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是同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水平、思想理论界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是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密切联系着的，也是同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剖析，才能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性。
一、经过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都有自己的特点。俄国和中国，是两个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国家。它们在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也是各有特点的。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在1883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上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劳动解放社”及其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而传入俄国的。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历史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往往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这种情况，即使在俄国也不例外。列宁说：“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1】在俄国，只有同这种修正主义、民粹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
第一个批判民粹主义及其哲学观点的是普列汉诺夫。他在理论斗争中写出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光辉的哲学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某些错误观点，他对俄国革命力量的错误分析，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正确的了解和研究，还没有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同这种情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主要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作宣传和解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通过重大的革命运动来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初曾出现过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它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当然不可能指望他通过这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向俄国人民正确宣传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中国早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前已经有不少中文书刊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思想。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马克思和“万国工人总会” (第一国际)的活动等，已经屡有提及。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经济上的落后，本身还缺少开展工人运动和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条件，一些人虽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弊端，追求理想的社会而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但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社会主义还只能是一种空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不能把这些情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马克思的名字为中国人民所了解，中国人开始知道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异端邪说”存在，这就不能不使人们的眼界有所开阔，思想有所打开，使更多的人也想从这种错误地介绍过来而又远非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找答案、寻出路，对它进行探讨和研究。这种情况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确实在思想酝酿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传播，是在世界革命形势暂时处于“和平”时期，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则是在世界形势酝酿着和爆发着一场革命风暴的时期。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和帝国主义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俄国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等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验证，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中国，从开始传入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只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短促的时间，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冲击着中国的大地，没有给“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产生合适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前，思想界那种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非科学的介绍，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介绍注定是短命的，是必然要在帝国主义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实践面前破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优点。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优点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在20世纪初中国人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思想、著作，但是，作这种介绍的不是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由于各种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只能是零星的、片断的、肤浅的，并且往往是歪曲的，从20世纪初叶，经过辛亥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人用节译或转述的方法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始终还没有一本著作被完整地翻译过来，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篇幅不大而又十分重要的著作，也只是各种不同的节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无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本来面貌，也难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影响甚微，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人还不可能从书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像西欧和俄国那样。也可以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重大的革命运动，才能使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有新的觉醒，才能使一贯从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就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经历，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决心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他在1918年初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即致力于把图书馆办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期刊。1919年初，他又以《每周评论》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新纪元》一文，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它使生活在黑暗的中国的我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李大钊在这里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世界观，能“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有变革世界的巨大作用。他全力以赴地承担起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他一方面积极筹划为《新青年》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准备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另一方面他又在《每周评论》上组织发表《共产党宣言》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几段重要译文，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提供理论武器。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夕，还不到两年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不仅介绍、论述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大为增加，而且在内容上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倾向也比较突出，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凡此种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世界观正以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在中国开始传播，而促进这一传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十月革命的影响。
【1】《列宁选集》，3版，第2卷，2～3页。
【2】《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
二、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直接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仅仅两年时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当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研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这些先进分子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它特有的性质和特点表现了自身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相结合，导致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多的追求真理的人们重新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在传播的开始——五四时期，而且反映在以后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还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李大钊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即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浪潮联系起来，认为德国战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庶民的胜利”【1】，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甚至一贯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的蔡元培，也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上两次发表演说，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与此同时，李大钊又和陈独秀联合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一新的期刊，宣传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宣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改变了过去《新青年》不评时政的错误做法。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的结合，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在思想舆论的准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爆发的，是一场规模宏大、旗帜鲜明的学生运动。伴随着这一场运动的是思想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和探索。仅仅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各种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就达四百多种，各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之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也在这种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舞台上。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积极宣传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史观。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密切结合的情况下，五四运动克服了它发展初期的弱点，逐步从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工学商联合的群众运动，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把这一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新的高潮。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又成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本性和社会地位，它的阶级利益和愿望，使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社会阶级。恩格斯在1886年说过：“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8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中国人民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提高，从而把五四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不断产生丰硕的革命成果。在五四运动初期，主要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奴颜卖国的北京政府，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随着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斗争就发展成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了。在五四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而随着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一认识又促进了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以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五四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理论出现的，而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实际斗争中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应当走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历史表明，上述五四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世界观日益深入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在书斋里、沙龙里，也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和空谈中，而是同革命实践、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时期传播的这一特点，也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在中国民主革命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策略的制定，群众运动的发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还是革命战争的组织和指挥，对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的分析，等等，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各个领域内的传播、运用和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这一特点，是正确理解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世界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人心的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另一方面又是群众队伍日益扩大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群众投入革命中来，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标志着日益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胜利。
【1】《李大钊选集》，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同上书，117页。
