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础理论的研究路径
一、静态分析与动态考察
“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注：［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对于本书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什么是传播主体的新闻框架，要回答的问题至少应包括三方面：新闻框架本身的内涵构成、新闻框架的来源、新闻框架的功能和外显效应。这三个具体问题对应的，正是一个完整的新闻话语过程：话语、话语的建构、话语的接收。对它们的解答，也与新闻传播的现实逻辑符合一致——“从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到信息形态新闻事实的符号化建构、传播，再到对符号化新闻事实文本的解读、接受，构成了新闻传播的现实逻辑”（注：杨保军：《新闻事实论》，前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框架经由何种机制建构而成，首先需明确“机制”（mechanism）为何。社会学学者郑杭生认为，机制亦称机理，原意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在自然科学中被引申为事物或自然现象的作用原理、作用过程及其功能。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引申意义更为复杂，基本含义有三个：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指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概括地说，机制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3版，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参照这一定义，新闻框架的建构机制，主要是指新闻文本框架经过架构过程得以形成的带规律性的模式，包括影响框架运动的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及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如前所论，架构与框架属于同一事项的两面，因此这两个研究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各自具体化时会有大量重复或交叉；但二者是从不同角度看待有关事项的，因此在研究上又不能完全等同。为了使观点更为清晰，也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在本书中设计了如下章节结构，以构成对新闻框架论两个分问题中重要具体论题的集中解答：
这三章是对传播主体新闻框架及其建构机制的静态分析，在话语过程的三个环节上展开。除标题标明的基本问题外，还可重点考察新闻框架本身的内涵转换、框架观念来源要素之间的结构与联系方式、框架与事实的关系、传播主体与源主体的关系、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的关系等。
这两章是对传播主体新闻框架及其建构机制的动态考察，分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视角切入。第五章探讨新闻框架怎样在社会语境作用下得以建构、发生变迁，第六章讨论传播主体如何在主体间竞争和协商之中建构新闻框架。其中还可重点考察框架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作用方式，传播主体与控制主体、影响主体的关系，公众在新闻框架建构中承担的角色等。这两章各选择中国新闻实践中的一组典型个案进行实证分析，以整体性的方式对前述分析加以验证、演示与具体化。
这一章从不同向度分析了与新闻框架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包括：（1）技术——新媒体环境对传播主体的新闻框架建构带来哪些影响？（2）社会制度与行业理念——它们与传媒组织框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3）主观与客观——怎样看待新闻框架的主体性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关系？
结语部分将对本书主要观点进行回顾性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二、理论取向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取向
本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新闻理论研究范畴。对新闻框架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原有新闻理论的基础，而需要跨学科、融合性的理论借鉴。可资借鉴的研究领域或理论取向主要包括哲学认识论、社会建构主义学说、新闻生产社会学、社会认知心理学、新闻话语与新闻叙事研究。（注：这些领域或取向之间也有互相借鉴与融合之处，不过各自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边界区分的。）它们的核心关注及其对传播主体新闻框架研究的意义分别简述如下。
（1）哲学认识论（epistemology）。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来源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标准等。（注：参见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3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哲学认识论对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的深刻探索，是研究传播主体新闻框架必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建构主义学说（social 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是个松散驳杂的体系，难以清晰界定，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提出诸多具有挑战性的新观点。其基本特征包括：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采取相对主义立场；将知识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注：参见杨莉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23~2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对社会建构主义中关于符号互动、社会行动者参与、语境与情境、社会现实建构等方面理论观点的合理借鉴，会贯穿对传播主体新闻框架的整个探讨。
（3）新闻生产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该学科以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研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针对社会组织、行当或者职业以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注：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这一取向直接适用于媒介组织层次，适用于研究新闻框架的建构过程与方式，探讨这一过程中组织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4）社会认知心理学（social cognitive psychology）。社会认知“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对于社会性事物所进行的感知、记忆、理解、推理、沟通和协商的过程”（注：邵志芳、高旭辰：《社会认知》，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社会认知心理学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研究这一过程，以探究人们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正确的社会行为的科学。其中的图式、归因、注意、情感等理论可借用来探究传播者的认知如何转化为文本框架，以及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
（5）新闻话语与新闻叙事研究（new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ews narratology）。“语言是抽象的、系统的一种表达规则，一旦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或写作，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即是‘话语’。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活动，便是所谓的‘新闻叙事’，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注：陈力丹：“序”，见曾庆香：《新闻叙事学》，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新闻话语研究领域主要将新闻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形式”（注：［荷］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来展开研究，新闻叙事学偏重以叙事学理论讨论文本的特定组织方式。相关理论可用来分析新闻文本框架（结构、显意手法及辨识）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定位是基础理论研究，“以加深对传播现象的理解、探索传播现象中的规律、发展理论和基本知识为目的”（注：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相应地，本书整体上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人文主义观念的研究方法，以思辨为主。即强调对基础概念的逻辑关系进行严密论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运用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式，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究。这也需要对文献进行相应的梳理、解读、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确定，有必要在此做一些说明。
