某种敬意。他提出了中西方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他所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即通过二次分配，通过累进税和财产税的方法缩小贫富差距。我认为，皮凯蒂提出的方法在中国是有一定意义的。财政、税收的专家要研究皮凯蒂的书，要提出解决办法。这本书被译为《21世纪资本论》，这个书名使人把皮凯蒂与马克思产生了联想。不过这是误解。不久前，国内一家媒体采访了皮凯蒂。在采访的过程中，皮凯蒂很自觉地把他的书和马克思划清了界限。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后，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一位被人和马克思发生某种联想的经济学家。
此外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甚至比皮凯蒂还早10多年。这个人就是我本人啦。我在2003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新资本论纲要》，副标题是“经济学博士马庆泉与马克思的对话”，现在有许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本书应该叫《小马与老马的对话》。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是在20多年前的1993年下海的。那时我有一个困惑。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分子的待遇低到惨不忍睹。社会上有句调侃的话，叫“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回想起来，自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经济压力逼下海的。如果不是巨大的经济压力，我可能不会下海。毕竟我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正教授。这种情况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吃的是谁家的饭？我们是自己创造了价值，然后有了吃饭的权利呢，还是我们吃的饭都来自于工农大众创造的价值？如果我们也是价值的创造者，那么，知识分子的价值创造方式有什么特点？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劳动是以什么方式参加到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呢？我是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到南方去的。在工作之余，这个问题老是在脑子里打转，我一直在琢磨知识分子怎么参与价值的创造，我们凭什么有吃饭的权利，我们吃饭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若是讨别人的饭吃，就会成社会的寄生虫了。
另一方面，我在证券市场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现象。我看到一些朋友有了些财产之后，立场马上发生变化。说起话来，完全是资本的腔调。而我由于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根深蒂固，一直自觉地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划清界线。而且我看到经济学史上，进步的学者无一例外都是站在弱势阶级一边的，包括今天我们讨论的皮凯蒂。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才有一帮公然为强势阶级歌功颂德的学者。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流合污。我原来下海的时候，有记者采访问，你们为什么下海？我说不是下海，而是知识分子用知识报国。既然如此，理论上我就必须回答社会不同阶级的价值创造方式问题，或者说，各个阶级在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我只要闲下来就想这个问题，直到2003年春节，有一个下雪天，我觉得自己豁然开朗。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吃饭，为什么拿工资，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明白了。那年春节，连续下了七天的大雪，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新资本论纲要：经济学博士马庆泉与马克思的对话》，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了这本书。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后，第一个和它发生联系的人，他叫马庆泉。很遗憾，我是学俄语的。我的第一外语如果是英文，或者我就不下海去搞什么证券公司了，我或许会把我的书翻译成英文，在全世界经济学舞台上宣扬我的观点去了。
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上来。尽管我认为皮凯蒂提的累进税、财产税在解决中国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单靠再分配、二次分配是不够的。我并不认为二次分配是无意义的。但是我更认为，在初次分配层次上的财富分配不公，是同样甚至更加值得重视的。我认为这两个层次要结合起来。初次分配中为什么出现不公？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当中去。因时间问题，在这里真的没有可能再展开论述。我就简单地讲三分钟时间。
第一，在生产过程中有三个要素，其中一个是提供活劳动的阶级，即工人、农民，这部分人创造价值的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是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是以知识产品的方式，加入到价值创造中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原来学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有一定的发展的必要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相对论提出以后，出现了非常多的划时代的科技发展。谁能说一下，爱因斯坦在创造相对论的时候投入了多少劳动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折算成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爱因斯坦创造的价值？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知识分子创造价值的方式有四个特点：一是它以知识产品的方式参与社会价值创造；二是知识产品的价值在社会商品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把价值附加在产品中；三是知识产品的价值等于它的应用能够节约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四是知识产品的价值以超额利润的形式存在。显然，这种方式与工农大众创造价值的方式有所不同。
这样，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命题：工农的劳动是以活劳动投入产品的，做的是加法；而知识分子劳动是以什么方式投入的呢？是以知识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能够节约多少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它在社会总劳动的供给中做的是加法，但是对单件产品做的是减法。先减后加，节约下来的劳动时间，被投入到其他社会产品的生产中，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品的供给。由此可见，工农大众、知识分子、资本提供者，三个阶层或三个阶级、三大社会集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资本提供了生产要素的预付，并承担减值和亏损的风险。三大阶级既然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价值的创造，自然都有各自的天经地义的剩余索取权。那么我们看到，前两个社会阶级——工农劳动大众和知识分子阶级，在社会新增价值中间，在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至少应当占有2/3的份额。当然，这里实际发生的是社会的供求过程。如果各个阶级长期得不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价值份额，那么相应的要素供给就会减少，事情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直到达到新的平衡。所以，各个阶层或者各个社会集团或者说是三大阶级有利益的差别，但是它的基本利益是处在一个共同体中间的。
