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有它自己的历史。中国，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使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又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尤其应当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一项重大的课题来研究。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努力学习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日益高涨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

某种哲学思想传入一个国家，并在这个国家传播和发展，不是偶然的，都有它一定的根据和条件。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之所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并能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同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迟缓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1】。同这种封建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历史特点的哲学思想，以它特有的范畴在长时间内发展并延续下来。突破这种状况，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由于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这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又相继效尤，以炮舰外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此，中国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门户开放，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主权遭到践踏，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历史的这一转折，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变化，是人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基本出发点。面对着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固有的各种哲学思想已经承担不了这一严峻的任务，它们在新出现的情况面前或摇头叹息，或惊慌失措，在认识国内外现状上提不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更谈不上制定改变这种现状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不论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也不能起到帮助中国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

例如，鸦片战争后一度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力图摆脱东汉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那种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的束缚，使自己的研究比较切合实际。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就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在哲学上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孟轲的先验的性善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那种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唯心史观都有所批判。这是和他在政治上揭露封建社会、要求变革现实相一致的。他在1839年写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2】，就是他的上述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鲜明的反映。但是，龚自珍毕竟还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封建社会“炼石补天”，寻找“起死回生”之术。因此，他在批判天人感应论的同时，又把天人之间的沟通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他在批判先验的人性论的同时，却又强调圣人的“先觉”，强调他们可以“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3】，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在宣传历史的进化思想、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的时候，又强调事物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所谓“体常静，用常动”【4】，并宣扬“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5】的历史循环论。这就使龚自珍对现实生活陷于绝望、无所作为而终于在晚年成了佛教的信徒。

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历史带来的深刻变化，从而在政治上提出了反对侵略、要求改革的进步主张。这是同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密切联系着的。魏源在知行关系上继承王夫之、颜元的“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行”在“知”先，“知”由“行”而来，强调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6】，否认有超经验的“知”存在。他在历史观上也提出进化的思想，“变古愈尽，便民愈甚”【7】，反对复古倒退的论调。但是，魏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还迷信宗教鬼神之说，认为“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8】，肯定鬼神之说在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王法上有特殊的作用。他的历史进化观点也是在肯定“道”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的，而魏源所谓的“道”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纲常关系。因此，他的社会改革的思想毕竟是有限的，只能是对封建制度的修补和改良而已。

龚自珍和魏源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许多先进人物所面临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1814—1864)，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凶狠残暴，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农民群众的贫困痛苦，这一切对洪秀全的思想都有着深刻的感染和影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形成时期，更谈不上传入中国的情况下，洪秀全能够从西方接触到的也只是基督教教义之类的思想而已。诚然，基督教是作为一种侵略工具传入中国的，但是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民，无论从思想或从感情来说，都深受宗教的影响，从而使洪秀全能够利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建立“拜上帝会”这样—种带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组织，并发动农民革命运动。正如恩格斯在分析欧洲中世纪情况时指出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9】洪秀全借以动员农民群众向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正是以宗教为外衣，以实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等的社会为目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是同当时农民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同他们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对革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相适应的。因此，它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的空想，也恰恰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弱点。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上的革命思想，根本不可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归于失败，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加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出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的年代的康有为(1858—1927)，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不仅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思想，而且把改良主义思潮直接转向实际的变法维新运动。维新派在运动中组织团体，创办报纸，发表文章，提倡新学，设立学堂，开展各种变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时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共同心声。但是，他们的维新和学外国，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恐惧，这就使他们的改革只能是带有温和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种软弱的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下，其领袖人物只能落得个流亡国外或惨遭杀害的下场，使得改革以短命夭折而告终，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他把儒佛两家的哲学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人性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最后在他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中反映出来。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既是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反映，也是他目睹资本主义危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的反映，是他集中国和西方的一切美好设想而描绘的一幅理想的蓝图。他设想这种“大同之世”，一切财产“皆归公有”，“人皆平等”，“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等等。可以说，这种设想越具体，其事实的根据就越不足，其不切实际的方面也就越突出。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0】康有为为达到这种大同世界而提出的道路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从唯心史观出发的。他根本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离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地把实行君主立宪、实现超阶级的“去苦求乐”作为达到“大同”的必由之路。显然，这是一条不触动原有统治、不改变国家阶级实质的改良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1】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从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转而成为一个反动的保皇派，绝不是偶然的。