首先，“新闻框架”是一个西方学术框架，大多数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主流是科学主义方法，新闻框架研究也不例外，个案性的、定量的实证研究，是这个领域中数量最多、成果最丰富的部分。当然也有对新闻框架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但是与前者相比，这一部分还很不充分。理论整合的欠缺，是整个研究领域仍处于破碎、混沌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借助人文主义方法来对新闻框架理论加以整合是必要的。
其次，新闻框架本身的特质，为将抽象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提供了可能。不少学者均指出，框架研究的分析层次位于综合性理论和具体经验命题之间，适宜建构中层理论。里斯所称“桥梁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质化与量化、实证与阐释、心理学与社会学、经院派与专业主义者之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注：See S.D.Reese，“The Framing Project：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Research Revisited，”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7，2007，pp.148-154.）其实，早在数十年前，中层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就曾对欧洲的知识社会学流派与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流派进行过优缺点的细致比较，提出：“‘取二者之精华，弃二者之糟粕’，这样的主张绝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学上盲目乐观的表现。事实上，到处都出现了这种综合。这种杂交产生出一个活力很强的混血儿，既有一个学派感兴趣的理论范畴，又有另一个学派的经验研究方法。”（注：［美］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673~67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当然，这种结合和沟通必须采取合理的途径。
另外，框架分析是兼具理论和方法特性的概念。架构分析通常被用来研究具体问题，被视为基于架构理论的观点和核心概念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与内容分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它具有独特的特点和应用优势，用作“对新闻再现结合话语实践的描述”（注：万小广：《论架构分析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载《国际新闻界》，2010（9）。）。事实上，架构分析的方法特性与其理论特性是无法割裂的，二者的根基均在于框架作为社会事实的特性。因此不能仅仅将架构分析简化地视为一种研究方法。
本书中局部的个案研究属于实证研究，会应用定性的话语分析和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前者选择典型个案文本进行小规模的话语解读，透视新闻框架的结构、功能和前后向联系，发掘其潜在的蕴涵和意义。后者会选择中等规模的报道样本进行变量编码和数量统计，描述新闻框架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比较不同媒体之间的框架差异。
本书考察的媒介对象以报纸媒体为主，相对集中于文字文本形式的新闻报道。
三、创新预期及可能局限
将研究问题集中于事实层面，意味着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新闻框架现象做出理性的观察、分析和阐释。完成这一任务，预期的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本体层面建立比较系统的传播主体新闻框架论。这一论说有两个交叉向度的理论新意：在聚焦事件层次、元传播层面的“新闻框架”范畴中，研究传播主体新闻观念的形成与作用，特别是在“能动与结构”的关系视野下；立足“主体”这一理论逻辑起点与现实重要问题，研究新闻框架及其建构机制。以主体性哲学为方法论，在建构论和反映论之间辩证地考察新闻框架，有助于深入、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及运行规律。整个论说可能为新闻框架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二是对本研究范畴中若干基础问题加以整理，努力发一家之言，或提出有一定启发性的观点。具体表现为对相关基础概念及其逻辑关系进行较为严密的界定或论证。如第二章中从主体视角对新闻框架所下的定义，对文本框架辨识原则的概括；第三章对意识形态、文化等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新闻事实驱动力量的重新厘定；第四章对新闻框架功能的系统分析；第五章关于新闻框架变革模式的总结；第七章关于民间传播主体新闻框架的特征描述，对新闻行业框架下新闻框架能动性的确认，对框架认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矛盾统一关系的哲学考量等。这些观点和论证对本领域基础理论的澄清当能有所裨益。
“新闻框架”与各类新闻活动者息息相关，现实关联非常密切。从实践意义来看，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启迪新闻传播者在框架建构中自觉的主体意识。本书的系统论证，首先有助于新闻传媒组织及其从业者明晰新闻框架的本质特征，深入了解框架建构中的诸多变项及权力分配，明确认识自身与其他新闻活动主体在框架建构中的关系，树立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以此为基础，媒体才可能在新闻报道中合理框选及重构事实，规避框架的负面效应，传播符合事实的新闻信息。其次，相关论述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加清晰、理性地认识新闻媒体的功能和手段。唯其如此，各种新闻活动主体才能以良性的方式参与到新闻框架建构过程中，也才能有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中，有助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制度的国家、民族在信息交流中采用合理的新闻框架，增强理解和沟通。这些方面对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选择本论题并将之设定在新闻学基础理论范畴内，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观察、描述、分析和思辨，视野偏于宏观。也因为此，本书关于新闻框架范畴内诸多基本问题的讨论，更多是提供了观察、分析、思考问题的角度，明晰了一些相关概念和逻辑，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阐释。相应地，本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也有局限性。首先，研究视野涵括了新闻生产、内容分析和传播效果三大领域，涉及的影响因素极多，对每种因素的具体影响难以展开专门深入的考察。其次，难以更多地运用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对某些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展开切实的测量，提供更加确切的实证数据成果。再次，对于框架建构机制的表达偏于叙述和描述，难以给出基于实证数据的完善的理论模型。最后，偏重于考察框架文本层面的表现，而较少深入到传播者的观念层面，没有结合特定因素、具体个案对传播者展开深度访谈，没有切实考察观念框架的生成与流变。这些不足有待于日后弥补，针对特定框架变量的微观研究对补足这些局限尤有益处。
另一方面，进行宏观视野的理论分析，其实对研究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研究者既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研究功底，又需要对中外新闻活动现象、新闻生产实践有高屋建瓴式的把握。坦诚地说，笔者在这两方面的积累都还很有限，对论题的研究只能在现有水平的局限下展开。“理论研究既需要站得高，看得远，也需要坐得低，看得细。宏观只有和微观结合起来，宏观才是有实际意义的；微观只有具备了宏观的境界，大致才不会弄错了方向。”（注：杨保军：《新闻本体论》，3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这是非常高的境界，笔者愿意为此而努力。但笔者态度认真，对论题进行了独立思考，观点或许浅薄，仍希望对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