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同学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适用的科学的世界观，从它产生到传入中国前已经经历了大约70年的历史。7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所认识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十月革命所经历的70年的发展，既包括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基础和创建体系的50年，也包括它的伟大继承者列宁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20年。在前5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实践，即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这两次革命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从各个方面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使其达到了更为完善、更为系统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从1847年至1852年系统地总结并科学地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是在两次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资本论》的创作，具体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使唯物史观从科学的假设成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恩格斯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不仅从多方面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用军事斗争的艺术武装了争取解放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详尽的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上述水平，为被压迫人民提供了一整套进行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也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给正在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以科学的理论武器。
在后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作为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新贡献。其中对中国革命有直接意义的，首先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从哲学上、从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上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思想，阐明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本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其研究方法则是根据具体条件作具体分析、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这一理论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向各国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满信心地发挥高度的主动性去冲击旧世界。最后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比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实践所作的哲学概括，吸引着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者，也直接鼓舞着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总之，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仅可以学到更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学到从建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再到夺取政权的一整套的革命经验，而且可以学到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哲学的新鲜经验，掌握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极为珍贵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十月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为中国人民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中国在十月革命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当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思想的中国人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出发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们所介绍的往往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节译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个人的评述和许多错误、歪曲。当时数量有限的读者，既不可能从中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本来面貌，更不可能系统地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为自觉的斗争。中国开始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怀有浓厚的兴趣，力求用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有它的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也有它的继承人列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密切结合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有关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几段译文，并旗帜鲜明地把《共产党宣言》介绍为“新时代的文书”。随后，有关《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在不少期刊和文章中陆续出现，译文从片断到整章、到1920年第一个全译本出版以至再版，给广大革命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的世界观，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正如列宁指出的：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因此，《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虽然也是这部著作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但是首要的、贯穿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列宁哲学思想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有更直接的意义。列宁主义哲学的时代特点，是对直接提上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哲学上作出说明和分析，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迫切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是对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因此，列宁哲学思想对于正在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法的先进分子就特别亲切，他们从中可以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所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经验，也可以从列宁的阐述中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的理解。
列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时代特点，就是针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发动的进攻给予有力的还击。他说：“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1】因此，学习列宁哲学思想，可以直接掌握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排除干扰，而且可以学习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抵抗能力。
列宁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这种作用，自然要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欢迎和重视。1919年9月，北洋军阀段祺瑞就极其恐慌地发出所谓“训令”，说什么“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旋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细亚等，自应严密查禁”云云，并于1920年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列为查禁书刊，妄图阻止其传播，扼杀其影响。但是，恰恰是这些被严密查禁的禁书，正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任何人也封锁不了的。自从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开始，列宁的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就有《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文章就更多了。
在中国首先传播的一批列宁著作，其内容大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反对修正主义及其哲学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表现出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的倾向，一开始就较少受到修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这是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学习列宁哲学思想分不开的。
【1】《列宁选集》，3版，第2卷，282页。
四、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和研究唯物史观的原理相结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热烈探索和讨论中进行的。这种情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是颇为相似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社会的重重矛盾和千疮百孔促使人们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案，着重研究唯物史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投身于社会生活，作了这种探索；当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英勇地投身到变革旧世界的斗争中去，把唯物史观的研究放到突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是通过批判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宣传唯物史观而实现的，而真正从俄国的国情出发，从思想上彻底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列宁。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社会生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传播和发展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就是通过讴歌十月革命，走十月革命照耀下的新人生的道路，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
如上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固然有它同欧洲和俄国类似的方面，但在探索改造社会和研究唯物史观方面，也有它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在探索改造社会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造社会的思潮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学说和流派。这股庞杂的思潮既有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还有18世纪西方启蒙学派的思想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主义等，甚至还有改头换面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这些名目繁多、内容各异的思潮，都试图对未来社会提出自己的设想，而这些设想由于各种偏见和局限，最多也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而且提出的办法也是软弱无力的，什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什么“改造人种”、“儿童公育”、建立新村，等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旧社会的基础，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摆脱旧社会的困境。可见，这种愿望和办法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发展趋向，因而越是美好和善良，就越是空洞和无力，越是不切实际，越是毫无希望。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为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总是同一定时代的实际任务联系着的。既然对改造社会的探索成了五四时期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当然应当面对现实，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作出回答。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能不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唯物史观的研究首先是同当时新思潮的唯心史观针锋相对的。如前所说，新思潮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真善美的“理性的王国”，而把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归结为精神和思想的变动、人性的复归等。这种唯心史观把人们禁锢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在种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唯物史观的研究恰恰起到了解放思想、正视现实的作用，把社会改造的探索引向正确的道路。例如李大钊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唯物史观的论文，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一类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1】。
唯物史观的研究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五四以后李大钊发表的著作中有突出的反映，其他人的一些著作也表现了这种倾向。1919年11月，广东的杨匏庵就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千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与此同时，北京《晨报》副刊还译载了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介绍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甚至有一些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当时胡汉民就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文章。尽管他由此对社会主义作出的解释，如他所宣扬的“阶级退让”的“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的介绍和研究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还是有利的。
唯物史观的研究通过五四时期几次争论而更加深入了。五四时期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这三次较大的争论，一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外国资产阶级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的突出地位。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由于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讲学和他的学生胡适力图用实验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挑起的。而应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所凭借的理论武器则是唯物史观。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还强调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阶级竞争说，认为这一理论如果不予注意，不去运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为之捧场、他们共同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联系在一起的。还击这一挑战的有陈望道、李达、陈独秀、邵力子等人。他们针对罗素、张东荪、梁启超歪曲社会主义的言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社会革命的思想，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继续推向深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市场，同时这种思潮又有较长的历史，并且早在20世纪初的法国和日本就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诚然，这种思潮在十月革命前，在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十月革命后其主要锋芒则指向革命，指向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表现为左的姿态，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实质也是反对唯物史观，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这场争论必将使国家与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三次战斗，都还是传播初期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绝不会在初次交锋中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在初露锋芒时就压倒一切。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在斗争中对某些理论作出更清楚的解释，被更多的群众接受，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则是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毛泽东曾经有过正确的评价：认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 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2】。
【1】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10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