直接参与康有为变法维新运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严复(1853—1921)。他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译成中文著作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在维新运动中主张效法西方，提高民权，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还通过介绍生物进化论，宣传“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但是，严复并没有根据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得出相信群众和废除封建君主制度的结论，他仍然认为人民不能自治，需要“圣人”去“开民智”，把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身上。严复也没有看到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他用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简单比附当然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严复虽然承认历史要“变”，但这种“变”既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革命，那就只能是一条排斥质变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种庸俗进化论和社会改良论的思想，必然同日益发展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要同旧学相妥协，向封建主义倒退。严复在晚年完全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把希望寄托于复辟，说什么“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12】，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康有为是大体相同的。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反对五四运动、支持封建复辟的顽固派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前仆后继。由义和团运动形成的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是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他在早期曾上书李鸿章，力求仿效西方，实现资本主义改革。当这种上书游说活动四处碰壁后，他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建立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随着改良派在戊戌变法中的失败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才出现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而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才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思想分歧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步加深到公开论战的过程。最初，孙中山曾幻想过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救国”，但是这种幻想随着改良派日益嚣张的保皇和反对革命的活动也就“烟消云散”了。孙中山从事实中看到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王朝更甚。深刻的思想分歧要求划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于是一场公开的论战在孙中山等人的推动下广泛展开了。

20世纪初展开的这场大论战，是围绕着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进行的。革命派在论战中所凭借的武器，是废除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土地国有。这场论战对于旧民主革命的高涨、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学说也是通过这次论战系统地提出来的。孙中山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三民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族封建贵族统治而提出的，民族革命就是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的的；他的民权主义是针对封建帝制而提出的，民主革命就是以反对帝制、建立民国为中心口号的；他的民生主义是针对社会状况而提出的，社会革命就是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但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也不可能解决反帝反封建这样两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旧三民主义的这种根本缺陷，孙中山是在不断失败、不断探索中逐渐认识的，而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当然，就世界观来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差别是不应忽视的。

孙中山在世界观上推崇进化论，而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识论上注重事实和经验，但他的“知难行易”说又割裂了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存在着二元论的偏向；在历史观上提出“民生史观”，表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却又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陷入唯心史观。这一切，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矛盾以及处在这个矛盾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完成了他所肩负的引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使命，而他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则理应由后继者及其新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一点不可以苛求于前人。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历史过程来看，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3】这种历史情景说明，鸦片战争后，不仅中国内部已经孕育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了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客观条件；同时前后相继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越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找出路，作新的探索，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己亥杂诗》，见《龚自珍全集》。

【3】《语录》，见《龚自珍全集》。

【4】《壬癸之际胎观第七》，见《龚自珍全集》。

【5】《壬癸之际胎观第五》，见《龚自珍全集》。

【6】《默觚中·学篇一》，《古微堂内集》卷二。

【7】《默觚下·治篇五》，《古微堂内集》卷三。

【8】《默觚上》，《古微堂内集》卷一。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与熊纯如书》，载《学衡》，民国期刊，第13期。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9页。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世界、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和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斗争的方向和胜利的希望。十月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伟大胜利。这对于历尽千辛万苦、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奋斗的人们，又是一个巨大的启迪，推动他们去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革命的浪潮日益波澜壮阔。从1918年到1919年，芬兰、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爆发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日本、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罢工浪潮也日益高涨、蓬勃发展。各国工人阶级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印度、朝鲜、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越南、菲律宾、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了世界革命的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而且苏维埃政府迅速地宣布废除奴役东方人民的条约，也使中国人民直接感受到十月革命的成果和革命友谊的珍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

