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篇

一 地名留下的时代脚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务，每个阶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统治者必然也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方略和执政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治观念慢慢融入地名之中，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当前我国县级以上地区中，有300 多个地名记录并反映了这种政治印记。

远古时期，虽然黄帝“方制九州”，但全国境内大大小小“列为万国，你杀我夺，征战不断，民众遭殃。面对这种局面，尧、舜、禹焦虑不已，为结盟息战，“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经禹与万名诸侯协，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国实现结盟联合，诸侯国由10 000 个减到3 000 个，如史书记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到周武王时期还“有千八百国”。当今之浙江的诸暨、上虞之称，正是因禹在此分别会盟诸侯而得名。史曰：诸暨“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上虞者“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尧舜禹时期期望结盟的政治理念和治乱方。这种理念和方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得以延续，到西周，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市），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刀阔斧地实施郡县制，不遗余力地推行强权政治。今之秦淮河、秦皇岛等名称足以反映他不可一世、勇治华夏的政治意图。为了断绝、消除金陵的“王气”，他不惜断然派“赭衣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人工造出一个秦淮河。他企望自己长生不老，永驻皇位，竟然派人入海求仙草，秦皇岛正是因秦始皇求仙“尝驻跸于此”而得名。这两处地名气势之宏、决心之大，与其比肩者寥寥。

汉朝“兴复增置几郡”，进一步巩固了秦统一后留下的疆土。但当时仍有一些小国尚未归顺，边疆地带时有叛逆之事。为实现国泰民安，“广大汉业”、“扩大汉疆”的目标，汉朝便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 年）有意设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以显示自己的宏图大略，昭示子孙后代和朝廷官吏铭记在心，永不能忘。

唐朝为了对广阔的疆土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区设置上有很多创新。宏观上采取分层管理，微观上实施分类控制，既设道州郡府，又秦始皇设都护府及边州都督、节度经略使、羁縻州等。从汉武帝到武则天都比较崇尚武力，加之武则天姓武，因而武则天时期新设的郡县多冠以“武”字，如今浙江武义县、河北武安县、重庆武隆县、江西武宁县，就是这么得名的。有史为证：“唐武后析（永康）县之西南置武义县，时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类。曰武义者，岂仍义尔而加武多耶。”

宋朝设置的行政区划及名称，与前几代王朝相比还有一些变化，首先“今天下为十五路”，然后下设“府州军监”。其地名最有特点的是，皇帝的“潜邸”后来几乎都为府。如宋高宗的“潜邸”，其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后升为德庆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称端州，即位后以端州为自己的发迹之地，故改名肇庆府。宋光宗即位前的“潜邸”为恭州，他即位后升恭州为重庆府。这种将“潜邸”冠名“庆”而升府的现象，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迷信“发迹之土”，不忘“故土之恩”，显示出强烈的怀旧意识。

元朝在政区设置和名称上也很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它“立中书省，行中书省十有一”，就是说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省”这个行政区划概念的。扩大疆域是元朝始终不渝的理念和追求。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窝阔台、蒙哥的东征西讨，最后到忽必烈吞并南宋，经过70 多年兼并战争，元终于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设置广元路（今广元市名称来源之始），把这种强烈的“扩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伟抱负，永远铭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牢记。

明清基本沿袭了原有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以省、府、州、县为主的地方政体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统治者最主要的政治观念和方略可以概括为“守”、“卫”二字。明朝具体采取的办法是，把地方行政与军队分开管理，府州县只领民户，另设卫、所以领军户，因而全国设卫所上千，其中卫有493 个，如天津卫、威海卫、沈阳中卫、宁夏卫、毕节卫、哈密卫等。清朝在北方设“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等，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70 多个羁縻州。

从清朝末期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使反对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有一些地方出现以“民权”、“博爱”、“共和”、“同仁”、“互助”命名的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出现一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观念的新地名，如解放区、跃进区、红旗县、社旗县、前进区、东风区、卫东区等，这些地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客观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