所以，在阶级问题上我的观点是四论，即阶级存在论、利益差别论、斗争熄灭论、利益共生论。在财富分配问题上，我的观点是，劳动+知识阶层，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应当占更多的份额。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按照我的观点，根本不承认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劳动力是商品，否则分配永远不可能公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基本概念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根据我的观点，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要改变，董事会、监事会都要做相应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制度的安排。什么是下一步的改革红利？我认为企业制度改革，将会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遗憾的是我的年龄太大。如果年纪轻点，在座的各位，按照我的理解来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看看能不能和传统的企业制度做一个竞争？这是一个遗憾。设想未来如果有一个平台，我一定要在它的内部分配中至少2/3的税后剩余价值归管理层和员工持有。初次分配的公平，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最重要的根基。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赵 涛
赵涛，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86—1988 年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干部、副研究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研究员，1997年晋升研究员。1989—1999年，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经济组负责人，2000—2008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秘书长，2009—2013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
过去将近20年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我们中研室对收入分配问题有较多的研究。这个研究应该是在党政机关中最早的，也是引起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的研究，对后来党政机关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调整收入分配的一些政策措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介绍一下这一研究。
那是在1999年或2000年，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参考消息》发表了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他们在访问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了一段话，大体意思是：中国改革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如果收入分配解决不好，搞得穷的穷，富的富，改革就失败了。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讲话，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注意到了这段话，要求我们经济组承担这个任务，对收入分配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在座的李连仲博士也参与了这一工作。为了开展这个研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召开了很多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以及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感觉比较困惑的是公务员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只研究我国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出成果难度大，当时我就认为需要做比较研究，因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进行分析。后来通过我们研究室领导与外交部沟通，得到了外交部的支持，请我国驻外使馆帮助了解当地公务员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后，我们得到了有关资料，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公务员收入的情况。当时看起来，这些国家或地区公务员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比如中国香港，公务员除了薪水很高外，包括每年一次带家属休假的费用，都是政府给报销的。
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以后，我们在2000年写出了一系列的收入分配研究资料。第一份资料是《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其他的资料还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的收入情况、农民的收入情况，以及收入分配的秩序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对收入分配改革调整的措施及政策建议。这一系列材料上报后，立即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他在第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很重要，要求国务院的八个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人事部等部委，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我介绍以上情况，想说明这次研究是我国党政机关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开端，这次研究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对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年我们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改革，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刚才曾湘泉教授讲了，包括现在正在推进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改革，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要想得到一个良好的结果，还要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调整和改革。另外，从世界上来看，涉及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我也早就在关注这本书，它是通过对历史系列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在欧洲国家收入分配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认为，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记得曾带团去西欧考察地区差距问题，法国鲁昂大学的校长曾对我说，在法国过去主要是蓝领失业，后来是大学教授失业，现在是大学校长也失业。可见，在西方国家，失业的层次越来越高。此外，我们经常参加中联部接待外宾的工作，近几年接待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代表团，在与多个西欧政党代表团的座谈中，了解到从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多个西欧国家纷纷削减福利来应对危机，如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把德国的社会福利一削再削，导致收入分配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恶化的。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你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会有与之对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外情况我们暂且不说，国内有些人个人资产高达几千亿元，而一些普通劳动者一个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所以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大的。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努力在短期内只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路还很长、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