在中国，对十月革命及其经验感受最深的是一些正在寻求革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介绍和讴歌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了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的出路，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一叶惊秋的梧桐叶、势不可当的革命潮流，认为其结果必是赤旗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李大钊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后世界新形势的认识，反映了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尝试，也给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当时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也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这种新的世界观考察和研究现实问题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骨干陈独秀，也是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他们在中国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是一帆一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既要同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潮作斗争，又要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作斗争。

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对这种思想及其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当时，这一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思想内容，对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它们的工具——旧文学和文言文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一运动在思想上直接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恢复帝制和尊孔复古的逆流。可以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还只是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以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来说，他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坚决的、勇敢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文化却作了过高的估计并过分地崇拜，在政治上仍然超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甚至还提出过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和国民党平分政权的错误主张。【2】这当然不可能给新文化运动指出明确的方向。而且由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地把封建道德归结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看不到封建道德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经济制度，当然也就不能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作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作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反对封建思想方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还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后，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成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这些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于是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并有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干，从而改变了前期新文化运动软弱无力的状况，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觉醒。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只有真正觉醒了的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革命运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成熟而爆发起来的。五四运动以爱国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开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新觉醒的重大标志。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及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五四运动的胜利则必然会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4】可以说，五四运动本身表明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正在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它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折点。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0页。

【2】参见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3】《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5页。

【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99～700页。

三、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由五四运动而带来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反映在文化思想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运动交替的时期。这种交替集中表现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表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热烈争论和探索上。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开辟了对另一个世界和社会制度、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怀疑，失望直到逐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成了时髦，成了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中心，成了公认的新思潮。

但是，这种新思潮并不单纯，而是包罗了极其庞杂的内容，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甚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原则，以及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杜威、罗素、柏格森、尼采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都被视为新思潮而进行研究和议论。

面对着这种纷纭庞杂的新思潮，当时正在热烈探索改造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寻求真理的青年，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态度怎样，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同样不能离开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特点。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大多数青年的思想还没有明确的信仰和观点，还处在不定型的状态。他们对各种思想学说和社会主义流派还在进行讨论、比较和选择。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邓颖超在回忆五四运动时也谈到类似的情况：在“觉悟社”中社员们谈论着各种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只是“同情”和“憧憬”。【2】瞿秋白也回忆过当时对社会主义讨论的情况，是“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3】。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大多数青年对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流派往往莫衷一是，总想兼收并蓄，吸收各家之长，构制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新青年》在1919年12月的一个宣言中写道：“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4】这一蓝图既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当时所追求的只能是综合一切美好愿望的“理性的王国”。而这种，“理性的王国”，早在历史著作中就出现过。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5】 。当然，时代不同了。五四时期的“理性的王国”，虽然还不免带有空想的色彩，对中国的现实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毕竟反映了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包含着向旧制度、旧思想的冲击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广大青年日益从国内外的斗争中看到工人阶级的重大作用，从而逐步抛弃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转而鄙视知识分子，崇敬体力劳动。这种思想以及对所谓“知识阶级”的谴责，虽然失之于偏激和幼稚，但在当时对于揭露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对于认识劳工阶级的作用，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认识不可能真正揭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根本原因，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解决劳动问题和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

从上述新旧交替时期的思想状况来看，改造社会的探索虽已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处在朦胧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改造社会的方案还是众说纷纭，抓不住根本。所有这一切，说明转折时期极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把各种思想统一起来，也极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从而才能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尽管五四运动后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刊还不很多，直接翻译过来的原著尤其不多，不少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偏见，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作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涌现出一批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在各地诞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用各种形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既使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从组织上来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完成建党任务的标志，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来说，只有在一年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才算圆满完成。尽管这一民主革命的纲领还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然而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说明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注意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和提高。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是从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运动，发展为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群众变为工人群众，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诞生的。而上述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着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深入的标志。

【1】转引自李新等主编：《伟大的开端》，1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352～3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3】《瞿秋白文集》，第1卷，23～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4】《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56页。